从１９６７年下半年到１９６８年底，广西全境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残杀无辜民众达十万以上。大屠杀的元凶是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文革”当局。大屠杀后，为开脱罪行，他们又极尽能事以掩盖大屠杀的真相，对敢于揭发大屠杀事实的人进行无情镇压以及种种迫害。

有关韦国清等广西“文革”当局镇压大屠杀揭发者的罪恶，罕有撰文给予历史的清算。本文引用数例略作叙述。


一   处决揭发大屠杀的第一勇士周家潞

   广西自治区交通厅公路局青年技术员周家路是第一个因收集揭发大屠杀事实而被处决者。此事发生于１９７０年，为笔者所亲闻亲见，近年来为周家潞事件又多方寻找知情者了解。
   周家潞，四川人，广西交通厅公路局青年技术员。据认识他的人最近告诉我，周家潞身材高大，是一个待人诚恳的老实人。１９６６年“文革”之初，他是保区党委的官办群众组织“赤卫队”的队长，后来，他加入“四二二”一派，当了交通厅“四二二”的头头。1968年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他作为“四二二”一派的代表，被“推选”为交通厅公路局“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的成员。在出差过程中，他接触到各地众多有关大屠杀的情况，并收集整理了大量有关大屠杀的材料。
    关于他“东窗事发”的过程，五十年来，我从没停止过调查了解。我所掌握到的说法有三种。其一是１９７０年初听到的，为交通厅一位朋友所说的。他说，当时周家潞认为大屠杀仅是各地所为，自治区当局不知情，便把整理好的材料交交通厅军代表转自治区革委会。在上交的材料中，他愤怒地谴责说，这种大屠杀是“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周家潞不了解广西“文革”大屠杀的内幕，太过天真，误投罗网了。其二，我最近偶遇一位广西交通厅退休干部，他告知我的内容又有所不同。他回忆说，周家潞是在整理大屠杀调查材料时，被某人发现，受此人指责。周家潞不服，与其争辩。此人便向军代表举报揭发了周家潞。这个揭发者把周宾潞推上了死路。其三，是与我一起调查周家潞事件的朋友老张前些日子来电话告诉我的。老张说，他的一位亲戚一直任职广西交通厅，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时，负责周家潞案件平反工作。他说，周家潞对大屠杀事件十分痛恨，愤笔疾书，写下了“打倒某某某”，军代表要他改变观点认错，并说，只要改变观点，可免一死。他当即表示宁死也不认错，材料中的一个字也不改。死刑判决书下来后，问周家潞还有何要求。周家潞回答的是，我没有什么其他要求，只想洗个澡，清清白白做人，也要干干净净的离开。这位真正的知情者虽没有谈到有关周家潞被捕的细节，但却让人们知道了周家潞为揭露大屠杀的真相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1970年2月28日，南宁市革委会在南宁市体育场举行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3月1日，《广西日报》头版整版作了报导，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消息报导和评论员文章都强调指出，这是一次专门判处“现行反革命”的大会。周家潞就是在这次公判大会上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的。
    我参加了公判大会，目睹了当时的情形。周家潞是第一个被宣判的。他被五花大绑，双臂反捆在背后。由于距离远，我看不清周家潞的脸部表情，但只见他挺拔站立，突显了他宁死不屈的形象。当宣读死刑后，他拼命挣扎要张口叫喊，但即被石灰堵塞咀巴，其状痛苦万分。
    公判会后，我见大街上到处贴有判决书，周家潞也是被判决名单中的首榜。其中罗列了他一系列的“罪名”，诸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新生的红色革命政权”等，用一些空洞的政治帽子作为罪名，以杀人，也是当时广西常见的事情。

二， 判决南宁革委会常委梁柏松十五年徒刑

梁柏松，南宁标准件厂工人。1968年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他被广西“文革”当局选中，当上市革委会常委。其实，梁柏松“文革”中是广西“文革”当局恨之入骨的“广西南宁工总”的风云人物，与“工总”头头熊一军齐名。“四二二”被武力镇压下去后，熊一军锒铛入狱，梁柏松却“荣登”市革委常委之列。

“文革”中，中央规定，“革委会”要“三结合”，由革命干部、军代表和群众组织三方面人员组成，而群众组织必须是二大派的代表，不能一派掌权。1968年7月25日晚接见广西军队“支左”干部和两派代表时，周总理再次强调，“广西无论如何一派掌权是不行的”。

广西“文革”当局，对中央和周总理的指示，阳奉阴违，用武力镇压“四二二”后，各级革委会，全是“联指”一派掌权。为装门面，蒙骗中央，在革委会中塞进个别“四二二”成员，充当摆设和傀儡。被他们选中的，多是胆小怕事者，也有少许“反戈一击”有功者。

就梁柏松的为人来说，他不怕事，也不胆小，更不是为开脱自已而嫁祸于人之辈。把梁柏松推入市革委常委，是那些“文革”当权者看走了眼，选错了人。

梁柏松，朴实忠厚的工人本色，平日上班干活，养家糊口，不问他事，“文革”初期，一天晚饭后，在厂内闲逛，见工友们在写厂长大字报，众人让他签个名，签名处密密麻麻的签满了，无从下笔，他便把名字签在大字报顶端。后来，厂当权派反扑，说粱柏松带头“造反”，对他进行批斗。这样一来，梁柏松真的“被逼上梁山”，成为了工人造反派的头头。他与熊一军等组织“广西工总”，参加“一月夺权”，一度还掌管广西区党委的大印章。

“一月夺权”时，南宁出现了胡乱游斗区市领导干部的现象。有部分人要游斗韦国清，梁柏松出面制止了。可能正是这点，韦国清“知恩图报”吧，让梁柏松当了个市革委常委。

当上了市革委常委的梁柏松，原“四二二”派中有人骂他是“叛徒”，熟知梁松柏的人，却相信“常委梁柏松”还是那个有血性的梁柏松，许多死难者家人，给他送上控诉材料，盼梁为他们申冤。面对一大堆满纸血淋淋的控诉书，梁柏松惊呼广西大屠杀“血流成河”，他决定亲自上京向中央递交材料。

他上京告状的决定，被人告密了。当他携带大量材料只身到达北京火车站时，广西当局派出的跟踪者立即把他绑架押回广西，一到南宁火车站，大批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已封锁了现场，梁柏松当场被五花大绑押走。由“位尊常委”而沦为阶下囚的梁柏松，在羁押期间被严刑拷打，还被四处游斗，受尽凌辱。

当时，广西当局正处于疯狂镇压赴京上访的死难者家属而又遏制不了上访潮的窘境之中，他们即行把“常委梁柏松上访”作为大案要案，从快从重处置，以“现行反革命罪”判梁柏松十五年徒刑，企图借此对上访者加大威慑力度。梁被判刑后，多年仍被关押在南宁市公安局看守所，然后转押鹿寨监狱，再转到柳州英山监狱，对梁柏松的监管一直没有放松。

将梁柏松判处徒刑后，丧心病狂的广西文革当局还加害于梁柏松的家人。在梁的家乡贵县（今贵港市），梁的老父亲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家属被公开批斗，当场被木榔头打死，梁的弟弟则被游街示众后，推入江中，幸好被随尾而来的梁母救了，要不也淹死江中。凶手们还扬言要让梁家“斩草除根”，准备对刚好住在家乡的梁的两个孩子下手。迫得梁家的亲戚分别携带孩子四处躲藏。

　　　　　　　　　　　　　　　　　　　　　　　　　　　　　　　　　　　　　　　　　　　　　　　　　　　　　　　　　　　　　　　　　　　　　　　　　　　　　　　　　　　　　　　　　　　　　　　　　　　　　　　　　　　　　　　　　　　　三，　镇压桂林“８２０”大屠杀真相的揭露者

　　（一）有关“８２０”事件

１９６８年“七三”布告公布后，黄永胜、韦国清密谋内定广西“四二二”为“反革命组织”。8月初，黄永胜主持广州军区衡山会议，制定武力镇压广西“四二二”的计划。

在南宁，以镇压“反共救国团”的借口，他们用武力消灭了居于弱势的“四二二”。桂林两派中，“桂林老多”（“四二二”派）居优势，不能用武力直接剿灭，他们则以阴谋实施杀戮。先是用地、市革委会、警备区联合署名发布公告，以贯彻“七三”报告为由，要求两派上交武器和拆除武斗据点。在诱骗“桂林老多”交出全部枪枝弹药、放弃所有武斗据点的同时，“联指”武斗队伍则改头换面为“工人纠察队”和“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派性武装，人数扩至上万。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０日零时开始，在驻军的配合下，“联指”万人武装在桂林市和桂林地区十多个县内，同时开始血腥大屠杀。史上称之为桂林“８２０”事件。

据官方档案记录：

“在整个“８２０”大屠杀中，桂林市和桂林地区，有８０００多人被杀害，受到被抓捕关押毒打抄家和批斗等残酷迫害者，则不计其数。”

“８２０”大屠杀是先诱骗后杀戮，广西“文革”当局背信弃义的无耻和灭绝人性的凶残暴露无遗；同时，大屠杀实施过程，广西“文革”当局的高层策划和指令，都是层层公开下达的，韦国清等作为大屠杀的元凶也是公开的祕密。正如张雄飞所言，桂林“８２０”是广西“文革”大屠杀中最典型的事件。

这种赤裸裸的大规模屠杀，不但难平“桂林老多”成员的愤恨，也不为“联指”成员有良知者所认同。再有当时的中央从没定性“广西422”为“反革命组织”，即使是《七三》布告，也只是用于制止武斗，并没有给予武斗停止后杀戮报复的权力。韦国清等既向中央谎报军情，又背着中央滥用权力，杀人成千上万，这同样也是当时的中央所不容。事后，中央曾多次要韦国清等如实上报广西“文革”中死人情况。这很明显，对韦国清等的所为，中央是要追究的。

所以“８２０”大屠杀过后，为掩盖大屠杀真相以开脱罪行，韦国清等把“８２０”定性为“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韦国清等用栽赃手法，把与他们共同策划“８２０”大屠杀的黄永胜说成是“四二二”的后台，说什么广西死人多，是黄永胜支持“四二二”挑动武斗所致。他们摇身一变，由黄永胜的同谋成了“反林彪集团”的英雄，“８２０大屠杀”随之成为“反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革命行动”。

韦国清等对敢于揭露“８２０”大屠杀者，一律加以镇压，对于质疑“８２０革命行动”者，从来是打压迫害不停。

（二）判处揭露“８２０”屠杀的张雄飞等徒刑

　　１９７４年初，桂林张雄飞等一批人贴大字报，用事实去揭露“８２０”的大屠杀真相，并直指韦国清等人是大屠杀的后台。

由于张雄飞等人公开挑战广西文革当局的底线，否定“８２０”的所谓“革命行动”的定性，广西文革当局的第一反应是把“张雄飞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韦国清并视之为“广西阶级斗争的重中之重”，指令成立百人专案组，驻桂林市立案处理。

“张案”，自始至终由广西“文革”当局直接掌握，先是韦国清定性下令逮捕，韦国清调广东后，对“张案”的量刑判决，则由一把手安平生直接拍板。

　　１９７５年初，韦国清下令逮捕张雄飞。 张雄飞等共二十四人先后被捕。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６日，桂林市召开五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宣判龚志明、张雄飞、许瑞林、黄锦祥等三人判处死缓、无期等徒刑，以后又有六人被判徒刑，并在全市轮流批斗。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关于龚志明、张雄飞、许瑞林、黄锦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材料》中，指控张雄飞等人反对韦国清和否定“８２０革命行动”的“罪行”。

　　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倒台后，广西“文革”当局又变换花样，给已被判刑收监的张雄飞等添加新的罪名。韦国清在广东把“李一哲”作为“四人帮”在广东的“社会基础”，准备重判。在广西，安平生等与之遥相呼应，把张雄飞等人定为“林彪和‘四人帮’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

广西“文革“当局区发文，把张雄飞等的活动被说成是“‘四人帮’插手广西的严重‘反革命’事件，是‘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份”。

　　１９７７年1月，桂林市公安局的发布《张雄飞案件犯罪材料》的第二版。材料中再次强调的是张雄飞等人攻击“落实‘７３布告’的‘８２０’革命行动”的罪行。《广西日报》在系列评论中，毫不掩饰他们在揭批“四人帮”中的真实目的，就是通过继续揭查张雄飞案，以“巩固‘８２０行动’的成果。”

广西帮派当局利用揭批“四人帮”运动，把“张案”当作政治批判的靶子，并借此加大打压张雄飞等的同情者和对“８２０”大屠杀不满者。

（三）对不认同“８２０革命行动”者的迫害

从一九六八年开始，韦国清帮派政权在桂林年年搞什么有关“８２０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的“教育”，年年强制干部人人表态，认可“８２０”是革命行动。反对“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者，被作为“反革命”，受到批斗。

原桂林市长冯邦瑞因为反对“８２０”大屠杀，受到残酷的迫害，被关押达十年之久。

广西帮派当局利用揭批“四人帮”之机，在桂林开展所谓的“三清查”运动，清查的对象不是“四人帮”，而是与冯邦瑞，张雄飞等“反革命分子”有牵连的人和事。从市革委会委员到科局级领导干部层层办学习班，揭发斗争有反对“８２０革命行动”言论的干部，对清查重点对象，进行轮番批斗，如市委工交部部长王建耕等，原来是“联指”一派，就因不满强迫表态，凡办班就受批斗。

当时，市委书记钟枫不同意搞人人过关的所谓学习班，广西区党委书记赵茂勋马上把钟枫调离桂林，继任的书记郭鹏也是同样原因被调离，据钟枫所说，因反对人人表态的做法而被调离的市委书记，包括他与郭在内先后有九人。１９７８年４月，广西“文革”当局发文，对钟枫等进行上纲上线攻击同时，要“从路线斗争角度去编统一认识‘８２０’革命行动的所谓重要性、必要性”。

他们还在全市开展全面清查、政治排队和“讲清楚”等活动，并把“８２０”的表态，作为入团、入党、转干、提拔、调资以及子女安排、就业、就学等方面的政审标准。

（四）死守“８２０革命行动”底线以作垂死挣扎

　　 从１９６８年“８２０”大屠杀起，直到１９７８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广西“文革”当局一直镇压“８２０”大屠杀的揭露者，对不认同“８２０”是“百分之百革命行动”的人们从没停过打压，迫害手段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按中央部署，“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在全国展开，但广西军区、区党委和桂林地、市委、军分区，仍在坚持桂林“８２０”事件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强硬表态，还扬言谁反对“８２０”行动，谁就是“反革命”。当中央介入了“张案”的处理时，最高法院院长江华亲到广西，要广西高院平反“张案”，并以无罪释放张雄飞。但广西当局一把手乔晓光拒不接纳最高法院的意见，仍以“反革命罪”改判张雄飞有期徒刑８年。在他们看来，为坚持“８２０革命行动”的定性，张雄飞的“反革命”帽子是不能脱的。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守住“８２０革命行动”这一底线，是为捂住广西“文革”大屠杀真相所作的垂死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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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帮派政权，是靠大屠杀建立起来的。为维护帮派统治，他们从没放松过对揭发大屠杀者的镇压和迫害，除决处周家潞、 判处梁柏松张雄飞等徒刑之外，他们在这方面的罪行，可谓数不胜数。如武宣县南下干部王祖鉴因向中央反映有关广西“文革”中杀人食人肉的事件，被广西“文革”当局残酷迫害多年，直到八十年代初，广西区党委书记赵茂勋仍扬言要给王祖鉴治罪。

广西“文革”当局，“文革”滥杀，弥天大罪也，残酷镇压揭露大屠杀者无数，罪上加罪也。

但他们终归是徒劳。一则，越来越多死难者家属赴京上访，终于惊动了党中央；二则，被镇压的大屠杀揭露者从没屈服过，他们一直在抗争，想方设法地把大屠杀的一些重大材料，通过有效的渠道上达中央。如王祖鉴１９７８年再度向中央提交有关武宣吃人肉的材料。《人民日报》把该材料全文刊登于《大内参》。又如桂林张雄飞在狱中坚持抗争，“张案”中提前出狱的李和平与之配合，把有关“８２０”大屠杀的材料和张案的申诉上达中央。李和平原是桂林“联指”的骨干，“８２０”大屠杀后，转而同情受难者，与张雄飞一起参与揭发“８２０”大屠杀的活动。

正是他们的不停抗争，中央掌握了广西大屠杀真相，派出强大的工作组到广西，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揭开了广西“文革”屠杀全部真相，大屠杀元凶们罪行的认定也成铁案，载入官方历史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