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营造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的气氛，公社要求大寨田工地红旗招展，遍插标语口号，山坡上也要设法弄上很大的字幅，以求远远就能看到的效果。从公社宣传队回村后，大队的牛书记把写大字的任务交给了我。

我在中学时代就是学校里的宣传骨干，高中时还担任了校团委的宣传委员，负责全校各班级及学校大门前黑板报，壁报的编写和组织工作。来到乡下后，这方面的才能得到进一步发挥，村里村外，大寨田上，到处都出现了我书写的大字标语。

不仅山上要写，村里也要写，村内的标语主要是写在沿街住户墙上的。首先队里让人将那些准备写字的墙壁粉刷成白色，然后我要根据墙壁的长度选择合适的标语，决定字体及大小。在墙上画出格子，用粉笔打出底稿，最后让别人用红色粉土涂描成大字。为了庄重和简单，字体一般选用黑体和宋体。每一幅标语都要几个人合作，费几天的功夫。这样写成的大字标语可以经风雨，保持很久。

有时村里为了应付开会或检查团来访，也要写一些宣传性的口号，那就用大字排刷沾上墨汁直接写在纸上贴出去。写这样的字不仅需要水平也需要胆量，因为一笔下去 写不好，这张纸就废了。我在中学时期有过无数次的锻炼，用排刷徒手写大字已经得心应手。扑开一张大纸，大体规划一下字的笔划，直接就写上去了，根本不用打 底稿。一张大纸只写两个甚至一个字，一幅标语就要用十几张大纸，哪一次都要写十幅八幅的。然而，这些标语几天后就风吹雨淋地毁坏了，消失了。在那个年代， 村里的小学生都穷的买不起作业本，写这样一个字的纸就可以做一本32开的练习本。可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到处都在做着这样劳民伤财的事，我就是其中的一位执行者。

大寨田上的标语不同于村内，因为那里的标语要经得起风吹雨打，还要求远远地看到。因此，马疃大队专门让人做了很大的木框，上面蒙上厚厚的塑料膜，然后在上面用红色油漆写上大字。为了醒目，每个字小的一米见方，大的有四米见方，那是我今生写过的最大的字。标语都是学大寨的内容，比如“农业学大寨”，“争当大寨县”，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等。一条标语写好插在地头上，一排上百米，很是气派。其实在当时我写的还不算最大的，有的村庄在山坡上用石头摆出的字有十几米见方，上面浇上白石灰，几里路外都能看得清。

2006年我第一次返回到大官庄，意外地在昔日知青组住过的房子墙壁上，发现了三十年前留下的两个大字，那是当年我写的一条标语的一部分。这所房子里原本住过十几位女知青，面向小院，背靠大街。不过草房顶已换成了红瓦，只是墙壁破损之处，显露出当年的土坯，说明的确是旧物。那是1977年春天，为了迎接参加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的代表来乡下参观，公社组织了一批人在公社和一些村庄的主要大道两旁，制作了一系列大标语，眼前这两个大字就是那个时期遗留下来的痕迹。

我凑近墙壁，仔细观察当年用红色粘土描成的这两个大字，希望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它们还能保留下来？我发现这面墙曾经用白粉粉刷和覆盖过，但白粉脱落，红色大字再次显露了出来。就这样，三十年来它们奇迹般地存在着，迎候着风霜雨雪和主人的回归。在自己的旧物面前，我感觉穿越了时空，内心不禁涌起一种酸楚和沧桑感。

岳飞有这样两句诗：“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怎么这么巧，也是三十年，难道三十年是人生中的一个轮回么？

原作于 11/20/2008 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