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这个词最早我是在识字卡上学到的。上小学前我有一盒识字卡，每张卡片正面是画，反面是汉字名称和拼音。“农民”那张卡的正面画一头戴草帽的妇女，一手挽稻穗，一手握镰刀。在识字卡里，“农民”和“工人”相对应，是同一类的名称，这类卡片里头还有“解放军”“教师”“学生”等。

然而“工人”以及其他词我们是一直使用的，“工人”很正面，“工人”就是工人阶级，顶天立地，工人里面不再有等级区分。但“农民”就不同。

尽管我很早就认识“农民”这个词，但在生活中却几乎没有使用过，直到文革结束。那时候，谁要用“农民”这个词，听起来会有点怪异，大家都用“贫下中农”，不说“农民”。“农民”这个词是中性的，没有等级之分。一般我们理解“农民”应该是指农村的劳动人民，当然不包括地主富农这样的剥削阶级。但“农村的劳动人民”中间也是有等级之分的，都是同一个阶级里的人，贫农要比中农等级高；中农呢，得分下中农、中农、富裕中农（上中农）。到了富裕中农，就基本属于比较不好的那种了。在小说电影里，“富裕中农”一般是自私自利，抗拒合作社，不时的再搞点投机倒把的那种落后分子，但归根结底还是人民群众争取团结改造的对象。

我祖上也是农村的，老家在无锡县硕放乡徐家偃村。五十年代土改，祖上传下来几亩水浇地，父辈那一代却没有一个留在家里种田的，兄弟仨学做裁缝，一个个离家出门去谋生了。爷爷忙不过来，家里的地包租给人种，土改的时候定成份，定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号，叫“小出租户”。父亲说这等同“中农”，大概相当于城里的小业主，比地主富农好一些，但绝比不上贫农成份来得高，如果再往下靠一靠，那就变成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了。

那时候一个人活在社会上一生要填无数的表格，生活中遇到大事小事都要填表，每张表上都有 “家庭成份” 一栏。我想发明这种表的人家庭出生一定是无产阶级没得怀疑。如果你家是在村里务农的，这一栏里是不可以填写“农民”的，必须写清楚是哪一等级的“农民”。“中农”这个成份填在上面不太好看，不如“贫农”来得理直气壮。也不知道父亲在填写这些表的时候是不是会感到尴尬。到了我这一代好了，不需要填爷爷的成分，否则我也会感到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我填父亲的成份，理直气壮的填“革命干部”，从小学一年级填到大学毕业，我都填“革命干部”。我跟“中农”没有关系。

我中学的班里有个同学爷爷是资本家，我不知道他填表的时候成份是怎么填的，是不是也填他父亲的职业？我从不去偷看人家的表格，填什么是人家的事，这一点我做的不错。

那些年大家都很看重家庭成份，夫妻吵架吵到快要相互动手的时候，就拿对方家庭成份说事，你家还是个地主婆，你嚣张什么？于是，那个地主婆的子女变得蔫蔫的，没了脾气。

社会上做啥都得过家庭成份这一关，选飞行员最严格，家庭出生是首要条件，得三代贫农。啥叫个三代？爹、爷爷、祖爷爷——往上查，一直查到你家清朝那一辈是做啥的，你服不服？（那时候鲜有三代工人的，清朝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产业职工）。成份不好的人不可靠，一上了天没准就开飞机颠了。

我学生期间也并非绝对不说“农民”，有一次我说到了这个词。那时我还在半年级，相当于幼儿园大班，老师带着我们一群小朋友走出园门，一个个手牵手走去槐古桥东边，参观农田。远远看见有人站在田头担水浇地，老师领着我们喊“农民伯伯好”。

尽管“贫下中农”这个叫法有点啰嗦，但大家都习惯了，叫起来很亲切。那时广播电台里有专门为农村播音的栏目，是用方言播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用上海方言播音是这样的：贫乌（下）中农同志们……

称呼这事到了文革结束的时候，我感觉有些别扭了，既然“贫下中农”就是“农民”，那为什么不简简单单就称“农民”呢？我试着在一些场合有意用“农民”这个词。开始，听的人连同我自己也是感觉有些怪怪的。后来大家都不说“贫下中农”了，这才觉得原来说“农民”也挺顺的。

关于称呼，顺便多说几句。改革开放前，大家都称“同志”，到外面跟陌生人问个讯：同志，请问……感觉特自然特上口。“同志”这个词在新社会很好使，连末代皇帝溥仪在家里喊他老婆都喊“李同志”。改革开放后，我上街或去商店问个事，试着用“先生、小姐”称呼人家，那时这称呼还没流行，我这样叫人家感觉自己特大胆、特有礼貌，也特新潮。后来整个社会也渐渐改过来了，没人喊“同志”，都用“先生、小姐”。至于再后来“小姐”这个词有了别的意指，被避讳了，“小姐”改叫“小妹”，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