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族成员里有一位曾参加过大串联，那就是我的小姨。

那是1968年的冬天，天气寒冷，屋外挂着冰凌，屋里滴水成冰，洗脸的毛巾冻的像一根木棍。那时小姨住在我家，一天她回来说要她去北京大串联。

小姨是我长辈里唯一的一个知识分子，书一直读到无锡师范，而我母亲是解放后扫盲运动中识字班里出来的。

小姨在锡师读书住校，两年后毕业，不回我外公的家，却回我父母的家里。那天上午小姨拎一个大网袋子，上楼进门，把网袋往地上一放，长长的舒出一口气，说这书终于读完了，好像卸下一桩沉重的负担。网袋是一只搪瓷脸盆、一只水杯、一条毛巾、一床被褥、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六十年代出版的汉语词典。那时候我家住在南长街日晖桥。

后来我家搬到沙巷，小姨也跟着一起搬过来。我舅婆死后，小姨就跟着我母亲生活。小姨只比我哥大几岁，常跟我哥打架，起因很简单，我父母不在的时候，小姨认为她是老大，喜欢管我们，我哥不服，三句二句吵不赢就动起手来。一次两人为抢一块生萝卜吃打起架来，把家里的一张小竹凳摔的稀烂。母亲回到家里，自然就成了仲裁人，两人争先告状，母亲总是站在小姨的一边骂我哥，偶而也站在我哥一边骂小姨的，于是小姨眼圈儿红红的躲在一边不吱声，那样子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那时候小姨已经是一名小学教工，论年龄也才二十出头一点，差不多就是个孩子，她的一切行为符合那个年龄的特征，正是贪玩的年纪。小姨去大串联，其实是想出去玩玩，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凭她那点工资和胆量，做梦也不敢想能到北京去。当然小姨不是一人行动，一起走的还有一帮年轻教工。那时候老师不教书，学生不上课，乘火车不花钱，吃饭还有地方专门提供，这样好机会谁会错过，换了我也得去。

小姨走了一段时间，大约是两周或者三周后的一个星期天，早晨全家人还没有起床，天气非常的冷，父亲把外墙的铁皮窗子关了起来，早晨的房间里面黑咕隆咚。小姨就在这个时候回来了，头上裹着头巾，鼻子冻的通红，小姨敲开门进屋，带进来一股外面的寒气。一家人都被惊醒了，父母裹着衣被起身，我们从被子里探出脑袋看。

小姨说了很多话，路上怎样艰难，火车怎样拥挤，北京怎样寒冷，到了广场好像没有见到毛主席，要不然我怎么没听她说起。现在我仍然记得的是小姨大串联回来，给我家带回来一只烧鸡，当时我还没有听过这个词，因此听成了“筲箕”。小姨除了买回来一只“筲箕”，还给我妹买了一件玩具：一只小小的电炉子，附带一套袖珍的铲子菜刀锅子，是过家家玩的。给我买了一套塑料的小扁担小水桶小草帽。给我哥买了什么就不记得了。那只电炉子应该是一件很时髦的玩具，那时候我家还在用蜂窝煤煮食。

这些玩具我们摆在桌子上，招来邻家的小朋友一起玩，一起过起了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