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后期，从学校毕业到厂里报到的第一天，接待我们的人事科科长就说：厂里来了太多的专科毕业生，科室已满，暂时没有位置，所以大家先要到车间去实习至少一年以上。                 

       我们的工厂大楼坐落在上海的市中心，是30年代的老建筑，有漂亮的外立面，我当时就幻想过这个大楼改用做宾馆也会不错的。 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每天，实际每个工人的工作量也就几个小时，虽然也是流水线操作 。余下的时间，大家就是磨洋工（聊天）等着下班了。

        擅长绘画的我，常常被厂里的团支书叫去负责做宣传栏的美术工作。那时我不是共青团员，接触时间长了，他就和我开玩笑：为何不是团员啊，是不是要做民主党派人士呀。‘民主党派人士’在当时是很时兴的名词。

       车间里大部分是年轻人，80年代社会读书风气盛行，厂里有很多人在读夜大，可谓人才济济。有一位D先生，他有些玩世不恭的样子。他那时已被厂里保送去全日制大学 （代培生）。据说，他连年考美院失利（因为文化课分），到了高考年龄的极限。

       我们当时是厂里年龄最小的一批人，常被团支书他们开玩笑地戏称为：童工。这个原本在小学语文课本里看到过的名词，用到我们身上，就变成了大家的哄堂大笑！团支书也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他好像是车间里民主选举出来的，当然，他严肃起来也是一本正经的样子。

        第二年，我被调到了财务科工作，算是用到了学过的专业。因为工作很忙，不再有机会和团委一帮人一起共事了，我的周围换成了一堆整天婆婆妈妈唠叨的会计们。

         在财务科工作了一年后，我终于认清方向，选择了考美院的道路。最后财务科里每天上演的谈资，终于使我无法承受下去，我选择了离开财务科，重新回到车间去。这样我的编制又回到了车间。

         车间主任把我安排到了进口生产线车间，我的桌子单独的在一个小角落里，也不分配我任何工作，任由我自由支配上班时间。这让我多少有些尴尬。

         原车间分布大楼里的上下二层，第一年我进厂实习的是楼上的普通车间，和我同时进厂的同学（不同专业）还在那里工作，楼下一层的就是进口生产线车间，是厂里唯一有空调的车间。这个进口生产线车间的产品当时应该是销路不佳的，但一直还是在生产着。生产线是国外厂家淘汰下来的。

        以前就听团支书说起过：原来厂里已经决定放弃购买这条生产线了，可因为原来的购买意向和一再推迟的信息，被上海的一家名报记者扑捉到了，结果记者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报道，把这件事比作为国营企业办事拖拉，效率低的例子。就这样，在舆论的压力下，厂里就决定继续引进这条国外的生产线。当时还来了一位亚裔外国工程师，来帮助厂里进行调试。在我进厂的第一年，那位工程师还在。据说，在中午休息时间他还会给车间里的年青人上英语课。

           被分到进口生产线车间，又没有工作指标，虽然，车间里别人的工作也不是很忙，但他们给我的这个照顾，多少变成了我的心理负担（其实上班时间也没有看进去多少书）。在有一次早上挤车上班迟到后，做考勤的组长提醒我说，只要我余下的几天不迟到，就可以拿到月全勤奖了。她好意的提醒，忽然，让我找到了减轻心理负担的方法，当时的月工资是分基本工资和奖金，那么我就故意多迟到几次，这样，我当月奖金就没有了，收入就比同龄人少了些。

         每天下班以后，我要么是去文化馆画画，要么是去进修学校补习文化课。

         那是1989年，出国留学正在兴起。厂里已有不少男青年自费去日本留学打工；我新结识的服装厂的美工朋友，决定不再参加高考，转而筹款申请去澳洲语言学校留学的事情；我初中的好朋友正好是在读大学的四年级，她的家离我家很近，在临近毕业的那段特殊的时间里，她不再总是住学校，有时会跑来我家，带来他们参加学校学生游行的事情。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下班后坐公交车去进修学校上课，晚上8:30下课后，马路上的公共交通却没有了。走到淮海路，马路中央满是人群和抛锚的横在路当中的公交车 … 那一夜，全市公交瘫痪，我和其他的行人，只得一路默默地步行回家.....

        在夏季，我终于得到了美术系录取通知书。拿着厂里的人事科长交给我的个人档案袋，去大学报到，开始大学的生活。

        在炎日的太阳底下，参加了开学前的新项目- 军训，第一次看到身上出的汗，竟然会把绿色的面料给染出一个很大滩的白渍。

         那一年的年末，想去澳洲的美工朋友被澳领馆拒签；我以前学校的班长却得到了去澳洲的签证，来和我辞行。我初中的好朋友大学毕业后获得了去美国的奖学金 … … 我身边的每个人都在朝不同的地方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