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道四(126)说人话就那么难吗?
文章来源: 李培永2022-11-06 06:19:59

说三道四(126)说人话就那么难吗?

晚饭后,闲来无事,找不到好看的电视剧,就拿着电视机的遥控器“乱点鸳鸯”。突然看到好多年前窦文涛主持的《锵锵三人行》自动跳出来,只见他与冯小刚在聊天,冯小刚说:“说人话,把人话说得有趣,还真不容易!”

十几年前,常住海南,这是我每天必看的香港“凤凰台”一档谈话节目。且不说“三人行”后来不让“行”了,窦文涛与时俱进,又搞了一个“圆桌派”,四个人在圆桌旁围坐聊天,更胜当年“三人行”!给我深刻印象的那一期,是窦文涛和他的老搭档马未都、许子东三人,与邓亚萍聊“把球打到桌子上”。

邓亚萍是世界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他笑着说:“教练在国际比赛夺冠的关键时刻叫“暂停”,对我只说一句话:‘把球打到桌子上’!”

不必说冯导的那些深受观众喜爱的、票房过亿的电影如何如何,也不必说邓亚萍拿世界冠军金牌拿得手软。他们都是名人,但他们都是在说人话、听人话、懂人话!

反观那位初到美国机场,乘手扶电梯时头被夹了的网络大咖:“到美国来是为了生活;在网上反美是为了工作!”这哪是在说人话呀?

至于著名的“叼盘”许许多多的胡言乱语,就不必罗列在此了。一句话管总,他就是总不说人话!

说人话就那么难吗?

古人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何谓“为”与“不为”?

孟子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可见,说人话如同“为长者折枝”一样那么简单易行;而那些不说人话的,“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说人话,用文言文表达就是“人言”,而中国汉字“人言”,即为“信”,其本义为言语真实,引申义泛指诚实,不欺;又引申指信用;还可指信息、消息。可见,说人话就是要说真话,不骗人。

巴金说:“说真话不应当是艰难的事情。我所谓真话不是真理,也不是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真话。”

当下为什么有些人不说真话,而说假话、套话、空话呢?

一般来说,说假话的为了骗人钱财;说套话的为了升官发财;说空话的既为了骗人,也为了当官。

不必解释那些骗人钱财的假话,不论是电信诈骗,还是“宰熟”找你推销什么,只要你坚持不贪便宜,秉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即使骗子把天上的馅饼吹得天花乱坠,终究骗不了你一分钱!然而,当下生活中,我们发现最容易受骗的还多是老人。

而正是这些老人,年轻时也是最容易受骗的群体!但那时他们“一穷二白”,被骗的只有“精神食粮”了。回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年轻人谁没有远大的理想和追求,于是,坚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到了十年文革,更是骗你没商量了。待到国门打开,才发现自己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正长身体时,没有饭吃;正值读书时,停课闹革命;闹了几年“革命”,没有大学可上,更无事可做,再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不容易回城了,后来又下岗了!被骗了几十年啊!

还是巴金说得好啊!“我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露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难。”

历尽劫波的晚年巴金写的《随想录》全是他想说的真话。

国学大师季羡林老先生1934年在《清华园日记》里,有一则日记:“十七日,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日几个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触。”后来,出版社担心影响季老先生的形象,让人误解。为了尊重历史,季老先生跟出版社商定,按原文一字不改出版了。季老先生坚持“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说真话是要有勇气的。

1986年10月,老朋友、上海《语文学习》范守纲主编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准备采访叶圣陶老先生和张志公先生。我当时正住在人教社招待所,参加修订实验教材工作。老友相聚,分外高兴。他让我陪他一起去采访两位老前辈。我更是喜出望外。

范守纲真是一位采访高手,在与志公先生的聊天中,不知不觉把他要问的问题都谈到了。聊天时,志公先生还讲了一件趣事。他说,有一年,他陪吕叔湘先生参加北京市中学语文教学研讨会时,叔湘先生拿着会议“议程单”,指着一位发言人的名字问:“志公啊,这位老师的名字怎么读呀?”志公先生一看,忙说:“不认识”。

那位老师就是北京著名的语文特级教师刘胐胐(fēi)。吕叔相先生是我国语言学界泰斗级大师,张志公先生也是大语言学家,他们两位在大庭广众之中,都非常坦然地说自己不认识那个字,并当场请教主持会议的老师。

两位老先生这种大家风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讲真话的精神,感动了在场的所有老师。

1987年第一次评高级职称,我成了学校“有争议”的人,我们语文组特级教师陈志平老师与我的一席谈话,让我终生难忘。他说,一个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事的,总是要说话的。我们当然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那么,该怎么说,该怎么做呢?该怎么处理好说与做的关系呢?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是非常复杂的,说与做的关系也是非常复杂的。有的事情要做了再说,有的要说了再做;有的事情做了也不说,有的说了也不做;有的事情要边做边说,有的要边说边做;总而言之,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就不至于引起矛盾。

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真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学习的榜样。像他们那样做人,说人话,就不是什么难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