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道四（110）网上炒作的“零分”和“满分”作文

昨天，一位关心高考的老朋友微信给我，说6月12日《都市头条》发了一篇安徽女生写的“零分”作文，非常客气地说，要请我这位语文特级教师看看，该打多少分？接着网上又疯传一篇题为《纸梯》的“满分”作文。

我以为，“零分”也好，“满分”也好，都是“炒作”，都是发布消息者为了赚流量！

我从1980年到1990年，在武汉华师一附中教书时，几乎每年暑假，都到华中师大中文系“湖北省语文高考阅卷点”，参加高考阅卷，那个时候，高考阅卷作文组组长是我们一附中的特级教师陈治平。我也就每年都被分到“作文组”评改作文。1990年9月，我调到海南农垦中学，1991年被授予海南省首批语文特级教师，1993年，被海南省考试局任命为高考语文阅卷点的作文组组长。

我来说说我所知道的高考作文阅卷的一些情况。

    先说所谓安徽省的“零分”作文。

众所周知，6月7日高考语文结束。安徽省各地市的考卷集中到合肥阅卷点最快也要到8号吧！按照我过去参加高考作文阅卷的经历，阅卷老师一般在高考结束后，即9号到指定的阅卷点报到。第二天学习教育部考试院颁布的“作文评分标准”。阅卷组长和副组长，还有专家组成员，要从学生考巻中随机抽取若干份，对照评分标准确定五个等级作文样卷，然后复印若干（按作文组全体教师人手一份的数额），请大家试评。试评之后收回，专家组成员再研究老师们评卷误差在哪里，然后制定本省的“评分补充规定”。“补充规定”更详细，更具操作性，给我印象最时刻的是，要求阅卷老师一定要从考试的实际出发。“可给可不给的，给！可扣可不扣的，不扣！”。请专家讲解之后，再让老师们对照国家标准和本省的补充规定再次试评一次。

正式评改作文试卷从11号开始。全体阅卷老师分为若干组，每组20人，每两位老师共同评阅一份试卷。甲主评，给分后，签名；一袋30份试卷阅完后，交给乙方审阅。如果同意甲方的评分，就在主评老师下面，签名。反之亦然，乙主评的试卷，必须给甲审阅签名。原则上甲乙两位老师来自不同单位，互不熟悉。如果对某一份试卷有不同意见，两人必须取得一致意见后重新评分。如果双方坚持己见，就提交给组长与专家组研究后再评分。

总之，一切为了考生的利益。而且，根据“评分标准”和各省的“补充规定”，原则上没有“零分”。因为，不论文章内容和结构，仅卷面整洁一项，就可给“3分”。

高考阅卷的保密原则，在阅卷开始，负责人就向全体阅卷老师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任何人不得私拆试卷的装订线；不得抄录考生作文。阅完每一袋后，交给小组长，再领下一袋。下班之后，全部上交给阅卷组。上述阅卷流程，怎么可能在阅卷过程中流出“零分”和“满分”作文试卷？更不必说刚开始阅卷一二天就在网上出现了“零分”和“满分”作文试卷！

【附录】我在海南省高考阅卷组当作文组组长

大约是1993年吧，在海南高考阅卷点作文组当组长时，遇到的那件事实在难以忘怀。

我在华中师大一附中时，几乎每年暑假都要参加高考阅卷，而且每次阅卷都在作文组。

作文组阅卷评分程序已经非常熟悉了。必须是两个老师共同给一份试卷的作文评分。甲主评、给分、签名；乙如没有异议，签名。反之依然。如果有不同意见，两人必须再看那份作文试卷，讨论达成一致，如甲乙两人各持己见，那就提交作文阅卷组组长审阅定分。

当了海南省高考阅卷作文组组长，才知道原来并不是我以前那种认知，组长审阅是必须的，定分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那一年我当组长，副组长是海南中学的教导主任，也是海南省首批五位语文特级教师之一的吴荫华。

海南省第一次评特级时，与吴荫华主任相识，后来成立海南省中学语文教研会，经常联系，相处和谐。吴主任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再后来，我和吴主任都被海南省人力资源厅聘为中学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联系更密切了。我们在语文教育教学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分歧。

我们第一次在高考作文阅卷组合作，吴主任说：“你坐镇办公室，负责全面工作。我懂海南话，负责巡视各小组阅卷动态，每天上、下午最后半小时时间碰头，研究阅卷进度和阅卷质量。”

我建议，“我们两个人和各小组负责人，是不是要加强复查工作的重点，各小组组长复查重点，放在第一次参加作文阅卷的老师的试卷上。如发现三次不能按作文评分标准给分，小组长要及时向我们反映，迅速采取措施。我们两人的复查重点放在特高分段和特低分段，如不符合评分标准要及时纠正。按照省考试局的要求，凡是发现问题需要改分，必须在组长或副组长的监督下，谁评分的，谁负责改分，并在改动处签名。然后，我和吴主任谁在场谁签名，必须在改分老师的签名下面签名。”

三天阅卷平静结束，平安无事。

第四天上午，吴主任巡视时，发现一对搭档为一份试卷的评分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请他们到办公室来谈谈具体情况。

这一对搭档，一个是中年教师，一个自报是海南师院硕士研究生。中年教师认为研究生给那篇作文评分太低了，请研究生考虑是不是再看看，是否提高一两个档次给分。研究生认为没有必要了，说这个学生的作文就不能叫作文，给他最低档次的分数都高了，拒绝改分。中年教师就拒绝签名。

我和吴主任仔细看了那篇作文后，吴主任：“我先说说个人看法，这篇作文确实写得不怎么好，但是，对照评分标准，我同意他（指中年教师）的看法，至少提高一个档次，最好提高两个两个档次。为什么呢？第一，这个学生的书写比较规范，卷面比较整洁；第二，所写的内容是健康向上的。当然，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文章结构比较乱。所以给40分左右，即三四档次之间，比较恰当。李老师的意见呢？”

还没有等我说话，那位研究生说了一句：“怎么都是这种水平？”不辞而别。

我请中年教师先回去继续阅卷。

吴主任也说了一句：“我们这种水平，当他的导师都绰绰有余，你说，我们两人是不是有带研究生的资格？不就是一个硕士吗？”

我请吴主任不要与他一般见识，再请他来好好谈谈吧！

我去请来那位硕士，请他先听听我们的意见，真是没有想到，他真的好有个性。就站在办公室门口那里，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你们看着办吧！”

怎么办？我和吴主任商量后，请示考试局李大维副局长，把他调去改阅读题吧。经局长批准同意我们这样办。于是，我去通知那位硕士，又没有想到，他再次不辞而别。

我和吴主任都认为，这不仅仅是他的个性问题，哪个人没有一点个性？从他所受教育的程度来看，应该说是我们基础教育的失败，是从小没有重视对孩子们的“规则意识”的教育醸成的结果。在社会中，与人交往基本礼节古已有之；在工作中，必须尊重他人的意见或建议，必须遵守公共规则等等。

说起规则意识，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副部长、中国WTO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曾介绍过他的一次经历。有一次在瑞士，他和几个朋友去公园散步，上厕所时，听到隔壁卫生间里“砰砰”地响，他有点纳闷。出来后，附近一个女士很着急地问他有没有看到她的孩子。她说孩子进厕所十多分钟了，还没有出来，她又不能进去找。于是龙永图想起了隔壁卫生间的响声。出于友善，他便折回洗手间，打开那个厕所的门。他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正在修抽水马桶，怎么弄都冲不出水来，急得满头大汗。原来，那个小孩觉得他上厕所不冲水是犯了规则。

我们现在的教育，从小就是为孩子选学区房，读重点小学、中学，课外请名师“一对一”辅导，上兴趣班，特长班等等不一而足。还强调“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将来呢？恐怕不是输在起跑线上了吧！

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