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是巴金说的 文革结束后，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文革”期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谣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1）1965年高考名落孙山 文革十年始于1966年5月16日。 据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王力回忆说，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而早在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发动“文革”做准备。与此同时，起草小组聚集在上海锦江饭店后楼，说是为政治局会议准备材料，实际上是在那里讨论、修改《通知》及其附件。 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开到5月26日才结束。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5月16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它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十年浩劫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被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一天。 我的文革十年，要从1965年9月1日说起。 1965年7月7日上午9点到11点半，后来成为文革前最后一次全国统一高考的语文作文试题，是《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三天高考结束，自信可以考取理想的大学，填报的志愿都是一流大学的理工科。 结果我没有被大学录取，而被武汉市教育局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那一年，武汉市教育局从高考落榜生中，直接录用了近三千人为中学教师，据说都是高考成绩很好，但或自己或家庭、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问题”。我是什么问题呢？2005年退休之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终于看到了我的档案中有两份“政审”材料： 班主任吴传忠老师在我的《高中毕业生政治审查表》是这样评价的： 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拥护三面红旗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能主动积极学习毛著，并能活学活用，解决了自己和别人的不少问题，是全校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阶级观点明确，有一定的认识问题的能力；态度明朗，在经济困难时期表现好，思想进步品德好，曾几次写申请书要求入党，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还出席过市三好生代表大会。高三下被评为优秀团员。先后担任过团支部宣委、班长、团支部书记等职务。在工作上一贯认真负责，热情高，魄力大，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并且善于抓活思想，在群众中有威信。敢于坚持原则，开展批评。尊师守纪，劳动一贯表现好。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成绩好，参加体育锻炼积极。 缺点是：有时遇到问题还不够冷静，在生活纪律上严格要求不够。 后来班主任吴传忠老师又给高考委员会递交一份补充材料。 高考委员会人事组： 我校考生李培永的家庭成分问题，本人填的是中农，有时又填工人，外调材料又说是小土地出租。汉口考区对此提出过疑问。我们又到中南路派出所去进行过了解，据派出所同志谈，他家“至少是小土地出租，也可能是漏划的地主”但因没搞社教，成分无法肯定。究竟属什么成分，请你们根据档案中的材料予以确定，不过，根据这一情况，我们认为录取绝密专业是不适宜的。 另外，他本人在高三下后半学期表现不够好，要求自己不严格，接受同学意见不虚心，和一个女同学接近较多，影响不好，形成班上80%的同学对他有意见。这些缺点是原来评语中所没有的，特另作补充。 此致 敬礼 中共华师一附中总支 1965年7月23日 上述材料落款还盖有“中共华师一附中总支”的公章。在当年，我的档案中有这样一份共产党基层组织提供的补充材料，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没有被大学录取也是理所当然的，而这对一个憧憬美好未来的年轻人是多么残酷的打击！这颗人生的苦果对于正在成长中的我来说，真是苦不堪言！ 武汉市教育局录用了我们这批近三千名高考落榜生后，为了尽快帮助我们完成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决定要我们分别到武汉教育学院、武汉一师和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去培训一年。我被分配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语文短训二班。 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位于武昌付家坡，学校原来有高中部和幼师部，加上我们十二个短训班，就是一个近三千人的大学校了。全部由高考落榜生组成的短训班，学生思想复杂是不言而喻的，无心向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让我不理解的是，在当时，特别强调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重要性的形势下，集中这么一大批“出身有问题”的人，培训以后去中学当老师，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不会出问题吗？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可是，没有任何人来解答。 可以说是处在逆境中，我第一次开始独立思考问题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