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屋的布置

       我的小屋是近于方形，唯一一扇双开的窗户和门相对，在房间中部。房间宽度小于床的长度，床只能横放在窗户一侧。为了窗户好开，阳光进来，只能用单人单层床。我到校产科借了一张木制双层床下铺的单人床，三个凳子和一个小书架。床腿高，下垫四块砖，大箱子放在床下，箱子上放些杂物。在床头床尾的高木架上拉一条绳子挂衣服。借的三个凳子和母亲给的小半块铺板，拼在单人床边形成我们的“大”床，幸亏我两不胖，可以睡下。

母亲给我一个放衣物的三斗小柜，紧靠在床头；借来的小书架，紧挨床尾，放书和各种用具。油盐酱醋放在门后地上，以免翻倒把其它东西弄脏。门后打上两个钉子拉了一条绳子，用它挂毛巾及刚洗的小件衣物。

三斗柜的台面即是饭桌、又是书桌、做饭时放切菜板切菜、切肉。念书时最痛苦，由于腿没法伸直，坐久就麻了。后来我想了个好主意，把上面抽屉拉出一半放块板子当书桌，虽然桌面矮了一点，但腿不麻，可以坐得住。坐姿舒服多了。

小屋的门正对着床。门一开，屋内一切暴露无遗，一点隐私都没有。如果一人躺在床上，另一人想出去，只能开小半个门，挤出去。思想必须周密，尽量在睡前办完全部事项，躺在床上后，不再开房门。

       文革期间每天必须按时到办公室，去学大部头著作及开会讨论。所以早上是抢占厕所的”激烈战斗”时刻，他们各自以家为单位来抢。一人抢到一家大小陆续进出，直到用完。所以我必须早起完成大、小便，然后到厨房洗菜池洗漱，做早餐。起晚了上不了厕所，只好上班时到办公大楼上厕所。幸亏我丈夫在远郊区科研所工作，两周休息一次，周末回来住两晚，不用参加这激烈的抢厕所战斗。

母亲来避难

   虽然1962年母亲就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退休，但1966年文革时仍然被抄家批斗多次。人大造反派把家清空，办了“老妖奢侈生活展”。母亲住在这空无一人的、毫无生气的、没有家具的、空房子里。那时妹妹住集体宿舍，姐姐住在军事博物馆附近姐夫分的房里。就我离她最近。丈夫又经常不在，她希望到我这里住一段时间。

  那是1967年夏天，她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来到我家。她不知道这里作饭条件太差，上下午我必须去上班，没时间作，只好从食堂打回来，三顿饭都是这样凑合着吃。

她从没想到我家是如此之小，我们床的宽度和她在燕京时从美国人那里买的宽单人床差不多。她很不习惯和我挤在一起睡。她又常起夜，母亲睡在外侧，她的部分热量传到我这里侧，外墙挡住了热量的散发，不能像我单人睡那样两面散热。温度极高，实在闷热，又不能开门，只好打开全部窗户。我正睡在窗下，虽然穿着夏天的睡衣，但夜里的贼风还是进一步伤害我的腿关节，并且还得了热伤风。

  开始我只是当作一般的感冒来吃药，母亲看我病了，且住在这狭小的屋里实在不舒服。不到两周她就走了。我想我的病会好得快一点，就没继续好好吃药。这样就落下了病根，很易感冒，关节经常疼痛。

哮喘病了

         1968年九月天气极好，我们几位经常游泳的同事相约，去学校游泳池，享受这夏天最后一次游泳。泳池水刚换过，太冷，又放入大量漂白粉消毒，我对漂白粉过敏，再加上着凉，咳嗽越来越重，发展成咳喘病。无论学习、开大小会我都无法控制、无法终止、犹如狂犬的咳嗽。直到呕吐才告一段落、与会者个个听着这呕吐声，甚感恶心。主持学习和开会的头头，只好允许我到室外咳，也许我请假去看病。西药不管用，就看中医，先在校内，后到北医三院、西苑中医研究院、东城宽街北京中医院和广安门外的中医研究院等，看了许多中西医，吃了各种中西药、正方及偏方，花了半年多时间都治不好。

住在这里实在受罪，但已不能搬回集体宿舍了。

       我想这狭小的房间是得病的罪魁祸首，怎能搬走呢？学校的规定是按资历和人数分房，资历很难变，只有增加人口。想离婚的念头一直没断，不愿意让孩子生在这不和谐的环境里，这时为了能换房，我只能改变想法作要小孩的打算，今后必须打消离婚的念头，让小孩生长在正常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