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个很小很美的城市住过一段时间，我想把它从我的脑子里挖出来，放在这里。

那个城市有一个火车站，出了火车站立刻遇到汽车站。那时候我还没有车，不对，我有一辆自行车，自行车的事我一会儿再说。我先说火车汽车的事。

印象里那个火车站只有一趟车停靠，既是始发又是终点。以至于我以为那个城市是世界的终点。给我同样感受的还有中南大学岳麓校区，坐车曲曲折折到了校门口，大家都下车，空车继续往前开几米，绕一圈回来，又装一车人往来路开去。那时候我也以为中南大学是世界的终点。

何其有幸，我居然知道两个世界的终点。

下了地铁从火车站正门出来，右拐，到汽车的第一道坐12路车，十分钟后车子就能把我带到一个叫Hörnle的城区。在Hörnle没有超市，没有小卖部，只有一个不怎么开门的理发店，蓝天下大片田野，还有我租的小公寓。

我租的小公寓一室一厅一厨一卫。总共大概是30平米。厨房和客厅连着，为了节省空间，门被卸了下来。我嫌油烟大，挂了一个Ikea 买的竹帘子。站在帘子前我都假装自己是老版红楼里初出场的林黛玉。

我家在12路车终点，下车往回走，街道对面绿色掩映中的两排排房里。房子据说是东欧难民涌入时临时赶做的。居住在那里的大多是社会底层。好处自然是房价便宜。连押金都不需要给。哦，还有一个好处，门口种了美丽的百合和牡丹。经常出门看到七八岁的小姑娘坐在台阶上，出神的看着盛开的花，抬头看到我惶恐的说：“我没摘。我只看一下。”若是一夜风雨，第二天早上出门台阶上洒满了落花树叶，也很美。

我住在第一排最里面那幢楼的一楼正中间。左边住着一家土耳其人，右边一对青年小情侣。

自从搬进去我就进入了我人生社交生活的高峰。

首先闯入我生活的是左边土耳其女人，她敲开我的房门，先给我一个很大的拥抱，捧着我的脸左边右边左边连亲了三下，然后消失，瞬间又捧着一盘奶酪从天而降。

她在土耳其是护士，她先生是中学老师，在欧洲因为语言问题，两人都无法从事以前的职业。她先生在一家中国人开的垃圾处理公司做搬运工。她则做起了家庭主妇，有一个14岁的女儿，品学兼优，养在深闺人不识，见到我总是羞涩的笑。

她先生和我的话题永远只有两个，一个是让我帮忙装电脑，另一个是宣扬他的教育理念。他的教育思想大致可以用一句话概况，有的家长巴不得儿女事事完美，但自己却游手好闲，遇到稍需努力的事就大呼平淡才是真。要反过来才对，自己做事认真力求完美，让孩子有一个平淡快乐的童年。

我觉得他的教育态度很好。可能比他的中国老板还要强。

他们家还在附近租了一块地，种了玫瑰，瓜果。经常送给我吃。

还有他家开一辆很小的现代车。有一次我半夜咳嗽不停，他们在隔壁都听到了，敲门非要把我拖到医院去看急诊。他说他必须这样做，因为他是我们楼里唯一有车的。多么有责任心的邻居啊。

我已经不记得他的样子。我还记得他老婆带女儿回土耳其度假的三周里，他下了班各种跑我家要我帮忙挑选墙纸，家具，把她女儿的房间装修一新。是一个很有爱的父亲。

右边的年轻情侣男的是白人，女的是黑人。都很瘦很高。男的脖子上很多纹身，平时不怎么说话，女的话也不多，见面会很有礼貌的问候。我去过他们家里一次，不记得是为了什么，进去才发现，他们居然生了一个不足月的小婴儿。名字叫Rosa。太奇怪了，所以，瘦瘦的年轻黑人女子怀孕是不会大肚子的吗？

那幢楼一共有四层。我也不是全部认识。三楼有一个独身退休老太太，她说她以前是老师，丈夫去世了，她一个人不孤独，因为她有很多书和影片可以看。她说这些影碟都是他丈夫生前看到好看的电视给她录下来的，怕她在没有他的日子里苦闷。

老太太有一次生病住院，我去看过她一次。她痊愈回家后送给我一本书，是她自己写的儿童带图童话。那本书应该还在，只是此后多次搬家，不知道淹没在哪个角落，一时半会儿找不着。

在我们楼里的最顶上住着一对母子。女的白天从来不出门，只在天黑后提着篮子去买菜。年轻，肥胖。儿子叫Lukas.

Lukas 是个开朗的孩子。我家在一楼，打开窗户就能爬到绿茵茵的草坪上去。没有风和雨的日子里，草坪上总是聚集了前后楼的一众大小孩子们。

Lukas 没有爸爸，经常被其他孩子欺负，一个人哭得撕心裂肺，可怜得要命。有一次我看到身材粗壮的Exon追着他揍，忍不住打开窗户呵斥。从此他就爱上了我。奶声奶气的说以后长大了要娶我为妻。Lukas 经常在草坪大树下写作业，遇到不会做的题目跑过来敲我的窗户。

夏天前后左右的孩子们自作主张要烧烤，派Lukas 来向我求援助，我从窗内递出去一张凳子，大一点的孩子接住靠我的窗户摆放平整，再摆上炉子，从我屋子里接上电源，孩子们从各自家里拿出来肉玉米蔬菜就开始烤。我也总能混个饱。只是那张凳子被烤焦了一角。现在看到那张凳子，我还记得那些个夏日傍晚，不绝于耳从窗外飘来的童声。

冬天大雪覆盖着整个世界，Lukas拿着一张塑料纸垫在屁股下，从树下笨拙的往山坡下滑。爬上来再敲我的窗，问我看到了没有，他滑得好不好？有时候我也找个塑料袋凑到孩子堆里一起滑，到了山下和好多孩子撞在一起，笑成一团。那时候我也才十九，二十出头，玩得好开心呀。

Lukas 告诉我他妈妈自闭，要吃药。他没见过他爸爸，但是他有一个外公，外公说等到复活节给他买一辆自行车。后来复活节的时候果然就看到Lukas 骑着自行车从阳光中驶过来，骄傲的一脚着地，抬头看着我，小脸蛋红嘟嘟的。

Lukas 有一天问我可不可以在我家过夜，他说他早就不尿床了，希望我能留下他。我爬上楼去找他妈妈，没有人开门。那天我留下了他，第二天他回家后给我带来了他母亲做的鸡蛋煎饼。我不知道他妈妈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直到今天也不知道。我想现在Lukas 应该上中学了，很高了吧，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要娶我这件事。

隔着草坪后面那幢楼里住了一家土耳其人。家里有4个男孩子。最后两个男孩是双胞胎。他们一家6口挤在两室一厅里。他们的母亲戴着头巾，终日操劳。父亲三班倒，在家的时间都在睡觉，脾气很大，孩子们不敢在家造次，每天都在外面疯。

最小的那两个很可爱，我经常让他们来我家玩，他们着迷我的金鱼，问我等我搬家时候可不可以把鱼缸和鱼给他们。我给他们拿出来软皮糖，第一次震惊的发现原来小孩子的肚子里能塞进去那么多糖。一桶糖瞬间见底。

还有一个叫Maria 的希腊女孩子。她的褐色的头发长长的厚厚的，一直闪闪发光的垂到膝盖。和她母亲发型一样。是两个大美女。夏天卖冰激凌的小车叮当叮当的过来，一定会有一大一小长发美女排在队伍里等着买冰激凌。卖冰激凌的意大利人叫Eismann。50cent 一个小球球，不分口味。真的很便宜。Lukas 说这个冰激凌车每年夏天都来，还说他小时候以为来排队的都能领到冰激凌，每次他排队都会领到一个，后来才知道总有邻居给他付了钱。

不仅如此，我还发现了一个秘密，住在那里不用花钱家里也总能插满鲜花。在家写作业经常有人敲门，打开门，老太太塞一把野花到我怀里，什么也不说，转身就走了。有一次是一束紫色的花，花的形状像菊花，那漂亮的紫色在灯光下会发光。那么美丽温暖，令我至今难忘。那个送花的头发稀疏的干瘦老太太不知道现在还好不好。

还有一个红头发男孩，四岁的Fabian，大家都说他很野。我第一次看到他，他正光着膀子拿着沙桶满世界追比他大的孩子。小身板哪里追得上大孩子啊，不小心自己摔了一跤，一桶的泥沙带水全倒自己身上，爬起来捂着脸就哭。我拿条毛巾从窗户跳出去给他擦，他还不忘调皮，把手上的泥往我头上擦，看我脏兮兮的样子，破渧为笑。

他爸爸闻声来，向我道谢，教训他。我看到他爸爸耳朵带着那种橡皮耳环，撑开一个巨大的窟窿。但人很友好，每次看打我都热情的打招呼。

还有一次看到Fabian五大三粗的爸爸在院子里晾衣服，用夹子夹紧，扯平，整整齐齐，一排一排迎风飘荡。他满意的回家。不到十分钟，狂风暴雨，我从被雨滴模糊的玻璃窗内看到那些衣服被单瞬间变得皱巴巴，湿漉漉，飘不起来了。

Fabian家那楼里住在一个老太太，她每天都在窗口观望，看来往邻居，和我们打招呼。她的身边总摆放着一盆盛开的花。有时候是霞红百合，有时候是红裸女，有时候是白色玫瑰。她不怎么笑，严肃的向我们问好。皱着眉头，好像很不满意我们此刻出门或者归来。

后来我和她熟悉起来。她每周二傍晚6点都来我家。和我聊天。告诉我她的事情，她说她的儿子和丈夫是同一年去世的。一次还给我带了一本相册，指着里面的照片向我详细介绍她的亲人，她的过去。

她年轻时候斜视，老了反倒看不出来了。她说她做了一辈子清洁工，租了一辈子房，没有家产，只想换个浴缸。我帮她给她的房东写了信函，要求更换浴缸，否则哼哼哼。没过多久，她惊讶的告诉我，她房东居然主动要给她换浴缸。很高兴的事情不是吗？可老太太还是皱着眉，没有笑容。满脸皱纹。是什么夺走了她的笑容？

那里还发生了很多事，可我累了，今天不想写了。

哦，对了，关于自行车的事我还要写一下。那段时间我在50公里以外一家面包店打工，要换三次车，早上6点必须到店里，四点多出门，没有汽车，顶着星辰步行半小时到火车站，坐车到达目的地，再骑车在晨曦中一路飞奔去面包店，开始忙碌有趣的半天卖面包生涯。我的车子是黄色的。有灯，还有一个小铃铛。一摇叮的一声脆响。划破所有寂静和喧嚣。

这就是我居住过的一个贫民窟。房子附近有宽阔的麦田，田野里跑呀跑能看到马圈，葡萄园里打临时工归来疲惫的邻居，还有好多小孩子，笑着在麦浪里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