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到了，小区里的花都开了。
肺病生死之间的情义—天上掉下的我大姐4。
这些日子，牵挂我们从小出生长大的那片广袤土地和在那里世代繁衍生活的百姓，亲人，朋友，曽经的邻居，同学，同事…。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寝不安席 食不甘味，每天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在手机，电脑，电视，广播上密切关注国内的新冠状病毒的疫情。看着每天还在攀升的病例总数和死亡数字，用“心焦如焚”来形容当今海外华人的心情应该是很确切的。然而，中国百姓和海外华人还是相信清除新冠状病毒，欣欣向荣的春天不久终将到来。
面对恶病绝症，有时不仅仅是依靠对症的医药，还有祷告，信心，勇气，希望也是抗击病魔的强大力量。现在我就来接着讲那天去大姐家团聚，大姐的妈妈L阿姨详细告诉我抗战期间，在重庆歌乐山下，南京老中央医院里传为一段佳话，发生在我父母人生青春岁月里，他们在肺病和死神之间的情义和奇迹。
回首旧日往事，肺病肆虐中国大地并不是新鲜事了。我父母那辈人在30，40年代，抗战期间，若得了肺结核，那可大多数就是无药可治，等死的病。一个人得了，十有八九很快传给了全家或是周围的人，呼吸飞沫传染，就像现在的新冠状病毒，人传人。（青霉素是40年代后才发明，１９５３年５月，中国才有第一批国产青霉素）。
抗战期间，在我爷爷买下的上海闸北花园洋房被日本轰炸机炸毁前，除了父亲之外的老家十几口人已经逃难进了南京路上的租界里。不知用了多少根金条，一大家十几口人才得以租住在租界的公寓楼里（闸北被日本人炸成废墟后，后来一度成为上海出名的棚户区）。抗战时期，大上海粮食，食品，药品都极度匮乏，有金条也难买到果腹的米面。老家的阿姑给我讲过，当年二十岁刚出头的她带着 十五，六岁的珠嬢嬢冒死出租界，到乡下去买米，背米的故事。
而与饥饿，营养不良同行的必然是疾病，而最不幸的就是染上夺命的肺病。当年肺病这个病魔就缠上了父亲在上海的家人。奶奶，伯伯，嬢嬢等至亲都是在那个时期先后得病或病逝的。阿姑讲，家里人发烧生病了，会请德国医生到家里来一二次，诊断是肺病了（肺结核）就花钱找个亭子间搬出去隔离。搬出去的是没有再活着回来的。
我爸那时是复旦大学的学生，随着学校内迁到重庆歌乐山下，不久和上海家里就断了联络，然而施虐家人的肺病并没有放过已经远走他乡的父亲。我妈当年也随南京中央医院撤退到重庆歌乐山下，我妈当时也才二十几岁，却已经是中央高级护校的小先生（老师），还是中央医院护理部里年轻有为的负责人之一。
在四川后来的岁月里，父母经朋友同学介绍在歌乐山下相遇了。可就在他们刚刚认识不久，我爸就被诊断得了肺病。他即刻如实告知我妈他的病情，决定自我隔离，不再与我妈见面，就此断绝来往了。我爸那时早断了家里的资助，难得作点家教，节存的生活费越来越少。当时我爸的经济状况，至多是找个小房子自住隔离，其余的事儿，缺营养少药的，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民国那个年代，很多人是很讲情义的。虽然我爸妈交往不久，我妈受外公影响，从小就是个有菩萨心肠的善女子。当她听了我爸的病情和困境，当然不会见死不救。我妈立刻帮我爸联系了老中央医院的肺科专家，医生们为父亲会诊。会诊后，我妈即被专家，医生们告知，说我爸的肺部被结核菌感染严重，治愈的希望很小。对我妈一向器重爱护的院长，教授也私下劝我妈要理智冷静对待我父亲的病情。当年中央医院里年轻的男医生，科主任暗恋我妈的也是大有人在，却没料到被我爸抢先一步，难免葡萄酸得倒牙，想不通我妈怎么会被院外的穷大学生追求？没想到正在紧要关头，我爸竟然得了肺病，就有人很积极拜托我妈的同学，朋友来热切劝告我妈，晓知肺病的杀伤力和转染性，要我妈赶紧和我爸断绝来往。
而令众人没想到的是，我妈不但没有听取劝告，还作了个惊人的决定，连病中的我爸也同样是出乎意料之外。我妈在医院里，跟总务科租了个离门诊，病区都很远的单独小屋。我妈让我爸搬进去住了，要我爸只管隔离安心养病，其余的一切医疗，生活费用等均由我妈负责和料理。。
于是乎，在后来的几年里，我妈戴着口罩，穿着隔离衣，匆匆急走在医院里那条安静小路上的高挑身影就成了歌乐山下中央医院里的一景。我妈每天按时亲自给我爸打针吃药，给我爸送饭，鸡蛋营养，清理打扫消毒。我妈既要教学还要管病房，带学生实习，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是排得满满的。我妈全部是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来照顾我爸的，从不因为照顾我爸而耽误她的任何工作。
我妈在我爸生死关头伸出援手，情义大于天的行为每天默默无声地展现在老中央医院里。无论是院长专家，医生护士，还是学生总务人员，很多人都被我妈感动了，感动又上升为敬佩再到帮助支援我妈和我爸的同心抗病。
我爸因着中央医院肺科专家医生们的鼎力医治（当初还没有治疗肺结核的特效抗生素，现在我父母都去了天国，也无处求证我爸当年用了什么药），更是因着我妈对我爸的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还有我妈千方百计找来，并从自己嘴边节省下的营养和蛋白质，当然最重要的是，我爸对我妈的爱情，感恩还有他对未来生活,和我妈永结同心的憧憬和向往，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几年后，赶在抗战胜利时，我爸的肺病竟然奇迹地治愈了。所以我妈和我爸的抗战期间，肺病生死间的爱情也成了当年重庆歌乐山下南京老中央医院里人人皆知的一段传奇。抗战胜利后，我妈带着整个护校学生还有我爸跟着部分中央医院经上海再迁回南京中山东路（后来南京军区总院的地址）。
大姐的妈妈L阿姨正是中央医院一到重庆歌乐山后，我妈亲手招进来的第一批护校住宿生，抗战胜利前的岁月里，L阿姨这批四川学生是我妈亲自上课，亲管食宿，也是我父母几年坚贞爱情的见证人。
我爸在文革中被打成国民党高级特务，正是因为抗战期间，我爸在重庆歌乐山养病的事情。重庆歌乐山那可是白公馆，渣滓洞的所在地，造反派推想我爸一定是在歌乐山被《红岩》里毛人凤亲自接见，发展为国民党高级军统特务。而且判定解放前夕，我妈老朋友G阿姨的先生Z伯伯，一位国民党东北抗日炮兵大校就是听了我爸的劝告，不愿与自己的爱妻，年幼子女分离，放弃去台湾留大陆，与我爸一起潜伏下来 ‘当特务’的。
而文革中，L阿姨面对我爸学院造反派的外调人员，义正言辞地，多次证实我爸抗战期间在歌乐山下的那几年里，不是在毛人凤那里接受军统训练，是在中央医院角落那间偏远小屋里，隔离养病。只有戴着口罩手套，穿着隔离服的我妈和医生才走进小屋。L阿姨她们这些歌乐山下护校的学生们，在天好的日子，是常能远远地见到高大而瘦弱的我爸在小屋前晒太阳的。
L阿姨在文革外调里还为多位老中央医院的专家，医护人员如实提供证据，帮助他们洗清强加在他们身上莫须有的罪名。当然L阿姨也为了她凭良心说真话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文革中期， L阿姨自己也作为清洗对像被南京军区一撸到底，置她二十多年在解放军医院勤恳工作的年限不顾（L阿姨文革前，几乎年年被评为军中优秀护士长），发了几大元的复员费，分配到离家很远的工厂当二级工（工资￥35.80）。
幸运地是后来打倒了四人帮。L阿姨被落实政策，按军中校级军官退休。L阿姨和她的先生(一位文革中，差点被迫害致死的南京中学校长），我父母，南京中央医院里医护人员，还有全国的老知识分子，老百姓们终于一同熬过人间的十年严冬迎来了春暖花开的日子。
请同为武汉新冠状病毒病人，战斗在第一线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献上祷告，也为中国，美国，全世界，人类的平安，和平献上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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