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初晤孙中山
一九一九年的十月间，北大开学，我辞去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参加了邓中夏同学等所组织的“曦园”。这是一个学生公寓式的新生活团体，出自于无政府主义者“新村”的思想，以互助、学习、共同生活、亲身劳动（包括自己烧饭等等）为宗旨；参加者共十六人，多是湖南籍学生，其中也有不少的出色人物。如我上文提到过的易克嶷同学，是一位谈吐动人的政论家，他形容和讥讽现实政治之丑态、批评当代新旧人物，无不入木三分。
罗章龙是德文系的学生，是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者，具有谋而后动的素养，是当时醉心于俄国革命的人；他能直接阅读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德文原著，从德文书刊中较多知道一些俄国革命情形，常在研讨时提出他的所知供同住者参考。那位带有学究气味、倡导新生活的邓中夏，常向人一本正经的鼓吹社会改革的大道理，使人感觉到他具有“秀才”和“牧师”的两种风格。其他参加者也多数在五四运动中显露过一番身手，各具出色特性。我自己在曦园的一群中算是学生运动中最卖力的一个，他们认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实行家，也曾被邓中夏戏称为“学生要人”。
然而我这个“学生要人”毕竟还只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仍不愿过分卷入政治活动的漩涡里去。我认为只有五四运动是我必须参加的一个紧急的爱国运动，其他并不想多所过问。此时我的主要努力还是在完成我的大学学业，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础。北京学生联合会仍在继续活动，对于抵制日货和声援十月间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被地方当局压迫①，以及十一月间福州学生因抵制日货被日本浪人杀害多人②等事件，活动仍是特别起劲；但北京各学校一般同学在蔡元培所提出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之下，大体上已经恢复了正常上课的状态。同时我自己也一心的上课去了。杜威、罗素几位著名学者到京讲学，更引起我的兴趣，我是一个热心的听讲者。我除了每星期参加一次平民教育讲演以外，虽然同学们认为我是学生运动的识途老马，常要我参预其事，但我总是婉词推脱。
十二月间一个寒冷日子的正午，突有几名警察来到曦园，奔向我的住房来逮捕我。那时我正在厨房轮值烧饭，由于同学的暗示，我知道祸事又临头了。我立即用炭灰搽了搽头部，装着若无其事的照常工作。那些警察们搜查了一阵之后，失望的退去。这显然是被我的临时化装瞒过去了。到了五点钟，同住的同学们出去详细查察，确认暗布在曦园四周的警探们已经离去，才护送我到沙滩北大第一院，把那里当作暂时的庇护所；因为警探们究竟不敢公然闯进学校里去抓人。
我见了蒋梦麟代校长和学生会一些负责人，商量应付的办法。我们认为警察这次行动，是安福系政府受了日本的压力，又一次对学生的报复和镇压行为。相信列入黑名单要拘捕的学生人数还很多。于是我们决定，为了避免学校再受打击，所有可能被捕的学生都暂时躲避起来。其中一部分可分赴各地去活动，作为在京同学的声援。于是我和罗家伦同学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前往上海。第二天拂晓，我和罗家伦不敢在前门的东车站上车，绕道永定门，乘着城门刚刚打开的时候，溜出了北京城，在那里的一个小站上搭上火车，悄然南下。
以租界为中心的上海是比较自由的，租界当局似乎也不愿多干预中国内部的内争。那时中国内部政局是复杂极了；大体说来，北京政府势力范围内直皖两系之争日益加剧。段祺瑞和他的安福系控制着北京的政权；总统徐世昌则与直系军人暗中结纳以示对抗；关外的张作霖因不满段的亲信徐树铮也开始与直系携手；在段系之下，又有国务总理靳云鹏与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的权力之争。在广州的南方政府，有闲居上海的孙中山先生与七总裁③之一的岑春煊间的争执；此外广州还有甚么挂系、粤系、滇系等等的明争暗斗。上海是南北和会会场的所在，也是一般政客、官僚、军阀进行各式各样政治买卖的中心。这里又是全国舆论的枢纽，全国性的民众团体和全国学生联合会都设在这里。因此，各地民众团体的代表和学生代表也都川流不息的来到这里。
那时，反对北京政府并对学生运动表同情的主要有三个派系。第一是孙中山派。这一派根本不承认北京政府。第二是研究系，可以说是北京政府的在野派。第三是直系的军人和政客。直系中后起之秀、时任师长的吴佩孚驻扎在南北要冲的衡阳，一面与南方联络倒段，一面发出许多电报同情民众反日运动，表现得似乎是一个十足的反日爱国军人。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间我们到达上海。我和罗家伦在全国各界联合会代表会议席上陈述北京政府压迫各地学生、禁止抵制日货、有直接与日本交涉出卖山东的危机，要求全国各界一致向北京政府抗争。这主张受到国民党人的反对。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和其他国民党的代表们表示：我们根本不承认北京政府，我们如果向它提出任何要求，都无异于变相的承认它了。我们指出：不承认北京政府和打击北京政府是可以同时并进的。而且从具体事件反对北京政府，更是动员民众彻底反对它的应有步骤。但他们坚持立场，而且怀疑我们对北京政府仍有幻想。他们所强调的是与北京政府绝交，全国民众抗纳捐税等等。其实这种急进的意见，在北京政府的统治区域内实在甚难做到。
在那个时期，吴佩孚成了时代的宠儿。他与民众团体互相唱和，且有军事实力作后盾，这对于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响；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对象。作为吴佩孚之友的孙洪伊因此成为上海寓公中的有名人物，一时竟有大孙（指孙中山）小孙之称。但在我们与他多次接触中，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旧官僚型的人物；对于我们这种青年并无甚么吸引力。但吴佩孚所标榜的召集国民大会、和平解决国事、反对直接和日本交涉山东问题、国民筹款赎回胶济路等主张，获得了民众团体的广泛支持。上海各民众团体曾在公众体育场举行盛大的国民大会，公开致电吴佩孚表示支持，我们也参与了这次集会。一九二○年一月间，北京的学生联合会被封闭，吴佩孚的主张所召开的国民大会也被解散。
《时事新报》的总编辑张东荪那时是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也与我们有经常的接触。一九二○年春，戊戌政变的巨子、研究系的首脑梁启超从欧洲回到了上海。张东荪约集罗家伦、许德珩、康白情和我等在时事新报馆楼上与梁晤谈。他叙述了一番欧游的观感，语气之间特别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并慨叹他二十余年从事政治运动徒劳无功，表示今后对政治已无兴趣。他提出一个五十年文化的大计划，希望青年学者赞助。我们向他说明被赶出课堂，无法安心研究学业，不得不从事反日爱国运动等等实况，对他专力于文化工作的抱负，自然表示钦佩。
我们辞别出来，大家议论，认为任公（梁启超别号）的谈话象征着研究系在政治上进退失据的消极性。任公本人在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中确有重大的贡献；不过他的改良路线并没有找到出路。他曾依附袁世凯，也曾做段祺瑞的幕僚，都没有好的结果。他那种依附实力派，企图做加富尔的幻想④，到这时大致已经幻灭了。现在再回头从事于学术研究，成效也许较大；可是当时正是国事如麻，恐怕有点缓不济急罢！
我们与国民党人的接触较密切，而又是多方面的。孙中山先生的几位得力干部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叶楚伧（cāng）、邵力子等，与我们过从频繁。胡汉民和汪精卫这两位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要人深居简出，我们只有重要事件商谈时，前往访晤畅谈一番。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与我们来往得较为亲密和轻松，常聚在一块高谈阔论，主要话题往往是新文化运动。戴季陶爱谈社会主义，有些学者味。朱执信爱谈时事，显得满腹经纶似的。廖仲恺似是革命的苦行僧，沉默寡言，老是笑着欣赏别人的高见。叶楚伧、邵力子代表民国日报，出席各种民众团体的会议，无异是国民党的公开代表，与我们好像是在一块共事似的。任民国日报总经理的邵力子，为了克服报馆遭遇的各种困难，和筹措经费，老是东奔西跑，忙过不停。任总编辑的叶楚伧，经常过着夜生活，在他那间很小的编辑室里，伏案工作，为文改稿之外，还爱饮酒做诗。当时全国各界联合会通过全国工商界抗纳捐税的决议，即是叶邵二人的杰作，我们曾予积极支持。
一九二○年一月的一个中午，我和许德珩、康白情及一位天津女代表刘清扬同在法租界一间饭馆里便餐，饭后，顺步走向法国公园。康白情指着马路那边说：“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住宅。”许德珩接着说：“我们一直还没有拜访过他，现在不妨就顺道去看他。”我附和着说：“好呀！我和罗家伦本已商定要在最近几天去看他，可惜那位大文豪今天却不在这里。”他们三人同声说，那没有关系，今天我们先去随便谈谈，下次再约罗家伦一道去正式请教。于是，我们穿过马路，走到孙先生住宅门口，向看门人说明来意。他告诉我们，晋谒大元帅须预先约好，没有预约是不可以的。许德珩似乎有点生气，高声抗议：“我们并非有求于大元帅，只是来拜候，难道没有预约就不能通报吗？”许德珩的高声惊动了正在楼下的廖仲恺，他急步跑出来，将我们欢迎到客厅里，并即上楼去通知孙先生。
不一会，孙先生步到客厅里来了，互相问好之后，许德珩首先少年气盛的说：“我们素来敬佩孙先生，因为孙先生是平民领袖；谁知门禁森严，不肯与普通人接触。”孙先生若无其事的不置答复，局面就这样僵持着。我乃说明：“现在国事糟到如此地步，所以我们今天特来拜访求教。”孙先生反问我们说：“我愿意先听听你们的意见。”这样话匣子就打开了，我们四个人一个接一个的说起来了。有的陈述学生运动和一般民众运动的情况；有的批评国民党人对民众运动的态度不尽洽当；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团糟，要问孙先生有何方针和计划；有的甚至表示孙先生只注重上层的政治活动，搅外交、搅军队、搅土匪，对于五四以来的各次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似乎不够重视等等。
孙先生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坦率的说话并不敷衍或示弱，也直率的说出他的意见。他大意说：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现在，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我们四个人听了这一番话，当然更不服气；同声抗议的表示：孙先生太小视今日的青年了。漫说是五百条枪，就是五千条乃至五万条枪，同学们也会托起来的。我更进而指出：“今天的问题是为甚么革命？如何革命？”许德珩他们三个人又接着以责难式的口吻表示：孙先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里艰苦奋斗？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的与北京政府抗争，只因为还没拿起枪来，就不算是革命吗？孙先生的看法既然如此，怪不得国民党人总是说我们对北京政府存有幻想呢！孙先生似乎不仅瞧不起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又何尝注意过城市里的工人、商少、和一般乡下老百姓的意向？看来孙先生只注重枪杆子不注重民众的了。我们中甚至有人这样说：“新形势和新势力的出现，往往不易为人所察觉，如果一位革命领袖没有看清新时代，不注重一般民众的动向，恐怕是要落伍的罢！”我也说道：“孙先生是我们所敬佩的人物，请问孙先生，过去的种种挫折原因何在？今日是否应该改弦更张？难道孙先生对今日青年的期待，仅是五百条枪的问题吗？”
我们这样长篇大论连续的说着，似乎使孙先生插不下嘴去。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激动，时而有些不以为然的神情，时而也点头赞赏，在那里若有所思的静听；仿佛要让我们说个够。这样谈了三个多钟头，我们中有人便说：“现在已过了五点钟，我们应该告辞了罢！”一直站在旁边的廖仲恺先生插嘴说：“多坐一会，正谈到紧要的关头哩！”于是孙先生以安祥的态度、缓慢的声调回答我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仿佛政府负责人在议会中遭受质问，从事答辩。他的那篇颇长的谈话，大意是指出下列各点：一、他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并不看轻学生开会、示威等等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并相信那些行动都有重要的作用。二、他承认我们指责他没有充分重视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他声称他很注重宣传，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不过事实上宣传的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主义和主张。三、他叙述他的三民主义和根本推翻北京政府的立场，要求我们信仰他的三民主义；一致合作，共策进行。
孙先生这一篇娓娓动听的言论，转变了这次剑拔弩张的谈话气氛。在座者都面露笑容。我于是轻松的笑着说：“我们学生说话总有点像吵架似的，其实是真诚求教。我们今天谈得十分痛快亲切。孙先生的意思我们十分赞成；下次再来进一步的请教罢！”孙先生也喜形于色的说：“我很欢喜这次痛快的谈话。”于是我们告辞而去。
我们在离开孙先生住宅、赴一个书商晚宴的途中，大家边走边谈，觉得这位具有倔强性格的孙大元帅颇能倾听我们的意见，认为这次谈话可能建立今后合作的基础。到了宴会的地点，已是宾客满堂。许德珩和刘清扬这两尊“钢炮”向宾客们自诩刚才“舌战”孙先生的经过。诗人康白情更以轻松的语调刻划出当时谈话的情景。这曾使在座不满国民党的各派人士为之眉飞色舞，洋洋得意；而同座中国民党的人士则默默无言，似乎有点沮丧。最后我们一致说这次会谈的结果极为圆满，认为孙先生究竟是一位值得敬佩的坦诚的大政治家，那时国民党人士才笑逐颜开，其他不满国民党的客人则又顾左右而言他了。
在我们和中山先生谈话后约十天光景，孙先生又约我去单独晤谈。我应约前往。谈了一阵有关时局和学生运动的情况，有一位朱卓文先生来到了。他似乎是负责工人运动的，好像也是孙先生预约来的，经过孙先生的介绍，参加了我们的谈话。孙先生的谈锋因而转到另一个问题，他问我：“听说你喜欢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吗？”在我给予肯定的答覆之后，他又说了一大篇话，大意是：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派。他在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他也都研究过。他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民主义。他指着一个摆满了英文书籍的书架说：“我这些书都是讲社会主义的，你都可拿去看。”他似乎已知道一些我的过去和我在学生运动中的工作情形，所以向我说：“听说你在学生运动中很注意民众运动和工人运动，是吗？”我告诉他，五四运动时只是以“救国十人团”的办法来组织民众，到了上海之后，才注意调查研究工会的情况。他又阐述他注重工运的道理和事实，并且指着朱卓文说：“朱卓文同志就是一位工运专家，我们大家可以谈谈。”
于是朱先生说了一些他多年从事工运的经验，并着重指出要工人信仰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这样工人运动才有方向。我当时也针对国民党注意不及之处指出两点：一是应按产业、职业、和工厂的类别，将工人组织到工会里来；二是要注重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生活等问题。孙先生表示：这些都是要同时进行的要点。之后不久，我们的谈话就告结束了。我和孙先生这两次的晤谈，似乎使他对我颇有印象，在以后几年中，我和他又有过好几次的会晤，他不只一次提起这两次晤谈的往事。
当时我和上海各工会团体都有过一些接触，其中有一个叫作“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这会里的职员我大都认识，其驻会理事黄介民也爱谈社会主义，与我来往比较密切。该会的理事长曹亚伯是老同盟会会员，忙于政治活动，不太过问会务。他们在我和孙先生谈话之后几天，就邀我参加他们的工作。黄介民提出要我担任这个组织的总干事，全权整理会务，并发展组织，以期能够名符其实成为全国的总工会。他并说明这是孙先生很注重的一件工作。我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也就应允去试试。于是这个组织的理事会正式通过任命我为总干事。一九二○年三月初，这工会在法租界法国教堂的广场上举行全体会员大会，到会的有三百多人，我就在那次的会上发表了就职的演说。
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号称有万多会员，可是经我实地调查，所谓会员也不过是仅仅见诸名册而已。实际上只是这个工厂有几个人，那个工厂有几个人，多数的会员甚至不知道是属于哪个工厂的；也有很多会员根本就不是工人，大概是由一些工头们因同帮关系介绍参加进来的。至于它的主要业务又不过是用上海工界名义发表通电，表示支持国民党的某项政治主张而已。我很热心去了解这个组织，但愈了解得多，愈觉得整理工作无从下手，会中其他职员对此也不感兴趣。因此我初期的热心也逐渐减低下来了。我的职务名义虽仍保留在那里，但事实上不常去办公了。
当年四月间，北京的同学们写来几封信，告诉我北京的情形已渐松弛，如果我愿意北返，大致已没有被捕的危险。其实，当时全国各地民众团体和反日运动仍在继续遭受北京政府的压迫。四月十四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宣布一次短时间的总罢课，反抗北京政府的压迫行动。五月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所封闭。民众运动和北京政府的对立日趋尖锐化。但另一方面，当年三月中旬，吴佩孚从衡阳提兵北上，直皖两系军阀的冲突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也许是因为直皖冲突吸引住北京政府的全部注意力，这才无暇去对付闹事的学生。
我检讨我这次南行的经过，北京学生联合会给我的使命和我自己认为要做的事大致都已做了。我和罗家伦虽然觉得我们的工作成绩不如理想，但我们已竭全力尽了责任。
五四运动中的一些共事的同学们，多半已离开了学校。在上海的几位北大学生代表都已毕业，准备出国留学。罗家伦已结束了他的代表任务，在那里和各方要人及文化界的人士接触，准备不久到美国去。五四运动中的另一个要角，风流诗人康白情虽无代表的任务，也同我们一道活动。他曾在上海徐家汇一个花园里举办名震一时的踏青会，参加的青年男女二百多人。他为这种交际弄得有点神魂颠倒，几乎连到美国去深造的事都置之脑后。许德珩是北京学生联合会最老的一位代表，他虽早已解除代表职务，但仍和我们形影相随，一块热心工作。那时他忙着到各地参观考察，作赴法留学的准备。不久，我们送他搭了开往马赛的法国邮船。此外，五四运动中的健将段锡朋、周炳琳等同学也先后赴美求学，路经上海，都曾和我朝夕相聚。只有我，在北大还有两年学程，照理自然应该即时北返。
这些同学们都对我说，我如回到北京，仍会受到黑名单的干扰无法安心念书；不如和他们一道出国留学。但我仍决定重回北大。我认为北京环境对我虽有困难，但求完成北大的学业总还可能，而且多年相交的师友多数仍在北京，我和师友们所共建的学生运动和民众工作的基础，也使我有不忍放弃之感。五月初，我向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辞职，重返母校。
① 关于“天津学生联合会”及“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一九一九年十月间被地方当局摧残的情形，邓颖超所写《关于五四运动的回忆》（载《五四运动三十周年专辑》第一六二—一七三页）有较详的叙述，可以参阅。不过她说那年双十节天津所举行的市民大会仍以要求罢免曹、陆、章等为目的之一，则恐系记忆失实。因曹、陆、章已于是年六月十日经北京政府明令罢免。
②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的福州惨案是因日本浪人反对爱国学生抵制日货发生冲突，杀死学生多人日政府因此派军舰到福州，登陆巡行示威。
③ 军政府的七总裁是：孙中山、唐绍仪、伍庭芳、岑春煊、唐继尧、陆荣廷和林葆怿。
④ 梁启超曾作《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对于加富尔推崇备至，并说：“吾不必为砂躬怯，舜何人？予何人？有为者，亦若是也。”俨然以加富尔自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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