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离开国门的时候。。。                               

第一次出国是从北京离开。由瑞典寄钱来买了贵阳经过北京到斯德哥尔摩的机票。那个时候机票贵，爸爸妈妈也只是把我送到贵阳的磊莊机场。进入机舱之前，在飞机舷梯上看见铁丝网外面向我拼命招手的父母，我的眼泪如同自来水一样流下来，因为那个时候是1990年，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国门会不会关起来。那个时候不知道看父母的那一眼会不会是最后的一眼。所以当时并没有出国的雀跃，反而是心情一点儿不轻松的担心和难过。

那个时候去瑞典，不像去美国可以带2个32寸的大箱子。去瑞典坐飞机只能够托运20公斤，随身携带5公斤的行李。当时国外是几十倍甚至百倍的贵。所以尽量带上所有的生活用品。当时带了羽绒被子和床单被面，带了一把大的切菜刀，还带了一本厚厚的英汉词典，一本更厚的英汉技术词典，还有大学的学过的激光原理和激光技术的书。行李里面当然有春夏秋冬的衣服。记忆深刻的是那一件银灰色长及脚脖子的羽绒服。一件像西瓜一样黑色和绿色条纹的呢大衣（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那样一件衣服），还有一条厚厚的毛呢长裙（在瑞典穿了很多个冬天），妈妈织的毛线裤，婆婆织的毛线衣。都是有重量的东西。放在一个28寸的大箱子和一个随身携带的小帆布箱子里，当然是超重了。背上还背了一个旅行的背囊，记得那一床羽绒被就是卷起来硬塞进背包的最底层的。

从贵阳走，飞机场的工作人员看见出国留学的学生，都非常高兴的放行，都理解行李会超重。在北京，同学送我到了机场就急急忙忙赶回去上班了。推着行李去办理登机手续，那个50来岁的工作人员，那天一定不在状态上，骂骂咧咧对谁都苛刻。如果是现在聪明的年轻人，肯定会换一个窗口去排队。那个时候20来岁，第一次出国，心里七上八下，在机场也不敢乱动。一步一步排到柜台，那个人一看就来劲儿了，哦，贵州来的，要去瑞典，什么，去读书，有奖学金吗？得，还有奖学金，那么就是有钱的了。你的行李超重了！怎么办？补钱。多少钱？300元一公斤。不然呢？不然就不要带去，或者就让你家人给你海运去。。。

同学已经走了。家人远在贵州，300元（差不多4个月的工资）托运一公斤行李，那么贵的价格托运多出来的那些行李，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啊！而且也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呢？那个人看见我一筹莫展的颓丧样子，很有成功的感觉。说“站一边去把箱子重量搞好，不要超过20公斤，来我这个柜台办登机手续。其它柜台不能给你办！“ 我把箱子拿到边上，打开一看，都是需要的东西。拿哪一个出来都不合适。可是那个人凶神恶煞的在边上看着，想来想去，书籍和字典肯定要带着，菜刀也要带着，能够舍下的，只有衣服，可是想到靠近北极圈，奇寒的瑞典，厚衣服也不舍得扔掉。左右为难的时候，20来岁的我，眼泪就掉下来。看见我抹眼泪，那个人更来劲了，快点快点，搞好了拿来办手续。只好大衣毛衣毛裤从箱子里拿出来，先把20公斤的箱子托运了，拿到了登机牌。那个人心满意足的走进他的办公室了。

。。。拿出来的衣服还是想带着走，又把东西硬塞进小帆布箱子和背包里。当时没有安检，只有边防战士管理的一个通道。战士们看见那个人进到办公室去了，招手让我赶快进边检，感谢了他们，我提着箱子背着包包进去等飞机。不过刚刚坐下来，那个人又跟着进来了，说“我就知道你想不付钱带超重的行李上飞机，告诉你吧，今天就是你上了飞机我也要让你把超重的行李留下来。”

那是1990年初，出国留学的人，办理各种手续，还要有特别的出境卡，到北京上飞机前，其实都已经是精疲力尽。那个时候我肯定到奔溃的边缘了。只是流眼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周围的人都看不下去了，一个50来岁的叔叔过来说他愿意给我出钱办理超重行李的手续（其实也就是多了几公斤）。他自我介绍说他在丹麦开餐馆，愿意帮助留学生，因为知道留学生不容易。他那么一说我就更难过了，一边说不能够要他的钱，一边抹眼泪，可是眼泪止也止不住。。。

机场里的其他工作人员看不下去了，有人叫那个苛刻的人，说外面有事情要他处理，把他叫走以后，另外的工作人员让我先上了飞机。帮助我把行李在机舱里放好，还拿来一杯橙汁儿安慰我坐下来。一路上机组人员特别照顾我，说去瑞典留学读博士的女生不多，要我好好珍惜机会，努力学习。。。

出国这么多年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好心人，那些好心人都不求回报。甚至不记得他们的面孔了。在困难的时候，很多次得到过好心人伸出的援助之手，渡过了好些以为过不去的难关。。。

帮助别人，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将爱心传递下去，这就是对好心人的回报。。。

（照片是贵阳市内最高的索菲特酒店行政楼层上看穿城而过的南明河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