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名叫李自成，对，与明末那个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同名同姓，我们大家就叫他闯王，因为刚巧那年语文课本上有篇课文是李闯王过黄河的故事，所以大家才给了他这个诨名（他倒真不负这绰号，因为他这人做事很莽撞，这也是后来遭遇不幸的根源）。那年我才十岁，读四年级，他比我大一岁，与我住在同一条街上，而且住得还很靠近，晚上常在一起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他父亲是机械厂工人，母亲开了爿裁缝店，所以家中经济情况比较好，经常带些零食给我们吃。他读书不太用功，但写的字很好，教算术的老师经常要骂他笨，语文老师却常夸他作文写得好，字也好，他呢，老师夸他也好，骂他也好，都无所谓，就是那种没心没肺的人。那个学期学生中兴起了滾铁环的游戏，他因为父亲在机械厂，所以很早就有了一个铁环和一根叉子，在操场上滾得飞快。我因为家中没有这玩意儿，看见同学们玩很是眼红，于是他就叫他父亲也给我弄了一付，我们那年代的小孩子不象现在的孩子们，什么汽车，电脑，游戏机，玩的东西多得数不上，那时能有这么一付铁环叉叉巳经是很不错的了！因为是同学，又是住在一条街上，再加他又送了我一付叉铁环的家伙，所以常在一起玩。他的母亲为人也很好，知道我们家穷，有的时候拿些旧衣服去修修补补还不收我们钱，在我们这条街上人缘很好。

       有天晚上，居委突然通知所有在读书的孩子都集中到居委里开会，开会时也没说什么，只是说叫各人把作文簿交到居委里，第二天大家就按照通知把作文本交了去。当天晚上又通知我们明天早晨上学前先到居委会集中，我父母亲吓得半死，反复问我有没有做什么坏事，我因为没做什么，所以很坦然。第二天早晨，大家集中在居委，排好队，由居委主任，还有派出所的所长带了一同向通往学校去的那条弄堂（那条弄堂名读书弄，弄堂尽头就是我们学校，而学校旁边就是梁昭明太子读书台）走去，在那弄堂的转角处，有一个男小便处，居委主任叫我们看，原来在小便处上方的墙上有一行用粉笔写的“打倒**党”五个字，然后派出所所长对我们说，是谁写的，快快去居委主任处承认，随后就放我们上学去了。三天后我们又被叫到居委会去开会，说是写反动标语的人巳经找到了，并且巳抓起来了，大家面面相觑，接着就宣布写反标的就是李自成。原来，那天通知我们大家交作文本时，公安局就派了便衣在观察大家，在领我们看过反标后，又分别找我们每个人谈话，要我们检举揭发是谁写的。这当儿就有个与他平日一直在一起的也是我们一条街上的姓王的同学就检举是李自成写的，说那天放晚学时两人经过小便处时一起小便，就看见李自成从口袋里掏出粉笔来在墙上写字，当时也没看他写的啥。其实那天晚上公安人员来的晚上就觉得李自成呆呆的，巳经把他列为嫌犯了，后来对了笔迹就巳肯定是他作的案，这下证明人也有了，所以马上抓起来。这个学期原来他坐的位子就一直空着，过后当我们知道是姓王的告密，大家好长时间都不理他，不过，即使他不说出来，公安局也巳清楚，我们这些小孩子又懂什么呢！大家都想不通为什么他会去写这标语，他家出身又好，家境也不错，所以公安局开始重点排查的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当年我们国家的法制很不健全，那个阶段又正是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所以他被按现行反革命罪重判，以后就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了。他父亲自打儿子吃官司后，成了反革命家属，在厂里一直抬不起头，由此郁郁不欢，不久就因病去世了，她母亲也变得疯疯癫癫的，裁缝店也关掉了，被她乡下的妹妹接了去，她姐姐一个人在城里读初中，好好的一家人就这么说散就散了，从此也就没有了他们的音讯。

      八十年代的一天，我在街上看见有个拄着拐杖的人迎面与我擦身而过，我突然觉得他好象就是我那位作为现行反革命被抓的小学同学李自成，就冒失的喊了一声，他很迷茫的看了我一眼，我确认是他，虽然这么多年不见，他又面貌大改，就再叫了他一声闯王，这下他总算也有点儿认出我来，淡淡的朝我一笑，因在马路上不便交谈，就请他到路边的一家小饭馆坐坐。这位小学同窗的改变实在太大了，才四十来岁的人巳是满头白发，我开始问他这么多年来的遭遇，他总是三缄其口，最后总算了解了一个大概。原来他被判刑后先被关在牢内，（因他年纪太小，劳改农场不收）待了不到三年，又被送到青海劳改，六十年代青海劳改农场死了不少犯人，他虽徼倖活下来了，却留下了残疾。本来他的刑期早满了，后来才知道外面在文化大革命，所以一直把他们留在那儿，直到文革结束。我问他对他的反革命罪有什么说法，他说也没跟他说什么，就把他送回到这儿来了，总算原来的房子还在，居委有个废品收购站，他被安排在里面开开票。我问他有没有碰到过以前小学的同学，他说碰到几个，包括那位把他检举出来的姓王的同学，那人因为当初检举反革命分子立了功，所以此后读书一帆风顺，高考时考上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也许是受了放射线的照射吧，身体一直不好，很早就病退回来了，去年终因白血病去世，临死前，几个小学同学一起去探望他，他还直向李自成道歉，李说这事也不能怪他，小时候大家年幼无知，况且就是他不检举，公安局也老早掌握了，只怪自己怎么糊里糊塗去写了这个标语，当时实在纯粹出于好玩，想看看有人查得出不，不想弄成了这么个大事。说着連連叹息，我问起他母亲，他眼里含着泡泪说，因了他的缘故，一家人都没落个好结果，父亲早早病死，母亲后来发了疯，到乡下没几年，有一天被人发现溺死在河滩边，姐姐也因了他的关系，大学没考上，早早的嫁了人，后来又被全家下放到姐夫苏北农村老家。听了他的这番经历，我甚是为他感到愤愤不平，我说按现在的法律，未成年人是不能判刑的，他苦笑着说我真是个书呆子，当年那有什么法法法的，出来后他听有人告诉他，他还算幸运的，文革期间，我们市里还因收听敌台枪毙过两个学生，一个初中生姓徐，才十五岁，一个高中生姓鲍，才十七岁，政府至今也没个说法（这两个人被枪毙的事我知道，因为我还参加过对他们的公判大会，其中姓鲍的还是我同事的姨外甥。不过此两人一个家庭出身地主；另一个家中有海外关系。我同事后来告诉我，八十年代，当有关部门派人上门向徐的母亲宣布对她儿子的平反决定时，这位伤心绝望的纺织女工愤愤地说：“平反！平反！平你娘的反！假如你的独养倪（儿）子也这样冤枉被杀，你会怎样？”随即把平反通知书撕得粉碎向他们头上掷去）。我看他衣衫褴褛，满面病容，所以饭后掏出三百元钱，叫他去买几件衣服穿，他还一定不受，我笑着说那就权作当年那铁环的钱吧，他这才收下了，也许他此时又想起了我们在一起玩官兵捉强盗时的快乐时光吧。此后我搬离了原来住的地方，也很少再见到他，大约十年前吧，有次在路上碰到一位原来住一条街的的小学同学，方知他巳过世，离开他被释放回来不过短短五年，可惜他没有活到最后能落实他政策的时候。

       后记：（1）前一阶段看见好多 报导，一些当年的冤狱纷纷被平反，而且得到了巨额的经济赔偿，我就又回忆起那位小小年纪就成了现行反革命的小学同学来，他浮现在我脑海中有两个形象，一个是小时候他比我高出半个头，充满了天真无邪的一张圓脸，混身散发着朝气；另一个是比我矮了半个头，拄着拐杖，在路上踽踽而行的白发老头的形象，令人痛心不巳！我想，要是他能活到今天这个年代就好了，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哀哉！

                   （2）很多年前，读到梅里美的一个短篇小说，好象名“马铁奥法尔歌尼”，是描写一个科西嘉山民因了十岁的儿子为了一块怀表把一个受伤的强盗出卖给巡逻队而把 自己这惟一的儿子枪杀的事，觉得这山民很讲义气，于是更加从心底里看不起这个王姓同学；可是等到文革期间看到原来的朋友甚至亲人之间也相互攻讦，就又觉得小孩子做这种事也用不到责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