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们为什么自杀”到“他们为什么不自杀”
上篇《听了想自杀的音乐？（电影中的情义与胸怀）》
自律性自杀
01 电影与小说中的自杀
几星期前看了一部立陶宛电影《雪中灰Ashes in the Snow》，一部关于苏俄对波罗的海小国恐怖统治的电影，片子本身称不上好看，但其结尾却蛮让我胡思乱想一通的：劳动营最高指挥官打印并签署了一份命令，从北极圈释放了一对未成年的姐弟，然后悬梁自尽。
看完电影，我们便开始回忆各种小说电影以及现实中的“自杀”，当然，只是那种自杀，不包括战争状态以及迫害岁月中受辱者的自杀。
首先想到的是法国《悲惨世界》中的警长的自杀，具体情节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儿就不说了。
还有波兰电影《卡廷惨案Katyn》（2007）中的一个场景：时间应该是20世纪60年代吧，波兰军方高层已经触及到了“卡廷”这个秘密敏感词，一位军官因为无法继续调查并公布真相而饮弹自尽。
那部20世纪90年代的《泰坦尼克》，船甲板上维持秩序而射杀两名乘客的大副，随后自己也举枪自杀了。
对了，还是法国警察的自杀，2011年的法国电影《警员Polisse》，最后一组镜头就是一位女警官说去开窗透气，然后便从会议室直接跳了下去。
另外，还有那部意大利的《灿烂人生 La meglio gioventù》，同是警察职业的哥哥向窗外一跃……
从这些自杀人物来看，他们为什么要自杀？首先他们不是畏罪自杀，没有外在的（法律）压力迫使他们自杀。他们自愿选择了自杀，我猜更多的是出于内心的一种自责，一种负疚感，所谓触及了他们自身的良心和道德底线。我姑且称之为“自律性自杀”。
02 海外的自杀案例
上面讲的都是出自电影小说类的，虽然我相信都有真实的背后资料，但毕竟可以视为“艺术加工”而一笑了之并置之不理。下面讲几个真实案例。
（一）法国警察事件
据法国内务部统计，去年有35名警察自杀死亡，而今年到目前为止已有52人走了……10月2日，巴黎警察游行“公诉”。
（二）日本的小保方（Obokata）事件
2014年1月底，《Nature》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世界首例有效製作STAP細胞的論文，对于这个STAP細胞我不懂，而且怎么读也记不住，但对于那位30出头年轻科学家小保方倒是永远地记住了，人家是才女嘛。
一夜之间小保方女士成为全日本轰动人物，电视/杂志上频频露脸，她的实验室内景、她的笔记本，无不成为大众/媒体的关注话题。
 
接下来几个月，论文被其他研究人员质疑存在篡改造假行为……（请自己查读）……接着，小保方所在研究机关介入调查并断定其存在篡改和捏造两项学术不端……7月2日从《自然》杂志撤回STAP論文……
8月5日，作为小保方的上司，那篇STAP細胞論文的指導教授，笹井芳樹自杀了。叹息，扼腕，但值得致敬。
笹井芳樹教授为什么要自杀呢？根据我查看到的一些材料，我不认为他有参与任何直接造假行为，也没有知情不报，只是由于对研究团队的信任以及对新人的扶持而出头露面帮了一把。
这个案例中，日本媒体也一直在追访小保方的另一位恩师：哈佛大学的Charles Vacanti教授。这位教授在不断赞扬小保方的才能并坚信STAP细胞的存在的同时，也曾多次亲自指导哈佛校内其他研究员再现STAP细胞，但始终一无所获……
“Vacanti's lab closed and he retired in 2015 following the STAP scandal”，期间他对小保方的“造假”问题一直闭口不谈。
 
从这个事件中，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位同是大牌教授的不同行为：即日本的笹井芳樹教授和美国的Charles Vacanti教授，自杀了的日本教授是由于他本人性格原因还是文化的影响？
03 国内的自杀案例
几个月前，一位朋友问我：为什么日本人那么多自杀的，特别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精英群体，都是有头有面的人物，但却不能豁达潇洒地生活，怎么格局都那么小？
面对他的问题我一时回答不了，因为我想的问题不是他们为什么自杀，而是现代中国的中/高（层次？）群体中，特别是在各领域中可以“观察到真相”的“精英群体”，他们为什么很少或没有自杀的？
我不甘心咱们泱泱大国的近现代史中竟然没有上面这种自律性的自杀，于是搜查了一番史料，终于找到了一例，相当不错的一例。
（一）秋瑾被杀害事件
1907年，浙江巡抚张曾敭电令绍兴知府贵福，贵福不敢怠慢，又电令绍兴府山阴县令李钟岳，李百般拖延后无奈带兵逮捕秋瑾，并礼貌审讯，贵福闻讯大怒，厉声责问李钟岳，并出示巡抚的手谕，命令他将秋瑾“就地正法”，后者虽然据理力争，但终究未能改变结果。
行刑之前，李钟岳在大堂上对秋瑾说:“尔之冤屈，我深知之。鄙人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汝非我意，幸谅之也。”行刑之时，李钟岳自作主张，答应了秋瑾刑后不剥衣服、不焚毁秋瑾文稿等要求。
就在秋瑾遇难后第三天，李钟岳即因“庇护女犯”的罪名被革职还乡……秋瑾遇难百余日后，李钟岳趁着家人不备，在寓所悬梁自尽，终年53岁。
民国元年（1912年），秋瑾墓和鉴湖女侠祠兴建于西子湖畔，李钟岳的灵牌位也被祀于祠中，上题“清山阴知县李钟岳之神位”,下书“李钟岳先生，山东安丘县人。秋案中有德于女侠”，以纪念李钟岳保护秋瑾和为秋瑾殉道的悲壮义举。——摘自网络
他们为什么不自杀
A 朋友观点
可惜的是，像李钟岳这样的人物在中国的现实中几乎是凤毛麟角，或者说越来越少。原因何在？
下面引用几个朋友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和我们现状的看法。
“中国知识分子，跟日本及西方的比，他们是人吗？现代制度都是把人变成犬类动物的文化，尤其是对于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或所谓精英。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
“社会的变化，往往是因极端人的奋勇才有了可能性。这个是我觉得特别珍惜的。”
B “信仰者们”不自杀
我一直觉得，在中国，在接触了“共产国际”以后的中国，那批“信仰者们”的责任对象是组织，而不是他们常说的“人民”或“国家”，这点非常离奇，而且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其实早在列宁时期，当他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时，历史上深受俄罗斯大害的波兰，他们的工人阶级拒绝了响应……而我们呢，1920年代的李大钊能够“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那时的外蒙还没独立呢）；高岗也曾在1949年建议把东北宣布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苏联当时有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而言之，所有那些“信仰者”，他们似乎只在为一个党组织效劳，而不是“人民”或“国家”。这种体系中对“人”的道义思考是不存在的，而自杀，更多程度上会被视为意志薄弱、或是信仰不坚定、或是对组织的背叛，如同战场上不能当战俘是一个原理。想一下另外两个案例吧，一个是1966年罗瑞卿跳楼自杀，毛知道后说：为什么跳？没出息！一个是彭德怀对毛的表态：“我一不反党，二不自杀！”。很像我的假设吧？
C 被卖还帮着数钱的“人民”
这也是我很早以前放弃和主流媒体们一起使用“人民”这个单词的原因！因为他们所说的“人民”不是作为一个服务对象而存在的，他们口口声声的“人民”只是一群被甩在一块土地上、一下子抹不去、又不同于牲口的既成事实。正因如此，他们不但不会有被迫判处秋瑾死刑的那位县令李钟岳的那种纠结心理，他们还会一会儿划出一批反革命反动派枪毙、一会儿圈出一批黑五类四类分子走资派往死里斗，甚至还会用个“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样的理论，让人抽签去服刑……如今尘埃落定，也不会有《悲惨世界》中的警长那样的自杀，从严凤英到林昭、再到张志新、再到最近的李庄案……有多少位“经办人”能像那位县令李钟岳那样？
D 暗晓“不作不死”理论的“精英”
这里再多说一句，现代所谓知识分子或者精英们也基本属于他们的一类，这也就是八千万党员的由来，党员们出于组织的纪律约束，几乎不可能有那种“自律性自杀”，而是一门心思往官位上靠并且往上爬，这也是北京上海等地干部医院或干部楼存在并被羡慕的原因，自杀了，可就什么也享受不到，一辈子白干了呀！！
至于那些非党员的知识分子，是否也受党的教育影响以及监视管理而不敢轻易自杀？孔子曾有“吾日三省吾身”之教导，这个“省”到底是指什么？
“活在当下、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写此篇仅为纪念一下此次香港事件中的遇难者，如同他们为64举起烛光，如同捷克人一直纪念着那几位自焚青年。
In the depth of winter,
I finally learned that within me there lay an invincible summer.
—Albert Camus from 《Return to Tip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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