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本同事

（写于2016年6月欧洲杯期间）

曾经有一位日本同事，名叫葛西，不懂一句中文却独自一人来到上海工作。

头几个月，葛西是上午去学校学中文下午上班，但没多久他就不去上课了，他说老师的中文不怎么样，不知道什么是“选景”，不知道什么是“胶转磁”，也不知道什么是“母带”；还说与其去学校学，不如边努力工作边跟着公司一位叫小松的学中文口语，会不会写不要紧，况且公司里也有翻译。想想也不无道理。

没多久，努力工作的葛西接到一条片子，美能达照相机。片子是日方直接发过来，并指定了一位女演员，一切都很有诱惑力。

不到两个星期，葛西的导演摄影美术服装等各组经过多次会议后，把所有元素定格为“灰” ；葛西的道具组也在拆卸了4台美能达后，研究出如何得心应手地操作镜头的伸缩。

前期工作一切顺利，可就在拍片当天一大早，摄影师还是觉得背景的灰度差了那么一点，需要再加一层，那就再刷吧，反正是棚内拍摄，不出外景的优点就是不受气候影响也没有时间顾虑。

6月中的上海，早已有了初夏的感觉，刷完的大背景在大灯的照射下干得很快。接下来的拍摄工作还算顺利，导演紧盯着监视器；女演员也很快进入了状态，一个人跟着音乐舞蹈着，她的指导也在旁边随着音乐节拍变幻出各种舞姿，和演员做着互动。其余工作人员则无所事事地围坐在外围，也不敢发出声响。

很快，演员部分拍完了，接下来是产品，一向重视自己产品的日本人也都围坐到导演身旁，伸长着脖子盯着监视器，一会希望导演这个角度多拍些，一会儿希望把镜头伸缩功能的介绍再全面一些。拍着拍着，美能达客户似乎想起了什么，其中一人询问葛西是谁找出镜头伸缩方法的，葛西指指照相机架子旁的道具组:他们都会。客户们不响了，怪怪的几秒沉默后，葛西又补了一句:拍摄完后会把拆了的几台照相机全数送回代理公司那儿的。美能达们似乎松了一口气。

在片场吃过晚饭后，各组开始准备最后2组镜头的拍摄。对整天的工作显得特别满意的大小客户们也不再紧盯着监视器，开始放松地互相聊起了天，各自说着在上海做了些什么，去了哪里，哪里的酒吧不错，云云。这时大家似乎又想起什么突然转向葛西，询问他估计几点可以拍完，蹲在导演旁的翻译把客户的问话告诉了导演，导演一边抽着烟，一边盯着监视器说“不会很晚，还得回去看欧洲杯呢”。蹲在导演另一边的葛西似乎听懂了什么，眼睛一亮，伸过头来问翻译：导演也看?翻译用日语回答：很多人看欧洲杯的。葛西扑哧一下笑出声：哦哦，我明白了。然后侧身转告给客户们。

大概11点多，产品类拍完。作为程序，葛西先把客户们送出片场，告诉他们下次是何时何地看剪辑。一个鞠躬后，葛西带着一脸的轻松愉快回到了片场，和大家一起做起收尾整理工作。这时，旁边的翻译问葛西刚才说到欧洲杯时为什么脸上一惊一乍的。葛西不好意思地笑道，刚才是我听错了，导演说回去看欧洲杯，我听成上海话的“下作胚”，我想导演怎么这么厉害，敢在客户面前说自己要回去看下作胚的东西。大家稀里哗啦地笑开了。被大家笑得有些不好意思的葛西马上补充说：这些都是小松教我的。

十余年后的今天，葛西早已和太太以及一双儿女回到了日本东北青森老家，过着自给自足的耕耘生活。回去时的葛西不仅自己可以一口流利的上海腔普通话，一直在上海普通小学受着中国式教育的小葛西们也都能熟练地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一直在最危险的时候”。

在回老家之前，葛西曾给那位当初的翻译打了个长电话，说了自己亲身体验到的上海的诱惑力，那种诱惑力让人疯狂也让人眷恋；说了自己内心感受到的一种灰蒙蒙，一种越来越沉闷，越来越让人恐慌不安的深度灰。

打那以后，大家已很少见面，一般只是在过年时会互发一个邮件祝贺一下，偶尔也发张播种或丰收的照片。

不打扰，有一种友情就是不打扰。这种友情是通过周围一件新发生的什么事情，让你能够再次回忆起当初的某个场景，或某段时光，让你觉得朋友就在你身旁。

欧洲杯的季节又到了。

在自己农场干活的葛西：

2016年6月写完这篇并发至微信；7月，葛西和小松他们来多伦多看望土豆了，这就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