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串联（北京篇）

作者 黄泽文

从重庆出发到北京的火车是特快列车，但火车沿途却走走停停，慢慢腾腾，毫无特快的速度。

火车运行的紊乱尚可忍受，难以忍受的是车厢里水泄不通般的拥挤不堪。当时车站的工作人员，拿这帮大串联的革命小将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的，几近于放弃管理。定员为108人的车厢里面至少挤进了二三百人，几乎每一寸地方都被塞满，连厕所里面也没有空隙。相比我们来重庆的火车，彼时的状态真是小巫见大巫。车厢里面汗臭、屁臭、口臭、脚丫子臭混和在一起，充塞在拥挤的空间中。吃饭、喝水、上厕所只能在大站停留的时候抓紧时间解决。于是，车厢里面形成了新的秩序：进出车厢要翻窗口；车门绝不打开，窗口也严格把守，以防站上的人挤入；车内走动不走过道，必须从一个个椅背上跨越；行李架上和椅子下方是不可多得的睡觉之地；厕所成了呼吸新鲜空气的好地方，只有这里才可以一直开着窗，因为窗口有铁栏杆。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使火热的少男少女们情绪低落，车厢里面热闹极了，唱歌，说笑，摆谈，争论不一而足。操着不同口音，穿着各种服色的青少年们挤在一起，说着，笑着，讨论着。有正色询问你是啥家庭出身的，有开口先背毛主席语录的，有一首接一首唱毛主席语录歌的，还有激动地描述自己串联经历的。车厢中不少人都戴着红卫兵袖套，佩戴着毛主席像章，还有一些人穿着黄军装，但我们七人却没有这些行头。好在人多，面生，口音各异，再加上多数人都在拥挤中挣扎，无暇他顾，我们并未引来特别的注意。我身边贴身站着的人中，有几个来自云南个旧，还有几个却来自辽宁丹东，都还友善。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朝圣”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火车运行根本没有准点，经常因为上车人太多而被迫晚点。到第二天上午，才走到距成都还有几十公里的简阳县养马河车站。我们被告知，火车得在此处停几个小时。于是，饥肠辘辘的我们干脆下车，到附近的养马镇上去吃饭。

养马河，据说是三国时期五虎上将张飞养马之处。我们对养马没有兴趣，忙着寻觅养胃的地方。记得，找到的是街边一个极为普通的小店，我和弟弟一人一碗冒碗头的米饭（要半斤粮票），一人一份凉拌莴笋尖，一碗肉汤，就在街边站着吃了起来。莴笋尖是四川最常见的蔬菜莴笋的头部嫩尖，汆水后加盐，拌上辣椒油、盐、花椒面而成。出来十多天了，第一次吃上如此热气腾腾且滋味地道的家乡饭菜。直吃得我们口中麻辣，热汗淋漓，直呼过瘾，以至于至今对其记忆犹新。

在飞驰的火车上，随着人员的逐渐减少，终于有了一些空隙，我开始有机会观赏窗外的景色。对于一个从未离开过川西平原的成都小子，窗外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我有时喜欢把头伸出去，让扑面的冷风扑打我的脸。这样，我可以看到我们这列火车在转弯时摆出的优美曲线。我惊讶于成都平原的青翠丰润，秦岭山区的倚天绝壁，西安城墙的古朴宏大，晋豫交界处依山而建的洞窟民居，缺水裸露的黄河河床，以及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

经过三天三夜的折腾，我们终于在11月29日晚上11点55分，到达了北京南郊的永定门火车站。由于是第一次到首都，我当时特别记住了这一有意义的时刻。

我们一行七人异常兴奋地走出车站，可是完全没有料到，北京以零下十五度的寒潮迎接我们这群南方小子。我们都只穿了毛衣，没有带防寒的棉袄。我马上就冻得手脚麻木，两颊生痛，耳朵失去了知觉，这远比呆在虽拥挤但温暖的车厢里难受。我们走在极为宽阔的大街上，由于寒冷，双腿配合着嘴巴的哆嗦，不住地抖动着。紧接着，“北京停止接待”的坏消息随着寒风扑面而来。我们得知，“毛主席已经结束了今冬明春的最后一次接见”，要求我们返回原地。我们立刻呆住了，这可真是从头冷到脚，抵达北京的欢快立刻就被寒风和这个比寒风更寒冷的消息吹得一干二净。

当时的我们只有线性思维。我们脑子的思维逻辑是：见不到毛主席就使得在北京逗留没有了意义，而不接待就意味着吃、住等基本需求无法解决。我们这些内地小子，头脑简单，完全没有意识到，可以不理睬这初始的禁止，而直接进城，到任何一个接待单位去，凭我们开的介绍信再加上软磨硬缠，是可以住下来的。此外，我们脑子里还没有串联可以游山玩水的开放心态，北京的名胜古迹那么多，当时却视若无睹。思维的局限决定了行动的局限。这时，我们的一个同伴又得病了，在极度寒冷中，他的肚脐眼肿了起来。于是，大家商议，作出了“返回成都”的决定。

我们很顺利地拿到了11月30日下午3点半回成都的车票。然后在温暖的候车室熬了一夜。30日一早，我们坐从永定门开往北京火车站的公共汽车进城。沿途，汽车经过了天桥、天坛、前门等地，我睁大眼睛观看着首都的景物。一切均和成都不一样：北京的天真蓝，街真宽，建筑真美。这些久已神交的古建筑，无声地伫立在湛蓝的天穹下，披着金色的阳光，显得庄严而神圣。

车子过了前门，右弯进入天安门广场，视野一下变得极度开阔。突然，我在车上望见了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紧接着，我又看见了远方的天安门城楼。正好这时，汽车在广场右侧停靠。我告诉大家赶快下车。说完，我拉着弟弟抢时间下了车，同伴中也有跟下来的，却也有三人没有即时反应过来，随车继续向北京火车站驶去。

我们一行四人，快步来到广场，在宽阔宏大的广场上，我感觉到人的渺小。我们走到造型挺拔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围绕着纪念碑转了好几圈。踏上两层碑座，我用手抚摸着汉白玉的浮雕（当年居然可以抚摸），又仰头仔细瞻仰了毛主席写下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碑的背面是周总理的笔迹，纪念历年来牺牲的英烈。在中学，我曾经读过关于它的课文，上面的碑文我能背诵。

然后，我们几人快步向天安门走去，远远看了看分列左右的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现在改称国家博物馆）。熟悉的天安门城楼沐浴在冬日清晨的阳光中，红墙黄瓦，气度庄严，前矗古典华表，背衬碧蓝天空，显得巍峨肃穆。我们驻足观看，目光喜悦，心潮起伏。心中回想着，在电影中看过的国庆时天安门前的盛况；又想象着，近三个月来毛主席在这个城楼上站着，挥手检阅欢呼雀跃、泪流满面、如醉如痴的红卫兵们。今日此时，我也居然到了这里，只是可惜，错过了见红太阳的时机。待我们走过金水桥，走进城楼的大门，看见里面人山人海，买毛主席像章的人排着长队。顺着人流，沿着青砖铺就的小路，我们一直走到一扇紧闭的大门前，这才意识到，故宫不对外开放，于是只好遗憾而返。

在重新回到广场上时，我们发现有拍照的服务点。我们立即排队等候，以天安门城楼为背景，拍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以纪念此次北京之行。我和弟弟整理好在旅途中搞得不整洁的衣服，并佩戴上毛主席像章。天冻风狂，手指僵硬，要把硬币大小的像章戴在胸前，是一个难度极大的挑战。冻手弄细针，足足折腾了十来分钟，几经反复，两人才终于把红太阳放在了胸前。然后，两人并肩而立，以天安门城楼为背景，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记录下了两个成都少年“来京朝圣”的模样。

九、十月份，我以班上黑五类狗崽子的身份，被取消了戴毛主席像章的资格（班文革七条勒令之一，见我的前文《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1]），于是胸前一直阙如，即使串联，也未戴，心中有股气：“不戴，老子心中自有红太阳”，也就直到这时，方才把他老人家重新放在胸前。同时放在胸前的还有我的成都五中校徽。

到了北京火车站，会合了刚才失散的三位同伴，此时大概是上午10点。这时我们才发现，回成都的火车的上车点在西便门。开车时间是下午3点半，掐指一算，时间尚有余裕，于是大家商量，决定到同一方向的清华大学去看看。

清华大学的校园，原是满清皇家园林“熙春园”的一部分，后来咸丰皇帝更其名为“清华园”，这是校名的源头。1909年，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在此处建立了留美预备学校，时称“清华学堂”。民国年间，清华得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培养出许多大师级的人物，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综合性大学之一。

1949年后，由于一边倒，跟着前苏联学，仿照其单一的办学模式，清华把法、文、理、农等学院调整了出去，自身变成了一所工科大学，成为培养工程师的摇篮。由于专业单一，曾有人戏称其为“五道口工业学院”（五道口是清华所在地的一个交通要道）。尽管如此，清华大学在中国仍然是顶尖的高等学府。

文革肇始，这里也是风起云涌，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已然成势，名声在外。待我们乘车赶到，首先发现，原来典雅的镌刻有“清华园”三个大字的三拱石门已经被毁。被毁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三个字是清末的军机大臣那桐所题，属于“四旧”。这是文革初期，头脑发热的红卫兵大学生们破四旧的“杰作”。当年的大学生，其狂热不亚于中学生。

（照片来自网络， 谨此致谢）

校门不存，校园里面却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大字报铺天盖地。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草草观看。其实，我们中学生更熟悉的是清华附中。当年如雷贯耳的“齐向东”文章“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2] 即出自于此，而且此附中乃是举世闻名的“红卫兵”的发源地，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过“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系列文章。[3] 红卫兵一经成立，立刻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如燎原大火，迅速蔓延开去，红遍全国，充当了文革初期冲锋陷阵的急先锋，给新中国历史留下了沉重的一笔。其所作所为，今人多有记录，此处不作赘述。

午后，我们七个人急忙乘车往西便门赶去，哪知赶到后，列车已经提前开走了。那个年代有很多奇怪的事情，京畿之处的火车发车不守时，只能算其中之小者。

我们决定走路返回北京火车站，去重开回程车票。沿西东长安街走路，目的是想亲身感受这“天下第一街”的风光，细细观看北京的街景，也算不枉到了一次北京。一路上，我们以南方佬的眼睛好奇地观赏着北京的风貌。长安街极其宽阔，两边高楼矗立，街道整洁，也有许多北方独特的灰墙瓦屋。街上的商店也和成都的一样，刷成了红色脸面，一遍鲜红的红海洋。和成都不同的是，商店门窗紧闭，只有开门进去才知道里面是卖什么的店铺，完全不像家乡的商店那样一目了然，自然亲切。

革命军事博物馆前人山人海，排队参观的人形成了一两里的长蛇巨流。此时，我们饥肠辘辘，再加上车票无着的不安，便无心去参与排队。沿途，我们经过了民族文化宫、西单电报大楼、新华门、中山公园、又再次经过天安门，最后在筋疲力尽之时，回到了北京火车站。几经周折，我们拿到了12月1日凌晨2点多的车票。

夜色渐浓，饥肠辘辘，我们在拥挤的北京火车站胡乱吃了点东西。吃食叫煎饼果子胡辣汤，据说这是北京的著名小吃。一张摊开的薄饼，粘贴一层蛋，抹上一些酱，放上几片菜，插入一根葱，卷裹起来，居然叫煎饼果子？果子在哪里？至于胡辣汤，就是一碗黏糊糊，里面放了几片木耳，少许胡椒，很多水豆粉。由于人多，天寒，待排队拿到手中，煎饼绵软，胡辣汤温。那滋味，完全不能和家乡的豆浆油条相比。

我们七人，在午夜的寒风中交替着排队，排队时不断地用跺脚，抖身来驱寒。不排队的人则躲在席棚里避风，此时双手双脚已经开始出现冻疮，痒痛兼发，北国寒风果然了得。冻至凌晨2点，终于熬到了上车时间，待登上了回家的火车，温暖重又回到身上。搬着指头算来，我们一行在北京一共呆了26个小时。这就是我们到北京串联的全部经历。

12月3日下午，经过60来个小时，回到了成都。我们整整20天的串联就这样在遗憾中结束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这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大串联”，回想当年那种气势磅礴，豪情万丈，色彩斑斓的经历，总会有些神往，那是人一生之中可以有一，难再有二的经历。至于这种上千万青少年的“全国大流动”的真实目的，我们当时并不甚了了，只知道这是伟大领袖的号召，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至于这种狂热与激情会给国家经济带来什么样影响？串联以后我们这些中学生要做什么？尚不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内。

参考文献

[1] 黄泽文：《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文学城博客。

[2] 阎阳生: “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 ， 十一同学会网站。

[3]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1966年第 11期《红旗》杂志，1966-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