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孙清芸 (十二)
文章来源: 泽文H2017-08-28 07:03:56


我的母亲孙清芸


 
 
(十二)摘掉地主分子的帽子,母亲的晚年


母亲的命运也在1979年被改变。根据当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 [18],政府给她摘掉了戴了21年的地主分子的帽子。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着根本性变革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次全面的摘帽行动,实际上取消了建国后所划分的地主、富农阶级成份。连同此前给右派分子的摘帽,新中国第一次实现了没有出身和阶级成份差别的公民平等性。母亲成年之时,恰逢中国的社会巨变,她不幸被卷入其中,成为一个时代的牺牲品。当一个时代结束时,她的贱民身份也结束了,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之中。从此,她再也不必每天凌晨早起去扫大街,再也不必定时去服劳役,再也不需要按时去派出所听训话,再也不需要外出请假获得批准,也再不需要按时上交自污、自侮的思想检查了。

母亲并没有因此显得特别高兴,她甚至有些木然。从1951年算起,近三十年来和这顶沉重的帽子打交道:被戴上,被摘下,重又被戴上,重又被摘下。她在29岁到57岁这段人生最好的年华中,听过多少次呵斥,看过多少人白眼,站过多少次批斗会,服过多少天劳役,写过多少页思想检查,流过多少眼泪,就因为黄家那一百来亩田地,就因为那并不属于她,她也从来没有经管过的田地,从一个青春焕发、学有所长的知识女性,变成了人人唾弃、个个厌恶的地主婆,成了新中国政治术语中邪恶的代表。两次戴上这顶沉重的帽子而成为阶级敌人,两次被驱赶出成都而流落他乡,剥夺了她为社会贡献自己知识和才智的机会,剥夺了她做人的尊严,甚至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力,就因为她所嫁入的家庭拥有比一般人多一些的财富。


父母亲的合影,摄于1980年

有钱就有原罪,有钱人就是坏人,有地的人就是阶级敌人,这种政治逻辑合理么?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社会的掌权者是需要有阶级敌人的。因此,位于黑五类之首的地主被明显妖魔化。在我从小所受的教育中,地主是个丑陋、贪婪、奸诈、恶毒、阴险、狰狞的模样,是《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是《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是《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是《收租院》中的刘文彩。在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运动中,这个中国农业社会中的群体形象因阶级斗争的需要而脸谱化了,而且脸谱被描摹得面目全非。

但在我们三个儿子的心目中,母亲就是母亲;在我父亲的心目中,妻子就是妻子,这和她有没有那顶劳什子帽子无关。因此,摘帽,不仅母亲显得木然,我们全家也都反应冷淡,既没有举酒为此庆贺,也没有四处通告她的“新生”。母亲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知书达礼,温文尔雅,心地善良,明晓世事。她长期忍辱负重,以一人的委屈和牺牲,支撑着我们这个家,辅佐丈夫而立业,教养儿子以成才。没有她在家中的支撑,父亲不可能常年安心在外,尽心力,输才智,为四川的公路建设奔波劳累,作出贡献。没有她在家中抚养、教育我们三弟兄,我们不可能在运动频发,社会动乱,学业荒废的上世纪60-70年代逐渐成长为有专长、负责任、重知识、明事理的专业人员。到后来,哥哥成了一名局级机关的专业会计,我取得博士学位后成了大学教授,弟弟则是教授级高工。其中父亲和母亲的辛苦付出,养育之恩,永生难忘。
母亲摘去帽子后,决定出去旅游。1980年,母亲和父亲在哥哥的陪同下,乘火车到重庆, 再由此换轮船,顺长江而下,游三峡,观白帝城,入酆都鬼城,再出川随大江东去,直达宜昌。这是母亲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川。母亲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照片中的母亲,目光深邃,神态安详,笑容灿烂,尽情享受着她这一生中迟来的不可多得的自由。


1980父母亲在三峡

母亲和父亲也到我所工作的峨眉山脚下的西南交大来看望我(1981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即留校任教,实现了当年散步时父亲对我的期许)。西南交通大学,原名唐山交通大学,建校于1896年,乃民国时期一所国内外享有声誉的综合性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变为单一的铁路院校,文革前为备战所需,内迁到峨眉,建校于报国寺前的山峦谷地之中,后来不堪环境闭锁,方才搬迁到现在成都的九里堤和犀浦。我陪同父母,悠游于山水林泉之间,倘徉于古庙楼台之中,看天上的云卷云舒,聊人生的悲欢离合。我们相携慢行,访伏虎寺于桢楠林间,听流水于清音阁内,登洪椿坪沐润物细雨,入白龙洞寻白娘子踪迹,进万年寺看宋代普贤铜像和无梁砖殿。所到之处,父母亲皆一一点评,把历史故事慢慢讲来。但在登山途中,我发现母亲身体情况不佳,气喘吁吁,需要不断地休息。


1984父母亲在峨眉山

80年代,父亲已经退休,我们三弟兄则均已娶妻生子,家中成员已经由原来的五人一下增加到十一人。每到周末,家中热闹非凡,母亲和父亲很喜欢这样的周末聚会。周末之前,父母就早早作好准备,在菜市买来鸡鸭鱼肉,蔬菜水果,等待我们挈妇将雏一一归家。我和弟弟掌厨,哥哥帮厨,弄上一桌佳肴,全家围桌而坐,觥筹交错,笑语喧哗,其乐融融,其情切切。父母此时,往往微笑着逗三个孙儿玩,伤心往事似已随风而去。

母亲遭遇了如此多的苦难后,痛定思痛,有点勘破人生。佛教的人生本苦,因果轮回,今生解脱以修来世等观念对她颇有影响。我渐渐发现,母亲常常出入于离家不远的文殊院。经人引荐,母亲拜谒了当时院中方丈宽霖大法师,开始以在家修行的居士身份经常参加文殊院的各种活动,后来,经人引荐,她还拜了当时驻锡于文殊院的海灯法师为师,成为海灯法师晚年不多的几个弟子之一。海灯法师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高僧,多为人知的是其高超的武功,但很少人知道海灯法师也有很好的文学修养。法师曾经在四川政法学堂中文系读过书,因此母亲和他颇能交谈。母亲在家设有一个小小的佛坛,静坐焚香,默念诵经,偶然被我撞见时,我就赶快退出,不想干扰母亲的清修。


1986年的父母亲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87年。年初春节期间,全家决定陪父母亲去一趟灌县忆旧,顺道登青城山。表姐长昭找来一辆面包车,全家十多人浩浩荡荡,乗兴而出。灌县是当年父亲修筑成阿公路的起点,父母带着幼年的我们在此处居住多时。当年的父母比现在的我们还要小好几岁,现在却已白发苍苍,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井福街老院子面目全非,旧迹已不可寻。我们过南桥到了离堆公园,当时离堆公园的门票只要五分钱。我们沿着离堆公园游玩,然后下到飞沙堰,冬季水浅,可以走过。一行人又上到鱼嘴,沿鱼嘴行至安澜索桥,过索桥又游了二王庙。二王庙是纪念李冰父子的庙观,依玉垒山而建,庙貌巍然,屋舍古朴,鳞次栉比。在此处放眼,都江堰尽收眼底,苍山烟云,岷江一线,浩浩汤汤,奔腾进入成都平原,滋养千万生灵,蔚为壮观。一路行来,沿途景观对父母来说,皆是旧迹,只是物是人老,世事沧桑,览物之情,感世之怀,非语言能够尽述。

随后我们驱车到了青城山,青城山以清雅幽静闻名于世,乃道教名山。时值隆冬,游客稀少,我们连同小孩子们都想上山,但母亲此时神情倦怠,已经无力再上,于是父母就呆在山脚的建福宫处喝茶,而我们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春节过完,我就收拾行李到广州外国语学院,参加出国前的英语培训。在与父母亲告别时,母亲叮嘱,“好生努力,到国外去见大世面”。父亲当年大学毕业,也有考庚款出国的愿望,因此向来鼓励我去海外深造。但我当时哪里知道,在父母房中的挥手一别,竟然是和母亲的永诀!

此时,我已经通过了国家教委的出国进修人员的英语考试,即所谓的EPT(English Proficiency Test)考试,分数是119分。根据当时的规定,拿到120分的人员可以直接出国,我仅低于此标准1分。当我抵达位于广州白云山的外国语学院报到时,广外的老师却告诉我,“你这成绩也可直接出国”。当时的我颇为犹豫,但一想,既然来了,还是在这里改善一下英语吧,于是便留下了。此念至今想来觉得后悔。

待到1987年6月初,我正在培训大厅中进行一次托福的模拟考试之际,广外培训中心的老师突然在讲台上通知,请我到外面去,我不知究竟,放下试卷走到外面。培训中心的孙子谋副主任递给我一份电报,只见上面是哥哥落款,写的寥寥数语:“母病危,速归”!我当时头一下大了,热血充顶,浑身紧张,手竟然有点哆嗦。我急忙收拾行装,但却发现身边的钱不够了。又是孙子谋老师,一个岭南的小个子中年人,一个我永远感谢的老师,此时把我叫到他家中,递给我一叠钞票,要我迅速回家。同来培训的西南交大的同事沈国武,一个瘦小的四川人,此时蹬起自行车,把我快速送到广州白云山机场。机场里面人头攒动,我递上那份紧急电报,售票员立刻给我优先处理,但她说,到成都只有头等舱的票了。于是,我就买了一张头等舱机票,飞回了成都,下了飞机,坐民航班车到人民南路时,已近午夜。午夜没有公交车,我拉着行包,在空旷的大街上边走边跑,边跑边叫:“妈妈,等着我啊!”待我终于跑到家中时,家中灯火通明,推门一看,母亲没有踪影,母亲变成了墙上黑纱围绕的遗像。我放声大哭,跪倒在地,以头撞地。父亲走了过来,拉我起来,然后我们父子俩又抱头大哭,很久才平息下来。

这时我才知道母亲突然去世的原因。6月1号,父亲的一位老同学、老同事,赖伯伯,请我父母去他家中做客,估计是母亲多吃了几口较为油腻的菜肴,回家后傍晚突发腹痛,父亲就陪着母亲去看病。要命的是,母亲选择了我家附近的草市街口的成都市二门诊部,而非同在不远处的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此门诊部的医生的医术荒疏,责任心并不强,检查了一下,给开了止痛药就推出门外。母亲回家后,痛了通宵,由此贻误了宝贵的8个小时,待到第二天早晨,父母仍然还是到此医院看病,这时候才确诊为急性胰腺炎而被收治住院,但病情急转直下,已难控制,拖延了3天,母亲于6月5日去世,去世的时候发现,她的整个胆囊早已坏死。母亲近几个月来常喊消化不好,胃不舒服,我们没有给予重视。我们三个儿子平时忙于自己的工作,忽视了对母亲的照顾,后来每每中夜想起,悔恨交加,转辗反侧,难以入眠,仰望夜空,此恨难消。

我责备哥哥不及时召唤我回来,错过了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机会。哥哥告诉我,是病榻上的母亲制止的。在母亲心目中,她的二儿子,经历文革失学三年,下乡又耽搁三年,回城后又徘徊四年,十多年后居然还能奋起努力,挣扎着挤进大学去读研究生,尔后留校教书,更能被国家公派出国留学,机会难得,不容儿女情长影响大事。母亲视野的大格局由此可见。

呜呼!母亲从此离我们而去,今生永别,阴阳两隔,逝者已矣,生者何堪。此后两三个月中,我时常精神恍惚,情绪低沉,很难适应母亲就此逝去的残酷现实。晚上睡觉,常常梦见母亲,梦中的母亲永远是那种慈祥、安静、微笑的模样。

1987年底,我告别父亲,告别妻子儿子,告别哥哥弟弟,负笈英伦,到伯明翰大学冶金材料系进修。四个月后,转读博士,到1991年初,完成学业,获哲学博士学位。我在博士论文的扉页上,写下此话:“此论文谨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感谢他们永恒的爱”。


(全文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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