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弄堂故事(18): 三代人的轮回
文章来源: 美加万花筒2018-03-06 10:54:11

上海是一个新兴城市,大多数自诩为所谓“老上海”的居民主要来自临近省份,如江苏、浙江这两个地方的移民。像我家这样屋里屋外都讲普通话的北方人,在我熟识的里弄里并不多见。我母亲在上海居住了五十多年,还是学校里当老师的,可她一句上海话都不会说。估计首先是不愿意学,其次才是学不会,这种固执己见倒也很罕见。不过我父亲的语言能力出众,他大学里学英语,后来又和美国人一起工作,英语自然不用说。后来在中国和苏联老大哥友好得发烧发过头的时候,大力提倡全民学俄语,他还自学成才当了几年俄语老师。要说起方言更是信手拈来,无论是广东话,四川话,湖南话,山东话、东北话……都可以即兴来一段。

我家后楼的老陈先生像大多数从农村到城市来的移民一样,最先是到上海拜师学手艺,他跟师傅学是的裱糊工艺。早期来华的著名德国女摄影师赫达·莫理循(Hedda Morrison, 1908-1991)的“旧影志”,用镜头真实记录并还原了当时民国时期的风貌。其中关于裱糊匠的大量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裱糊工艺的复杂性,由治糊、浆水过筛、托料、揭旧、小托、上壁、全色接笔、下壁、嵌折、方裁下料、镶嵌、折贴夹口、翻包首、覆背、上壁、配杆装杆、砑背、手卷等一系列工序组成。一张张老字帖或国画,经他们灵巧的手才能修旧如新,重新挂在墙上让人们观赏,重拾收藏价值。

老陈先生言语不多,为人诚恳朴实,和蔼可亲,就像他早年在乡下“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辛勤劳作那样,每天早出晚归,工作勤勤恳恳。

他把老伴和一双儿女留在了江苏乡下,自己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当学徒学手艺,据他说老伴“需要在家乡照看年迈的双亲,况且自家还有几亩水田。”平常,只有逢年过节他才抽空回去看望几天,他的老伴和孩子们偶尔会到上海小住,带来邻里们喜欢的乡下土特产,象是花生、瓜子、黄豆、山芋干什么的。

他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但这个南方人却是个京剧票友。有这么句话,叫作“北京学艺,天津成名,上海挣钱”。过去所有的名角儿,都在上海“跑码头”演出过。周末,老陈先生会到附近的光华剧场去看戏,自己也常常在小屋里自娱自乐拉起他的小胡琴“依依啊啊”来几段,什么“捉放曹”,“空城计”……

还记得他在煤气灶前手把手教我“蛋炒饭”,一步一步地示意,就像师傅教徒弟学裱糊:先要用铲子把冷饭打松,炒热,如果太干,还需要加一点水,盖上盖子闷一会儿。只有待冷饭热了,变得松软了,才能把事先炒好的鸡蛋放进去。否则的话,像我这样直接把鸡蛋倒在锅里和冷饭一起炒,不但把鸡蛋炒干了,还会把米饭炒煳了。

他教我的这套“炒饭诀窍”,让我受益匪浅,还将继续履行。

就这样,老陈先生在我家隔壁孤身独住几十年,直到退休后回乡养老。说是养老,其实还是要去帮助照看家里的一些农活和老人。

我刚进幼儿园不久,听大人们嘀咕说后房的老陈先生要退休回乡了,取而代之的是老陈先生年轻的儿子小陈先生。

老邻居墙贴着墙、楼板隔着楼板,从民国跨越到共和国,和和睦睦前后住了几十年,临到分手时,大家难免有些依依不舍。不过看到辛苦了一辈子的老陈先生终于可以回去和家里的老伴白头偕老,共享天年,还都为他高兴!

小陈先生长得仪表堂堂,中等偏高,英俊秀气,神采奕奕,聪明劲儿全写在了脸上。我想,当年老陈先生背着个包到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学手艺的时候可能也是这模样,可惜在我年幼的记忆里所能搜寻得到的关于老陈先生的影像,已经是个腰弯背驼顶谢发白的老头了。

小陈先生和他父亲一样,从乡间出来到上海学手艺。不过时代不同了,老陈先生辛苦工作一辈子,每月寄回去的钱,不仅养活了一家人,还让儿子上了学,到上海学艺接着读技工学校。他是上海照相机厂的技术员。

他住进来后没多久,就跟大伙说,“‘先生’是旧时代的称谓,听起来有些变扭,我也不是老师,能不能以后不要叫我‘先生’?”

小伙子的反应,开始让邻里们有些惊讶,转念一想,觉得也对。

“是呀,解放都这么多年了,还是用 ‘先生’这个称谓,的确得改改了!”

可是,总还是要有一个称呼的,“叫他什么好呢?不见得叫‘陈同志’吧?”听起来实在太严肃,大伙这下有些犯难了。

还是我母亲思想新,跟得上形势,脑筋动得也快!她说,“我听说,工厂里都管叫‘师傅’的,不如我们就叫他‘小陈师傅’吧?”

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一致赞同!

他这一改革性建议,顺便将楼里其他人头上的“先生”,“师母”也统统给去掉了,这叫顺应潮流嘛!由于我们楼里都是教育工作者,从那以后一律统称为“老师”。

就这样,“小陈师傅”就这么样叫开了。不过,过了几年,可能大家有意无意看到小陈师傅的头发开始有些稀疏,人也不如过去精神了,自然而然地省略了前面的“小”字,改称为“陈师傅”。

不过,我始终叫他“陈叔叔”。

年轻的陈叔叔的到来,给永乐村25号吹进了一股新风,每天大伙聚在一起烧晚饭的时候,听他讲讲工厂里的新鲜事,觉得挺开眼界。毕竟学校的任务是育人,工厂的任务是生产,在日常运作方面有很大不同,人们所关心的也直接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行为中去。

他对学校的事情也很感兴趣,喜欢问东问西,还特别爱听我父亲讲述过去抗日战争时期和美军在一起工作的趣事。有一次,我父亲说起早年在机场亲眼看到一个老乡不知怎么走在机场跑道上,不巧空中出现一架下降中的战斗机……

“大家急了!我们当时冲着那老乡大声呼喊,‘快让开!’,‘快让开!’……”父亲说着激动起来,“那人倒是听见了,赶忙跑,可是他不知道往横里跑,只顾一个劲儿地往前跑!”

父亲叹了口气“嗨!人的速度怎么赶得上飞机?”,下降过程中的飞机又停不下来,只看见螺旋桨挑向空中一团棉花“刷刷刷”,人就没影了……那时正值腊月隆冬,老乡们都穿着厚棉袄。

惨烈的故事,听得坐在过道里乘凉的我和陈叔叔唏嘘不已,半晌说不出话来。父亲把头转向我,郑重地“你要知道,以后无论遇到冲过来的汽车、飞机还是轮船,要想着向侧面躲闪,千万不要顺着跑!”

这以后,无论我在马路上开车还是在小路上行走,早已刻印在脑子里的我爸这条警训,会随时自动蹦出来!

陈叔叔心灵手巧,人也很聪明,象棋下得也好,据说每年参加厂里象棋比赛,都有机会获得名次。有一次他提出和我父亲下盲棋,就是那种不看棋盘,全凭脑子里记,他发号施令,我替他走棋。结果,没多半会儿,他还是赢了,真让我们佩服不已!

没想到,开明的陈叔叔却遵从从父母之命,早早地在乡下娶妻生子,像他父亲一样只身留在上海工作。虽然上海与江苏相邻,那时的交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下了火车还要转长途汽车,没有一整天的功夫到不了家。陈叔叔也像他爹,逢年过节才回去,他的妻子是当地的小学教师,暑假会带孩子到上海小住一阵。

陈叔叔的妻子叫凤英,长得白白净净,苗条秀气,若不听她张口说家乡话,一颦一笑真不像是从农村来的。因为是小学教师,在乡下算是个文化人。刚进门那会儿,还有些生疏腼腆,后来有了儿子,和邻里们便开始熟悉起来。

每年快接近暑假的时候,我就眼巴巴地盼望着凤英带着儿子士放来上海,迫切的心情可能比陈叔叔还着急!这是因为士放是我的好伙伴,比我小二岁,我们在一起办家家,在楼里捉迷藏,打牌下棋……整天一起厮混!

每到他们的暑假结束准备回乡,有那么几天,我会为失去了玩伴,心里空落落的……然后就是盼望着下一个假期的来临。

凤英告诉我“士放”这个名字是陈叔叔的父亲,也就是她公公给起的。

我妈却暗自说“老陈头怎么起了这样个封建名字?”但她却没解释这名字怎么封建了。

像往常一样,有什么不懂的我会去请教宝宝姐姐,“我妈为什么说‘士放’这个名字封建?”

宝宝姐姐捂着嘴笑出了声,她说旧时代的“士”是指“士大夫”,就是当官的。所谓“士放”有官运享通、步步高升的意思。

可见“官本位”在中国自古就很流行,所谓“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你看乡里的普通老百姓都是如此苛求,城里人就更不用提了!

我曾经央求凤英,“什么时候也能带我去乡下看看?”

她连声笑着说“好”,只是要我父母亲同意就行。

我心动了,取出中国地图,好奇地问她:“你们的乡下在哪里?”

她捧起地图,仔细看了半天上面的小字,用手指着江苏省境内的一个小圆圈“丹阳”。

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久了,我小时候丹阳方言讲得非常流利!凤英开玩笑地说我“若到了乡下,村里的人们不看人,只听声,短时间还分辨不出你是个上海人。”

她说得我心里美滋滋的!

凤英生了老二,又是个儿子!过了一岁带到上海,只见那孩子长得虎头虎脑,大眼睛,高鼻梁,特别像陈叔叔!人见人爱,邻居们抢着你抱抱,我抱抱,被众人像玩具那样“击鼓传花”在胳膊上传来传去,惹得他“咯咯咯”笑个不停……

没想到,当他长到三四岁的时候,有一天,陈叔叔接到加急电报,“孩子死了!”

再见凤英,全然失去了往日的水灵,神情恍惚,她告诉我们,那天儿子“小放”和其他大小几个孩子一起到水塘边玩,不巧脚下一滑掉到水里去了!吓得孩子们惊慌失措,哭着喊着跑去告诉家里的大人们。等人们赶来,儿子已经没救了!

“出门还活蹦乱跳的哩!一会就没有了!” 她苦着脸幽幽地说,“等到人们把他从水塘里捞上来,我抱在怀里,还像活着一样……”有些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逢人哭诉爱儿的离去……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抹平心中无限的悔恨。

“乡里的孩子们都不会游泳吗?”我父亲好奇地问。

“是啊,水塘很多,可是没有几个会游泳的,后来大人们来了,也只能用杆子挑。”

我想起来了,陈叔叔的水性也很差,在岸上潇洒自如的陈叔叔,到了水里只会那种难看的“狗爬式”,手和腿在水里乱蹬,身子不至于沉下去,速度是没有的,因为手和腿的作用相互全都给抵消了!

难怪后来我父亲经常带我和士放到各个游泳池学游泳。有时候,陈叔叔也跟着一起去。

笑容,从此在凤英的脸上消失了,再没见她像刚过门当新媳妇那样带着羞红的脸开心地“咯咯咯”笑不停了。她说话总是带着忧郁,每次来去匆匆,时常还能听到从我家后房传来小两口的拌嘴声……

那年夏天,凤英过来串门,我和士放玩得正开心,不知凤英是自言自语,还是刻意讲给我和士放听,反正那天觉得她的神情有些“怪怪的”。

“我看见他推着自行车和一个女的一起走,那女的老大不小了,头上还扎着蝴蝶结。妖精一个!”

没头没尾的一段话,夹带着揶揄和讥讽,弄得我糊涂了,忙问“那女的是谁?和谁在一起走?”

凤英酸酸地“还不是你陈叔叔呀?”

听她这么一说,我有些明白了,凤英好像是“吃醋了”。

她又像“小放”当年弱水后一样,叨叨絮絮不停地说陈叔叔的不是……可惜我那时候才刚进小学,夫妻之间的那些恩恩怨怨,我哪里懂?所以也入不了心。后来是怎么解决陈叔叔的“第二春”问题?实在没有印象了。只记得凤英与我母亲以及邻居们也提及此事。我相信,凭我母亲的原则性,如果她觉得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一定会去做陈叔叔思想工作的。

一切,就这样静静地过去了,没有引起轩然大波。不过,陈叔叔和凤英之间像有些小夫妻那样,鲜有恩恩爱爱的日子。吵吵闹闹倒是常事。那年代,在中国夫妻两地分居习以为常,没有谁会提高到人性的高度去对待。现在看来,如果说两地暂时分居是种无奈,那么两地长期分居则是人生极大的遗憾了。

儿子士放也渐渐长大了,他对父母之间永不消停的战争很不以为然,但又无力解决,常为此心灰意冷。

有一年,学校还没放假凤英就独自来上海了。来了以后,也不待在家里,经常乘车往第六人民医院跑。

我有些好奇,“你得了什么病?”

她笑了笑,望了眼正在厨房烧饭的宝宝妈妈,不好意思地说“妇女病”。

“妇女病?什么是妇女病?”

后来我才得知她是怀孕见红了,到上海是来看医生保胎的。

这下好了,中医西医一齐上!我们的楼里终日弥漫着她为了保胎在楼下煤气炉子上熬的中药味,后来出血出多了,躺在床上不能起来,还得请马路对面街道医院护士每天上门打“黄体酮”保胎针。恰好我那时在中学学工,分配到医务室,打针发药是我的日常工作,就自告奋勇地担当起为她打针的义务。如果有时间,中午还帮助热饭热菜,端到床前给她吃。

有一次我为她煎了个“荷包蛋”,感动得她直说:“你陈叔叔从来没有对我这么好!从来都是我服侍他!”

就这样,在床上躺了几个星期,按照医生的嘱咐,药也吃了,针也打了,还是没有什么好转的迹象,心情却搞得越来越糟!

有一天,突然觉得不行了,楼里的大人也只有我父亲在,只见凤英用手捂着被子,让我们赶快去打电话叫“救命车”,床上已经被血染红一片了!

肚子里的小孩没有保住,不幸夭折了!

她在医院住了几天,陈叔叔借了辆“黄鱼车”把她接回来之后,还是很虚弱,成天在床上躺着,偶尔起来给自己弄点吃的……

不知过了多少日子,有一天晚上大约十点来钟,楼里突然传来“杀猪般的嚎叫”,“救命啊!救命啊!……”

全楼都被惊动了!

那时候,我家已经因为文革紧缩房屋政策,被迫搬到三楼去住了。二楼前房被太平里来的刘家占领。那天晚上,无论是谁,听见这样声嘶力竭的喊叫声都跑出来了!

最后大家锁定喊声出自陈叔叔的屋子,于是几个拳头“咚咚咚……”一齐用力敲门,里面的搏斗声求救声还在继续,可就是不开门!

邢家姆妈最小的儿子从东北农场探亲回来,那天,他表现得特别义愤填膺!

“你再不开门我们就砸窗子了!” 他跨在楼梯边的一个窗口,冲着黑乎乎的屋子大声喊,手里举着一根棍子,几乎就要下手了!

“一个男人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女人!有种的你出来!”

事后他说起在东北农场,若要碰到这样男人打女人的事件,大伙会群起而愤之,把那个小子揍扁了的!

“可是,那是陈叔叔啊!能这么对待他吗?”我担心地想,那个场合却没敢说出口。

只听我妈厉声喊“陈师傅啊!我们叫你师傅,就是因为你是工人阶级的一员,有问题大家商量解决,你可不能意气用事啊!”

居委会派到我们25号“掺沙子”的二楼前房老妇人也在人群里大声说:“不可以这样的!你还是工人阶级呢,要做好榜样的!”

门内的争斗和门外的吵吵嚷嚷就这样僵持了好一会儿……突然,陈叔叔一开门,愤然出走了!

大家蜂拥而至,关切地询问躺在床上的凤英“怎么回事?”

凤英“呜呜呜……”大声哭泣,见来了救星,抽抽戚戚地向大家哭诉“他一回来,什么也不说,就把一双臭鞋子往我被子里塞!”

大家面面相觑,他们小两口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他们俩自己明白,我们谁也搞不清!

……

很久没再见凤英来上海探亲,有天烧夜饭时不知谁关心地问起,陈叔叔腼腆地笑笑回答说:“她说不好意思再来了。我只好自己找时间回乡下去!”

凤英后来生了个女儿叫小芳!

陈叔叔欢天喜地,逢人就夸“女儿好,是爸的小棉袄,贴心!”

日子就这么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当学徒到上海的陈叔叔年纪也大了,五十来岁患了糖尿病,他准备提前退休回乡,尽早结束两地分居漫长的日子,也好让出位置,让儿子士放从乡下到上海进厂顶替。

邻里们又像当年送陈老先生那样,在他的小屋围坐在一起,不舍之情流露无遗。好在比起几十年前,大家的生活条件相对都好了,上海与故乡之间的交通也方便一些,让下一代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陈叔叔红光满面,言语间不失往日的爽朗,满载着即将回故乡定居的喜悦和邻里们侃侃而谈。站在门边的我,下意识地朝他坐的位置瞥去……花白的两鬓,微微发福的体态,比较当年他刚跨进我们25号时俊俏聪慧的模样,怎能不感叹岁月流逝如梭?

“还是自己的老婆好啊!她的体贴和温柔,以前怎么没有感觉到?” 这是陈叔叔返乡以后,首次回上海探望儿子时,留给邻居们的一句话,我深深地记住了,记在心里……

儿子士放顶替父亲进厂之后,一直在供销科工作,听他说“这是个美差”,全国各地的供应商都要找他帮忙,因此干得顺心顺手。到了他这一代,中国改革开放正兴,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向上海,他再没有像祖辈父辈那样回乡娶妻,来回奔波,而是在上海建立了美满的小家庭……

上海,海纳百川,一批又一批的人们来到这里,再从这里满载而归回到故乡,像三文鱼以生命为代价繁衍子孙后代,由此往复循环,构成了几代人生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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