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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生活同学抢了先，谈智商问题挣了两万多点击。河边也要跟风挣几个点击，吃不上大餐就喝点儿粥也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一转眼已经一个月没写东西了。
先讲亲身经历的故事。想当年，河边曾经有一个月整天跟着一帮Neuropsychologist（神经心理学家）给病人做Neuropsychological testing（神经心理测试）。简单说，智商测试就是神经心理测试的一部分。Neuropsychology（神经心理学）是psychology（心理学）中很高级的一个分支。想做这路学问，大致需要先有一个Clinical Psychology的博士学位，然后再做两年的Neuropsychology fellowship。
据很多医学生说，在美国能上医学院智商大致在130到160的样子。河边还知道，这些医学生中还有一些智商属于当地人口最高的百分之二，加入了“门萨协会”。顺便说一句，截至到2012年，中国大陆地区的门萨会员有250余人。为什么只有250人，人口的百分之二数量应该很庞大啊。很简单，很多高智商的人没有去做测试而已。是不是只有智商刚刚高到人口的百分之二的“二货”才会去测智商，而真正有大智慧的人根本就不屑于测什么智商，这倒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河边当年是在中国上的医学院，是从高中直接上的，不是象美国那样从大学毕业生中再筛选，所以可能不需要那么高的智商就能在中国上医学院？自己的智商到底有多少呢？抱着这么一个好奇心，河边在跟那帮整天做这些智商之类的神经心理测试的技术员混熟以后，老起脸皮要求也给自己测一下智商。
智商测验，正式英文名是：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WAIS），现在用的版本是WAIS-4，从2008年开始使用。平均值为一百，标准差为15。网上有一些几道题快速测智商的，最多属于筛查，都不够准确。真正的智商测试需要熟练的心理测试技术员差不多两个小时时间，然后心理医生还需要分析结果，出报告，整个测试花费不菲。
河边测了智商，看到分数有些不爽，怎么貌似还不够在美国上大学的标准涅？技术员给河边偷测智商的事情最终被神经心理学家，也就是心理医生知道了。心理医生就是高明，很敏感地就看到了河边情绪的低落，把河边叫进办公室谈话。心理医生说，“智商测验是要跟相同的人群比的，你是中国来的，不能用美国的测验题。而且，做美国的题，你有很多单词不知道，也有在美国很多常识性的知识不知道，所以这个结果是不准确的。”当然，河边心里也知道，看了好几次技术员测智商，等于有些漏题了，这也造成了往另外一个方向的不准确。后来，心理医生又把技术员批评了一顿，说他不要不懂就乱给测试。不好意思，为了一个好奇心，让技术员受连累了。
自己的故事讲完了，再讲一个其它人的故事。河边的亲戚有一个6岁的孩子，为了进一个什么学习班，测了智商，蛮高的。亲戚当然心里美滋滋的，要讲给河边听。关于儿童的智商问题，child psychiatrist（儿童精神科医生）一般认为不做测试是一个好主意。因为知道了智商值，就有了一个随之而来的期待值，而这种期待对孩子不一定有好处。比如，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智商110，一个智商140，家长可能会因此对两个孩子区别对待。比如，期待那个智商140的考上著名大学，大学毕业后还继续深造，甚至成名成家，而期待那个智商110的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稳定的生活就可以了。这样，家长的言行和对两个孩子的教育的投入就可能会不同。这就产生了不公平，也可能会引起孩子间的怨恨。
对孩子高期待高投入当然可能会培养出众人眼中成功的孩子。但是，也可能会让孩子负担过重，产生厌学情绪，孩子还会觉得为什么自己已经做得比兄弟姐妹好很多，可是父母还对自己不满意。即使受到高期待的孩子确实上了名校，有了成就，并不等于这就幸福了。也可能这样的孩子只专注于学习和事业的成功，缺乏应付失败的能力，缺乏与人正常交往的能力，缺乏生活的常识，最终个人的幸福感远低于他／她的“平凡”的兄弟姐妹。
另一方面，由于智商平平而没有得到父母高期待的孩子，可能会因为父母没有使劲“推”而不够努力，但也可能会因为没有来自父母的压力而能够自由发展，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向，不经意之间作出一些很创新的事情。也就是说，不是期待值越高，成就越高。也不是说智商越高，父母就应该期待更高。
现实是，现在的孩子如果要进一个什么“talent program”，校方经常要求进行智商测试。对于儿童，比较可靠的智商测试是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 for Children? — Fourth Edition(WISC?-IV)，不过考虑到其费用和对时间的要求，估计应该还有其它简易的测试。
既然进行了测试，做父母的当然会知道结果。河边对那个亲戚的建议是，不要把智商结果告诉孩子。因为如果孩子知道自己智商高，可能会得意洋洋，觉得自己不用努力就能学会，或者只注重比较有挑战性的知识，导致基本功不扎实。而如果孩子知道自己智商平平，甚至智商低于平均值，则可能会觉得自己智商不高，再努力也没有用，从而自暴自弃，不努力不进取。
再重复一边，河边对于家长的建议是，不要把智商测试结果告诉孩子，而且也不要告诉其它人，比如朋友或者亲戚。因为如果这些人知道了孩子的智商值，他们在跟孩子接触时很可能会在不经意之间从言语或者非语言的行动中表现出他们的期待值。比如，对于智商高的孩子，做祖父母的可能会给孩子买一个很贵的小提琴。而对于智商不高的孩子，这些亲戚朋友可能会对孩子学习表现平平表现出格外的宽容。这种期待可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也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尽管多数时候这些亲朋好友的所作所为都是善意的。
为了把问题搞复杂，把水搅混，让读者摸不着头脑，河边再讲一个故事。想当年，河边的导师是一个精神科老教授，盖伦医生。盖伦医生的故事是：
监狱里有一个病人，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很容易生气，总是惹事儿，用什么药物也没有效果。大家都对他绝望了，认为他没治了。有一天，病人做了一个智商测验，盖伦医生告诉了病人他的智商不低，大致在平均值。病人当时就震惊了：“我说我怎么跟我家里人都不一样呢！原来我的智商没有问题。”后来，病人居然改邪归正了。几年后病人见到盖伦医生，说，“你知道吗，知道我的智商不低这件事，整个改变了我对自己和对人生的看法，也改变了我的生活。”
智商决定命运？这个说法当然不完全，因为还有很多其它因素对人生有巨大的影响，比如家庭的社会经济状态，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健康状况等等。一个人应不应该知道自己的智商？在美国，每个成年人都有知情权，所以我们不能剥夺这种知情权。对于孩子，还是不知道为好。
另外，还有一个“政治上正确”的问题，就是不能歧视低智商人士。有一项研究，《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商与阶级结构》（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研究表明孩子的智商高可以预测其未来的平均收入会比较高，还涉及了不同种族人士的智商平均值。在美国这就触犯了“歧视”的禁规，所以这个研究的发表引起了悍然大波。还有，在DSM4 TR中，本来有一个诊断叫Mental Retardation（智力障碍）。有人认为这个诊断有歧视的含义，所以，在DSM5中，这个诊断改称为“intellectual disability”（智力残障？中文翻译看起来好象歧视意义更强了）。其实，智力障碍这个词看起来挺中性的。河边上小学时，智力障碍人士直接就被称为傻子。称为智力障碍已经时很大的进步了。
关于政治上正确，还有几个与医学相关的有趣例子，可以放在下一篇里谈。如果放在这里就跑题太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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