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头，顾名思义就是脑袋大，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同学，大名叫张胜利。当年的我也是瘦弱的肩膀上扛着一颗大脑袋，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就是街坊四邻和老师同学都熟知的"大头兄弟"。大头的爸爸在县城的文化馆工作。有一次和大头一起在文化馆玩，正好碰上一个照相的师傅在拍摄文化馆的一个活动，顺便就给我和大头合影一张，于是大头兄弟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这也是我整个小学期间和同学唯一的一张合影。

 我们当地有个顺口溜，"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你有大头"。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时候，常常有人跟在后面喊，到三年级喊的人就很少了，估计也喊累了。虽然我也是大脑袋，外号却是司令。大头的外号专属张胜利。我从上学第一天开始就是班长，一直到小学毕业。当时的漫画和连环画上，土匪头子和国民党军官大都有一颗硕大的脑袋，所以我这个班头就得到外号司令。

 每年开学都要收班费，每人五毛钱，全班50多个人，收齐了将近30元。大头是生活委员，由他负责来收班费，按理说收完班费马上就交给班主任。可是有一次凑巧班主任家里面有急事，临时先走了。大头收到30元，班主任不在，不知道该怎么办。30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我妈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0元。不知道大头当时是胆小还是精明，他把30元给了我，班主任不在，那就交给班长吧。我傻大胆，把这30元揣在身上，放学回了家。回到家给妈妈一说，她可吓坏了，赶紧把钱收回去。第二天把我送到学校，亲手把钱交给班主任。

 大头的家在我们家上学的半路上，我父母下班比较晚，一个人在家无聊。放学以后常常去他们家做作业。有一次我们俩正在做作业，有人敲他们家的大门。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个人，他不认识那人，那个人自称是他们家的一个亲戚，边说边自己就进了屋。我们俩跟在后面，大头悄悄对我说，这家伙会不会是个特务？这句话让我们俩都紧张起来。坐下来接着写作业，却有点心不在焉。那个人从随身带的包里拿出一把糖，放在桌子上让我们俩吃。当时立刻想起我们刚刚学的一篇课文，几个红小兵抓住了一个搞破坏的老特务，特务拿出糖果和点心给红小兵，求红小兵放他一马，被红小兵严词拒绝，"收起你的糖衣炮弹"。大头显然也想到了这篇课文，看了我一眼，"上厕所去"。一出屋大头就对我说，"是不是糖衣炮弹？" 我说，"有可能，你看他长得歪瓜劣枣，脑袋那么小，你们家可全都是大脑袋，他怎么可能是你们家的亲戚"。大头的妈妈是农民，就在离家不远的菜地。大头对我说，"你先在这稳住他，我找我妈去"。稳住他可是个艰巨的任务，万一这家伙拿出一把刀或者一把枪怎么办？没办法，不能显得太孬种，硬着头皮走进屋，低头写作业，不敢看那个人，那个人也不说话，翘着二郎腿抽烟。时间过得好漫长。直到屋外传来脚步声，悬在嗓子口的心才放下来。这个人果然是大头家的亲戚，我俩终于可以吃桌上的糖了。

 小学毕业我考上了我们县城的重点初中，大头去了另外一所普通中学，时不时还会凑在一起玩。上了高中之后就很少联系了。县城不大，偶而会在路上碰到，寒暄几句。高中毕业我去北京上大学，大头参军了。再一次见到大头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和另外一位也去参军的小学同学居然一起来学校找我（这另外一位小学同学在下篇讲）。那个时候大头在中宣部的警卫班当班长，一身军装加上红光满面的大脑袋，我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现在不应该叫大头了，我那个司令的称号送给你了"。

 来而不往非礼也，几周之后我去中宣部找大头。在大门口被哨兵挡住，哨兵打了个电话，不多会儿就看见大头快步从里面走出来，到了哨兵跟前，上去就是一个耳光，"他妈的，也不看是找谁，敢给我挡在门外"。我这个书呆子看到这一幕差点惊掉下巴，这个只在电影里见过的国民党军官的作风就在眼前发生。

 后来再也没见过大头，听说他复员后回老家做生意，顺风顺水，过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