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科學家和思想家萊布尼茨（1646～1716），（清順治三年至康熙五十五年）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國滿清統治時期的康熙時代，那時有一批歐洲傳教士在中國傳教，他們把西方的一些科學知識帶入中國，也陸續把中國的許多傳統文化傳入西方。 萊布尼茨對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持續於他的一生，自20歲起至70歲逝世，始終在關注和研究中國。在17世紀末，他利用傳教士的通信的報告，編輯出版了轟動歐洲的書：《中國新事萃編》，他臨終前正在撰寫中的一篇著作是《論中國人的自然神學》。萊布尼茨希望以傳教士們為媒介，積極開展中西文化交流，為此，他數十年如一日，堅持不懈地做了種種努力。
  1717年11月13日，法國皇家科學學會秘書長馮特奈爾（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在萊布尼茨去世一周年之際，向他的巴黎同僚們呈遞了一篇悼念萊布尼茨這一法國皇家科學學會外籍會員的文章。他在這篇悼文中突出地讚揚了萊布尼茨一個值得稱讚的方麵，這就是他的研究領域的過人的廣泛性。他以巴黎學術圈子中當時風行的古典口吻評論說：“就像古人能夠同時駕馭八匹馬，萊布尼茨能夠同時駕馭所有學科。”這雖然有點語出驚人，倒也不失公允。1716年11月15日，即萊布尼茨去世之後的第二天，他的堆積如山的私人文稿便被正式封存，隨後被完好無損地保存於漢諾威皇家圖書館（現在改名為萊布尼茨圖書館）。其中包含1萬5千多封信件，數百部論文草稿、殘篇、綱要和筆記。
  在萊布尼茨的時代，西方對中國的了解，一個重要的途徑是來華耶穌會士的介紹。18世紀中葉，中國形象開始在歐洲發生變化。此時正是歐洲製造業經過百年成長，漸進成熟，即將進入工業革命的時期。經過18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上半葉的歐洲工業革命，到19世紀中葉時，歐洲人眼中的中國形象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那個曾經被萊布尼茨高度讚揚，被譽為君主開明、製度優越的中國，在西方人士(孟德斯鳩、黑格爾、孔德賽、馬爾薩斯和馬克思)的筆下則變成為了一個專製、野蠻、停滯、愚昧、以及有著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國家。
  萊布尼茨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國滿清統治時期的康熙時代，那時有一批歐洲傳教士在中國傳教，他們把西方的一些科學知識帶入中國，也陸續把中國的許多傳統文化傳入西方。萊布尼茨隔靴搔癢，對中國的了解，途徑是來華耶穌會士的介紹，顯然看不透中國。毛澤東在1964年3月24日，在一次聽取匯報時的插話中對明太祖朱元璋、漢高祖劉邦、元太祖成吉思汗的治國能力評價如下：“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識分子是比較最沒有知識的，曆史上當皇帝的，有許多是知識分子，是沒有出息的：隋煬帝，就是一個會做文章、詩詞的人；陳後主、李後主，都是能詩善賦的人；宋徽宗，既能寫詩又能繪畫。一些老粗能辦大事：成吉思汗，是不識字的老粗；劉邦，也不認識幾個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識字，是個放牛的。”（注：成吉思汗、劉邦、朱元璋三人身為帝王時，他們的文化水平已經達到能批閱奏折和簽署命令的程度。關於漢高祖劉邦的文化水平，《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史書均有提及。關於成吉思汗，元初名臣耶律楚材在《玄風慶會錄》一書中提到成吉思汗可以親自閱覽文件。）
  明朝開始，國民性染上了“流氓氣”。其根源在於大明王朝的開創者朱元璋。他從社會底層起家，發明了政治流氓統治術，核心是十六個字∶不講規則，沒有底線，欺軟怕硬，不擇手段。這一政治統治方式雖令人不齒，然而在社會中迅速蔓延，擁有強大的生命力。朱元璋為禁止官吏們過度剝削，在開國初的詔書中曾打了個生動的比方∶“且如人家養個雞狗及豬羊，也等長成然後用┅┅”明朝製度設計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個堅固的籠子，把這些雞狗豬羊牢牢關在裏麵，沒有一絲一毫逃逸作亂的可能。因此，雖然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人，在中國曆史上被稱為漢族的光複，然而朱元璋的統治比蒙古人更為野蠻強硬。他繼承了蒙古人統治的精髓——戶口世襲製，把全國人口分為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在三大類中再分若幹小類，比如工匠之中，還分為廚子、裁縫、船夫等。職業先天決定，代代世襲，任何人沒有選擇的自由。他認為凡是威脅到朱家統治的，皆有目的地進行清除和屠殺，往往是滿門抄斬。
  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清朝的幾代皇帝前仆後繼，對知識分子大興文字獄，動不動就滿門抄斬，讓一個民族徹底停止了思考，變為一具僵屍。清代皇帝積三代百餘年努力，建立了中國曆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製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製統治的籠子裏，把束縛中國兩千年的專製政體修補、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但可以看出，從清朝到民國，很多社會管治辦法，其實還有明朝的陰影。
  從春秋戰國一直到元明清，國民性的不斷退步告訴我們∶不同的製度背景，對民眾的素質有決定性影響。在製度建設沒有根本改觀的前提下，期待國民性的徹底改造是不可能的。壞的製度可以激發人性中惡的成分，使人性更為扭曲，好人也有可能變成壞人；好的製度固然不能使壞人變好人，但至少可以限製壞人，使之不敢肆無忌憚地做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