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瘫中山国、摆平诸胡部落之后，雄心勃勃的主父开始秘访各国，搜集情报，为进一步攻伐其他诸侯做准备。

《史记》里记载了他偷入秦国的历险：主父诈称赵国使者入秦，受到秦昭王的接见。这个秦昭王本来是武灵王派人送回秦国而登基的，却不识得武灵王，只是惊诧于这位赵国使者‘状甚伟，非人臣之度’——没办法，身份名号可以瞎编胡造，这王者气质却难以掩藏——等这位“使者”离去，秦昭王派人一查证，才知道此人正是赵武灵王，急忙‘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知道胡服骑射的厉害了吧？你想追我，没我快，奈何？

正是由于主父长年不在中央政府，甚至不在赵国，他对赵国的政局失察，也逐渐失去对军、政的控制。此时在赵国国内，一方面公子章越做越大、蓄势待发，另一方面在年幼的惠王身边，形成了两大派势力，一派以忠心耿耿的相国肥义为首，另一派以根深蒂固的公子成挂帅。尤其这个公子成，资格老、势力大，当初以称病不朝对抗胡服骑射的就是此公。

对公子章的图谋不轨，成、肥两派都心知肚明，老奸巨猾的公子成把它当成了攫取更大权力的良机，派出干将李兑游说肥义，指出公子章与田不礼‘二人相得’，作乱‘必不久矣’，相国您‘任重而势大’，‘祸之所集也’，公子章要谋反，必先拿您开刀，如今明哲保身，您何不‘称疾毋出，传政与公子成’？说您何必不要老命，把着高位不放呢？不如把大权交给公子成独揽算了。

对此，忠诚的老臣肥义（据说他有胡人血统）回以身负主父重托，不愿做‘变负之臣’，愿与惠王共赴危难，虽死无悔。对肥义的大义凛然，身为政敌的李兑都悚然动容，‘涕泣而去’。感动归感动，李兑却拿不出拯救肥义的良策，只能回到公子成身边，‘以备田不礼之事’。

肥义也预感到危机将至，于是嘱咐侍卫长高信：“‘自今以来，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先以身当之，无故而王乃入’”[从今天起，凡有要面见大王的，务必先见老夫，老夫欲先以身试，确认安全之后大王才可出见]。

这里看出，大家谋划来谋划去，却未有人提及主父赵武灵王，一方面显示主父失去对政权的掌控，另一方面是因为主父对公子章负疚的态度，使得连老臣肥义都对靠主父来控制公子章不报指望。有事为证：赵惠王四年，公子章回邯郸朝见惠王，主父在暗处观察群臣的一举一动，看见自己的长子满面颓废，‘反北面为臣’，‘诎于其弟’，不由得心如刀绞。

平心而论，武灵王立王子何，并不是因为此子如何能干有才，而是基于对赢娃的万般宠爱，而真正表现出令赵武灵王心动的雄壮武力的，恰恰是这位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长子章。时赢娃已逝，主父‘爱驰’[对赢娃的爱松动了]，又开始‘怜故太子’。

主父当时就打算把赵国一分为二，让公子章王于代，让兄弟二人两头大。理智的相国肥义自然不同意赵国合而复分，才使得主父此议作罢。在肥义心中，或许认为主父在更大程度上是站在长子那边，自然不会于此时要求主父出手对付公子章。

主父对两个儿子的予夺优柔寡断终于导致了史上著名的“沙丘之乱”。惠王四年（公元前295年）的一日，‘主父及（惠）王游沙丘’，天色已晚，惠王和主父在不同的宫室歇息。忽有人来报，说主父要召见惠王。惠王刚从主父处回来，如何又要召见？此事引起了相国肥义的怀疑。老相国决定先行查探，并嘱咐侍卫长高信高度戒备，约定如果肥义逾时不归，就立刻向邯郸告急。

肥义随召使进入一处宫室，等待他的果然不是主父而是公子章、田不礼及刀斧手，可怜一代忠骨，命丧刀下...

高信久候相国不归，一边着人飞骑传讯告急，一边部署守卫。随后的几天，高信死守行宫，击退了公子章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手下兵员几乎耗尽，终于捱到了公子成、李兑从国都带来的勤王大军。公子章毕竟兵少，战败，逃进主父行宫，马上又被公子成和李兑带兵重重围住。

此时的主父哪里还指挥得动公子成？公子成却也不敢冒然上刀加害主父，只是围住行宫，高呼“交出叛贼”。日久，宫中食尽。公子章眼看着慈父为己受累，形容憔悴，想起平日父亲待己的种种好处，早把废立之恨抛诸脑后。为保父王活命，公子章于是瞒着父亲自出宫门，当着公子成、李兑之面，自刎而死...主父随后而来，老泪纵横，抱起爱子尚温的尸首，踉踉跄跄回宫而去...

然而至此公子成、李兑却不敢放过主父了，公子章自刎一幕，让公子成看到了主父与公子章的父子情深，如今公子章因成、兑而死，二位又负攻打主父的大罪，一旦主父脱困而出，追究起来，成、兑都是要遭灭族的。于是大军围而不攻达三月余，主父几次欲出，均被乱箭逼回。腹饥，直至攀梁掏幼雀为食，一代雄主赵武灵王终被生生饿死在爱子坟旁...

此时的赵惠王年仅十二岁，一切听成、兑的摆布，于是公子成终于取代肥义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死守行宫、血透重甲的侍卫长高信反而被调离京都，只因他是已故相国肥义的人...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公子成和李兑把持朝政，为己谋得封地千顷。好在武灵王的变革已深入人心，这二人虽官瘾极大，却不卖国，赵国得以在战国后期担任抗秦中坚。

古人说：忠孝难两全，“忠”是臣属对君王的，是公事；“孝”是子女对父母的，是私情。不妨把“忠孝”的含义扩大化一点，用“忠”泛指所有公事，用“孝”代指一切私情，忠孝难两全反映了许多时候公与私的难以兼顾甚至是尖锐对立。作为一方君主，家事国事本就互相纠缠，难以理清。在大支大节上，是取国事还是善亲情，需要超人的定力，甚至是冷血的定力。

来看看前面提到过的雍正，他在杀子之时，何尝又不是心在滴血？然而他与他的兄弟间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使得他在这个大关节上选择了国事而放弃了亲情，从而为乾隆的顺利掌权铺平了道路。然而作为一个父亲，雍正至今被人唾骂。

赵武灵王或许是个好父亲，但他在国事、亲情上的抉择是失败的，最后是害了儿子也害了自己，并几乎害了赵家江山。有人说看重亲情的人要玩好政治是很难的，因为政治要求你关键时刻六亲不认，这话实在很有道理。我等凡夫俗子，看着孩子在幼儿园受了点委屈尚且陪着哭鼻子，又如何能在大关节上彻底的舍私为公？幸好我们都是寻常百姓，也没有称王为帝的野心。

赵武灵王的悲剧在于身为君王，却有着平常百姓的儿女情长，在更立太子的时候感情用事，偏离了任人唯贤的原则——或许公子何甚有潜质，然毕竟尚未表现出来，为什么要废掉一个已经初露头角的长子呢？须知废长立幼，历来就是大忌！等看到长子的不得意，又忍不住舔犊情深，甚至打算采用分裂国土、自我削弱的荒唐做法。然而如果我们把他仅仅看作一个父亲，我们又还能说什么呢？

正是：自古忠孝难两全，慈心一片谁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