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读一封《群众反映》信

毛泽东在读一封《群众反映》信后作批示，时间是“1964年3月10日”。批示全文如下：

”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事情是这样的：1963年12月，北京市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十几位校长对学生负担过重的情况意见很大，强烈呼吁“减负”。魏校长受大家所托，将会上的讨论整理成文，上交领导。1964年3月6日，一份摘登了魏校长这个报告的《群众反映》送到了毛泽东的桌上。毛泽东很快做出反应，写了上述批示，并要求将信件发至宣传部、教育部、北京市委市人委、团中央等所有有关机关的领导成员，可见他有多么重视。魏校长做梦也没想到，她的这个报告会以有名的“二月来信”载入新中国的教育史，更没有想到会受到最高领袖如此重视。

其实，毛泽东对当时的教育状况早就很不满意了。随着群众呼声的日益高涨，毛泽东在“二月来信”的前后，发表了一系列对教育现状的严厉批评。

1964年2月13日，正值农历正月初一，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及北大清华校长和教育部长等16人参加的座谈会。如此高规格的会议，重点就是谈教育。他说：

—— 学制可以缩短。

——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

毛泽东以十分严厉的口气总结道：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在此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毛泽东又连续发表了对教育现状的看法。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所载：

1964年7月5日，毛泽东同他的侄子、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生毛远新谈到：

——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

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谈到：

—— 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在团中央《团的情况》登载的《北师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一文上批示：

——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

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田家英、艾思奇等人谈话时说：

——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如此高频率、大范围地强调教育问题，用语又那么严厉，足见这个问题在毛泽东心里已经憋了好久，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1965年的年底，对于已经七十多岁高龄的毛泽东来说，接班人的问题迫在眉睫。他从来都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而在他看来，那种“摧残人材，摧残青年”，“真是害死人”的教育制度，不是造就 “书呆子”，就是培养出 “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就会使他手创的事业后继无人。这成为他在生命最后年代下决心要做平生第二件大事的一个重要动因。

在这位伟人逝世以后，毛泽东当年那些振聋发聩的话渐渐被人们淡化了，淡忘了，还有走资派右派行撇开毛泽东那些谈话的核心思想，断章取义地就一些具体做法贬低为“违背教学规律”的外行话，甚至有“轻视知识传授”、“冲击教育秩序”等指责。

毛泽东对于教育学是个外行吗？说这种话的人大概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毛泽东是正儿八经完成了师范学校的学业的。

毛泽东曾以考试第一名被录取在省立第一中学，这是当时当地的一所大学校，但毛泽东觉得该校“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而毅然离开该校，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度过了“极端可宝贵的” 半年自学生活。

毛泽东考察过好几个学校，都不满意，最后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完整地学习了五年（1913年至1918年），并且确立了“教育学”为自己的“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教育事业”为自己的“终身欲从事之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