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是叙述新中国的《礼乐》 《样板戏》是叙述中共建政后直至文革十几二十年的文化建设史和政治斗争史。从几个方面简要看看： 一，政治角度看。样板戏地位置顶为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的新中国的国家“礼乐”和“声诗”。这是最独到也是最击节赞叹之处。一个国家的“礼乐”，是该国统治地位的“三观”在思想文化艺术上的最高体现。它指导、教育、感化和规范了国民的行为。 旧中国被推翻了，旧中国的“礼崩乐坏”了，新中国的“礼乐”就应该建立起来。 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仍全国“舞于庭”，工农兵不能占领舞台，“颠倒的历史”未能颠倒过来，这怎么行？如孔夫子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江青领军的“样板戏”艰难探索奋斗而终成功推出，占领了新中国舞台了。 就是这个奋斗过程。应该将样板戏定位为共产党新中国的国家“礼乐”，革命“声诗”。是对毛泽东文艺革命和文化革命思想的理解极其深刻和独到。再细想，样板戏固功高，但论新中国最高“礼乐”，应还是周恩来总理任总指挥总导演的气吞山河魅力永存的史诗《东方红》，完可当之的吧？“从《东方红》的排演过程来看，周恩来确是将其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礼乐’来抓的。” 二、党内斗争和文革事件角度看。《样板戏》据实叙述了毛泽东周恩来柯庆施等戏剧改革派与刘少奇，主要彭真陆定一等保守派的反复斗争。切入的是“样板戏”，展开和解读的是中国整个现代革命画卷。 许多史实，是很值得参阅了解的。不但对毛泽东文艺革命思想，且对文化大革命过程，特别是文革中社会各阶层各派别人物事件和“各异端思潮”的了解。这诸多的史料都是令人惊讶的丰富和解读深刻的。真不容易。 三、艺术角度看。《样板戏》从徽班进京到京剧各家各流派特色的形成，从延安新编平剧的创作，到《赵氏孤儿》至《红灯记》等等的流变，现代京剧样板戏如何的引进西方乐器，“洋为中用”；狄德罗、瓦格纳、斯坦尼体系，阿甫夏洛穆夫戏剧舞台理论和卢那察尔斯基等苏俄文艺思想如何影响了新中国文艺，沈知白到于会泳的传承，都有着非常专业的考据和研究。 四、对一些人物的了解看。如赵燕侠。她首唱阿庆嫂。后换上洪雪飞。读张女士书才了解，是彭真对戏剧改革的消极态度影响了赵，更主要是毛主席指示《芦荡火种》应更强调武装斗争，此戏的重头从阿庆嫂移向了郭建光，赵燕侠戏份下降成了谭元寿的配角，赵不爽，于是“出工不出力”，江不得已才将她换下的。其实江对赵非常好，非常照顾的。读到此，又找来听了一下赵燕侠的原唱，觉其“消极”“出工不出力”，真非空穴来风。她唱“风声紧，雨意浓...”,咋听，颇像旧京戏花旦闺中小姐的怀春，对阿庆嫂这抗日斗争隐蔽战线的女共产党员唱腔的掌握，远不及洪雪飞来的到位和大气。江青换下赵是正确的，非私怨。 于会泳，了不起。他“对传统戏换腔就字的技法进行了升级”，使“京剧不动声色地融入了象征毛泽东的特性音调”，自此，京剧“有了毛泽东的音乐形象”；杨春霞“评价于会泳是一位了不起的、空前绝后的艺术家”；“于会泳开创了京剧交响乐的道路”；徐景贤回忆，于会泳设计了方海珍唱腔，“江青屏住气息地听，觉得唱腔设计非常好”，“成为最早实现了洋为中用的唱段，堪称现代京剧的典范之作”；徐景贤还回忆，于会泳全副心力贯注于样板戏艺术方案的设计，“一度心力交瘁，以至于昏倒在地上”....。 为人呢？于会泳被江青赏识成了上海文化界的领导，但尊重他的恩师：沈知白去世，“医院的人不愿意背一个‘牛鬼蛇神’下楼。是于会泳用胳膊夹着老师的遗体，走下狭窄而曲折的木楼梯，将人送上救护车。” 我们看到了，于会泳，就是当年毛泽东时代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创作的文艺工作者的典型形象！ 当然，于会泳将“三个突出”，归纳为样板戏创作的原则等，还是颇可争议和讨论的。 五、还有一些过去罕闻的轶事 1、那个新中国艰苦年代，当一般群众工资才几十元，毛主席工资方四百多元之时，马连良、赵燕侠、周信芳等的工资竟一千数百至两千元！“梅兰芳年收入有几十万”。惊人！ 2、延安平剧新编历史剧初创，政工干部女主角不知如何自报家门，在台上依旧用韵白念道：“奴家，政治委员是也”，“待我政治工作一番便了”云。令希哲不禁莞尔。想想，这笑料今日亦不鲜见。一个看古装宫斗影视太多，食古不化却四处劈腿的妙女子，钓金龟也自会微信道：“臣妾，某新潮女郎是也”的。 3、张春桥协助样板戏创作的开明事迹。特别是“钱守维”从人民内部矛盾到“敌我矛盾”。张说“反革命戏不能太多”。原来的戏里，钱守维是内部矛盾，张认为“是站得住脚的。改成敌我矛盾之后出了问题”。示意“还是维持原来的情节为宜”。这里希哲意外看到，张春桥似乎并不是处处很左的。 4、《奇袭白虎团》创作，“结合了志愿军战斗动作体验，将多民族的元素融入”。它后来的消失，因尼克松的访华。日后的复排“也很难再达到当年样板戏的水准。其中的许多舞蹈动作已成绝版”。因多变的国际关系埋没了宝贵的艺术创造，实在可惜。 《样板戏》毕竟是一部中国革命现代史书。 “每一场样板戏演出都成了纪念碑。纪念碑原是对革命事业后来者的召唤。”...“当革命胜利时，牺牲者的名字被写在革命英雄纪念碑上；当革命失败时，他们的名字被写在暴力革命受害者的纪念碑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毛泽东主导的又一次巴黎公社吗？‘革命礼乐’的建立者们”，是否“如张春桥所言‘只是我们没有像那时的人一样，死在巴黎公社墙前面’”？ 多么难以回答的问题！足以沉痛地思考。 《样板戏》，真是今天难得的好书，特别对今天尚不甚熟悉中国革命现代史的左翼青年来说，是非常值得去认真看看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