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老虎也抓了腐败官员减少了吗
文章来源: yongbing19932023-11-19 13:30:32

大老虎也抓了腐败官员减少了吗

 

 

新中国发展建设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更加不再迷信中国共产党内的大小各级官员了,愈发转而发动他最信任的学生们,即阶级斗争的《革命接班人》,开始了在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发动学生对各级政府中的也是共产党内的官员们,即复辟资本主义老路的当权派们,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对走资派的斗争后,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改变成无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加之1968年后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工业、国防等成就显著,也提振了毛泽东和他的红卫兵造反派们的革命信心。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多次说过:对于官员的腐败不作为脱离人民群众,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毛泽东说,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踢开党委闹革命”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直接参与企业,军队,文艺,教育所有社会管理,因此就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文革》。

1987年至1997年间,吴冷西带病写出了对研究当代历史具有重要价值的回忆录《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揭开了历史迷雾,戳破了走资派邓小平的谣言公司散播的无数谣言,为后世了解三年困难这个特殊的历史的原因,留下了宝贵真实史料。

60年代初,毛主席在带领党内一些同志学习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在“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这一段, 主席特意批注:“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这显示出毛主席与斯大林认识上的重大分歧。

到60年代中期,毛主席更加不再迷信党内,愈发转而发动他最信任的孩子们,即阶级斗争的「革命接班人」。加之1968年后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工业/国防等成就显著,也提振了他和他的“红小鬼”们的革命信心。主席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踢开党委闹革命”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直接参与企业,军队,文艺,教育所有社会管理,因此就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从1964年中央会议上的训斥,到1965年井冈山无限失落的悲叹,甚至包括四清运动难以收获成效,这已经得以表明:那一时期毛主席考虑的“全国性政治民主”以及群众民主如何形成固定的制度,必须被提上日程。

否则,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只不过,他也必须准备粉身碎骨一往无前的姿态——在几近灯尽油枯的年纪。一如主席在50年代末评价苏联修正主义时说的那样: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苏联作为第一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其生产力的高度一度来到了文明的顶点——但是,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对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执火人真正的考验,是当自己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无限权力下作何表现。

 《共产党宣言》曰: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回想列宁时期的革命者们,面临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但是后来那些持苏联各高等大学文凭,口喊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口号入党的人,眼睛瞄的则是飞黄腾达带来的金钱、地位、特权、美女……以及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满足。

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冈山,在山上与王卓超等人谈及苏联修正主义特权集团时所评述的: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一年后,毛主席给予一线当权者的评语更为辛辣:中国的官员是一个阶级,而且他们的利益与工人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如果这些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不受约束,中国将法西斯化。“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如果这个问题悬而不决,找不出新路,高喊空洞口号有什么用呢,共产主义运动前途堪忧,还不知要经历多少曲折坎坷……

毛主席痛心疾首地指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成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核心思想。

在一次会议上,毛主席还忧心地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山雨欲来风满楼。

为了彻底讨论清楚党内官僚阶级问题,还必须提到托洛茨基超前的预见性,以印证这绝非中国革命的特殊问题,而是在国际共运史中带有普遍性的严重问题。托洛茨基认为“十月革命发生在落后的俄国,广大无产阶级文化水平低,不能直接参加社会管理,而掌握了权力的革命者,越来越认识到权力带来的好处,便不断地试图巩固和扩大手中的权力,成为了嗜权者,从而背叛了社会主义。”这也完全符合中国建国初期直至文革前,党内走资派揽权嗜权而削弱工人阶级权力的实际情况。基于以上认识,托洛茨基断定,苏联的社会性质有两种可能:  1,无产阶级推翻官僚的统治,建立起真正的无产阶级国家;2,苏维埃的官僚统治阶层被资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就是官僚阶级在共产党内滋生蔓延导致了第一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旧社会卷土重来,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革命高潮时期,官僚阶级悄悄滋生往往被人们忽视,而在低潮时期有充分的时间痛定思痛,形成新的共产主义实现理论,避免重蹈覆辙,以迎接下一次共产主义革命高潮的随时到来,彻底粉碎埋葬一切专制剥削压迫旧制度,解放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