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中细菌战黑历史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军对朝鲜和中国实施了罪恶的细菌战，多位国际专家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了这一事实，并撰写了《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及附件》。

有记者在辽宁省丹东市档案馆采访时看到这份报告。里面详细记录了肯尼斯·伊诺克、约翰·奎恩、弗洛伊德·奥尼尔、保罗·尼斯四名参与细菌战的美军战俘的自述，内容包括实施细菌战前他们听的秘密演讲，投掷细菌弹的过程等。记者对四名战俘的供词进行了系统梳理，还原了他们眼中的那段美军细菌战“黑历史”。

听细菌战“秘密授课”

这本写成于1952年的厚重报告，由中国的钱三强、英国的李约瑟、巴西的贝索亚教授及其夫人、法国的马戴尔、瑞典的安德琳、意大利的葛拉求西和欧利佛、苏联的可华斯基、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等公正而又独立的国际科学家组成的调查组共同起草。

报告以大量的现场证据、实验数据和照片等，详细记录了美军当年罪恶的行动。

其中包含的美国空军俘虏供词，增强了整篇报告的立体感和真实性，还原了美军的那段罪恶历史。

记者在梳理供词时发现，四名美军战俘都提到，他们曾在日本、朝鲜听了教授细菌战方法的“私密讲演”。

他们回忆说，有演讲者明确说美国军队当时正在进行细菌战，对如何发射带细菌的炮弹、投掷装有细菌和昆虫的容器等内容都有详细介绍。在讲到这些容器或炸弹时，他们中还有人能画出样子来。

美国空军飞行员约翰·奎恩供认，1951年12月18日，他在朝鲜群山空军基地听了一堂有关细菌战的讲课，教室内有20个人，都是驾驶员、领航员，前来讲课的是日本来的一个专家，名叫阿西福克。

约翰·奎恩说，这个专家在讲课中说：“不能单独空投细菌，因为在阳光的直接照射下，细菌在60秒内就会死亡，必须要借多种不同的昆虫和啮齿类动物传播。这类昆虫和啮齿类动物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培养了好几代，选择它们是因为它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下都能够生存。”

后来，那名专家还拿了一张有虫子的旧衣服照片给约翰·奎恩等飞行员、领航员看，那些虫子看起来像苍蝇和虱子，在衣服内爬着，并说这些虫子是经过挑选和培养的，以便它们可以耐寒并且不吃东西还能活很久。

肯尼斯·伊诺克也供述了他在日本听的秘密讲演，讲演中提到了细菌弹的样子。细菌弹中装有带定时信管能在空中爆裂的容器，用带有降落伞的容器来投掷昆虫，污染蓄水池。

肯尼斯·伊诺克供认说，他在听私密演讲时了解到，可散布的细菌类型很多，如斑疹伤寒、伤寒、霍乱、痢疾、鼠疫、天花、疟疾以及黄热病。

黏附细菌的昆虫是虱子、跳蚤、苍蝇、蚊子等。散播细菌的方法还有投掷带有细菌的传单、大便纸、信封等。

记者梳理发现，四名战俘还提到了美军对秘密演讲的高度保密性，课后不准再有任何私下讨论。

保罗·尼斯在供词中说，他听了1952年1月22日麦克拉弗林上尉的演讲。演讲结束后，麦克拉弗林上尉说：“再一次，我要告诉你们，出了这房间就不要讨论此事，否则你就要受军事审判。”之后还拿来了保证书，每人一张叫他们签名，签名以后还给他。

保罗·尼斯回忆说，保证书上的内容是，“我知道我不能讨论在会上所讨论的任何东西，如有违反，我将受战争条例所规定的惩罚”。

投放“不爆炸的炸弹”

报告中，四名美军战俘都供认，他们接到了执行细菌战的命令，虽然内心极不愿意但还是执行了飞行任务。他们中有人执行任务后，汇报结果时只准用“不爆炸的炸弹”的名称来掩盖实施细菌战的秘密。

保罗·尼斯在回忆执行细菌战任务时说，1952年3月27日清晨五时半，他被命令执行细菌战任务。

“在6时45分，我出来走向我的飞机。有两个人，身穿白色衣服，戴着口罩遮住鼻子和嘴，戴着手套，正把细菌弹装上我们的飞机。他们将炸弹从卡车上搬下，用手将炸弹安装在挂钩上。”“这种炸弹与正常的500磅定时炸弹一样，上面没有特别标识。”

保罗·尼斯和同伴们起飞上升至1万英尺，后俯冲到6000英尺将弹投下。“降落伞使炸弹轻轻落在地上。当炸弹碰到地时弹体分裂成两半，动物或昆虫就跑出来。在这种细菌弹中，我们装进的是鼠、虱子、小鼠、跳蚤。”

保罗·尼斯还说，秘密演讲时教官就提到，投放细菌弹的地点通常是大城市的近郊，而不是城内，因为投在城内人们会在昆虫和动物逃出时将其杀死。执行任务返回时，称它们为“不爆炸的炸弹”。

弗洛伊德·奥尼尔回忆说，他在1952年2月15日执行过一次细菌弹投掷任务。他们8点起飞前，细菌弹已经由军械处特派人员装载在了机翼上。“当投掷细菌弹时，我们在操纵室里按了两个电钮，使信管发生作用……我们不知道投下的细菌弹内装的是哪种细菌，我们只知道是细菌弹。”

记者梳理供词发现，这四名美国空军战俘供述的细菌弹，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装有定时信管在空中裂开的炸弹，适合于带细菌乳剂或类似的东西。

一种是有降落伞的炸弹，适于装载带菌的昆虫和动物。

据美军战俘供述，他们对于细菌战可能使用的病原已有充分预防，注射了如破伤风、伤寒、霍乱、天花等疫苗。有人执行任务回来后还要经过验血等身体检查。

约翰·奎恩在供词中说：“我们必须遵守所有保持清洁的规定……当发给我们药时，我们就应该服用……我们必须按时进行防疫注射。”

良心自责备受煎熬

记者来到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这里地处中朝边境地区，是美军发动细菌战首当其冲的地方之一。在宽甸满族自治县宽甸镇东门外村东滨河二号桥的干道上下车，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走上几分钟，就会到达一处毫不起眼的小空场。

这周围有不羁生长的杂草、堆积如山的施工用料和不明用处的小平房，显得有些荒凉。

给记者领路的宽甸县民政局退休干部孙文军老人说，这里便是当年指证的美军撒布细菌地遗址。

孙文军作为当地政府干部亲历了这一事件。据他介绍说，1952年3月，宽甸中学学生李思俭在上学路上途经一片苞米地时发现路边有一土色很新的大坑，坑边上尽是炸出来的苞米须根。

正当李思俭疑惑时，他发现坑内的苞米根上爬着许多苍蝇、蜘蛛，周围散落着似石膏一般的白色粉末，坑内还有一个裂成两半的炸弹壳。细心的李思俭立刻将情况报告给了老师。后经证实，李思俭在该处发现的是一枚白垩质细菌弹。

丹东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黄文科介绍说，根据现有档案，从1952年2月到10月，美机入侵丹东共计298次，投放细菌弹205次，其中在丹东沿江沿海地区投细菌弹15次，撒布的毒虫43种、毒物13种，受害区域内出现人、畜感染毒菌患病或死亡现象。

“有确凿证据表明，历史上美国就是一个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对朝鲜和中国实施了细菌战，造成无辜平民伤亡。”抗美援朝纪念馆馆长刘静媛说。

“我的良心要我把话说出来。”弗洛伊德·奥尼尔说，“美军选择冬季开始细菌战……是要试验我们在特殊实验室中制出的耐寒细菌武器。最终目的是要在对气候寒冷的国家如苏联等国进行细菌战时，使用这些细菌武器。”

记者梳理发现，从这四名战俘的供认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细菌战的命令十分反感，认为这是灭绝人性的卑劣行动。执行任务过后，内心备受煎熬。

约翰·奎恩说：“我愿意以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说几句话。我以自己是一个美国人而骄傲……但美国国旗的光荣已经被进行细菌战所玷污了……我被迫参与了细菌战，但是我憎恨那些准备和下令进行细菌战的人。因为今天发生在朝鲜的事，明天一定会发生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我知道我自己的家庭，也可能成为目标。”

国际科学委员会在报告中说，约翰·奎恩说上述这段话时情绪激动，因为就在委员会与他进行会谈的当天，也就是8月3日，正是他的妻子生孩子的日子。

战俘们供认，进行细菌战是服从上级的命令，必须要执行，但在执行飞行时，他们都在想假如自己的家庭也受到人工散布的隐伏的疾病侵袭，该是多么可怕。

弗洛伊德·奥尼尔说，他对要进行的细菌战，感到厌恶，但也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选择余地，必须遵照命令行事。“美国人民被他们的报纸和无线电评论员蒙蔽……很痛心没有力量把事实真相告诉每一个美国男人、妇女和儿童……（希望）委员会想法使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注意这些事实。”

“我在犯了这些罪行之后，我的良心一直使我苦恼。”保罗·尼斯说，“因为我相信任何人都能辨别正义与非正义。这种残酷的战争必须停止……美国军队正在朝鲜使用一种极无人道的武器。细菌武器不止对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使用，还对朝鲜平民使用。”

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成员们表示，这四名战俘并没有遭受肉体或精神上的压力，他们的供认是自愿的。俘获他们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对他们的友善态度和待遇，使他们认识到有义务和责任将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事实揭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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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对华细菌战“黑历史”来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军战俘的亲口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