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吗？

自从1927年毛泽东道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起。毛泽东的敌人就一刻也不停止地反对他、攻击他、诽谤他是、污蔑他。尚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意识到党内早就有了一位雄才大略、囊锥露颖的天纵英才。党内的同志一路怀疑、非议、指责、打击毛泽东。毛泽东服从组织纪律，百折不屈，愈挫愈奋，总是在最危难的时刻为中共指明了前进道路。毛泽东使中共克服了海归派将中共俄化的倾向，形成了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毛泽东思想。从湘南特委特派员周鲁到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从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再到中共中央博古，最后到共产国际特派员王明，当发现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正确，中央不得不一次次向毛泽东逐渐靠扰。百川入海，万折（泽）必东。毛泽东指引的方向逐渐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建党建军建政的思想渐渐成了共产党的思想。从中共的历史看，中共本身并不具有先进性，只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先进性才有了中共的先进性。毛泽东思想是中共的灵魂，而其执政思想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不似现在官僚主义的“被人民服务”。没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共犹如美国军队没有了武装。而这正是他的敌人苦心孤诣想实现的。中国人一向有自毁长城的优良传统。
   
 革命时期党内非毛总是记录党内领导在探索革命时所犯的错。建设时期党内非毛总是党内领导将自己所犯的错误修正为毛泽东的错误。凡是毛泽东的都是错误的，凡是错误都是毛泽东的。正如他们将某事件设为话题禁忌不许讨论研究一样，他们将大刮五风、文革作为话题禁忌封杀不合官方定调的异论不是因为要为毛泽东掩饰，而是要为自己当年所犯的罪行掩饰。
   
在人的中间有三岁小孩子，三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理国家的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说话往往好听，做事往往幼稚，事与愿违，不是目的错，而是策略错。这类人一旦掌握权力，必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亲痛仇快，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只有最无耻的人，明明是自己犯的错，弄到山穷水尽、天怒人怨的地步，还会天天造谣，说毛泽东如何不堪。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高度是世人根本无法企及的。因为毛泽东前瞻性的目光，雄视千古，他做的事往往不为人所理解。直到后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其英明正确，仍然有人不愿服气，宁愿自欺欺人编造谎言圆谎，一条道走到黑也不愿向真理低头。
     
孟子和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虽然《非儒》里揭露了很多孔子跟乱臣贼子混在一起的事迹，而司马迁的《史记》也根据自己好恶夹藏了许多私货。但有孔子、司马迁这样基本上秉笔写春秋的史官作史，后世的乱臣贼子难免有所顾忌。如今败类为官，乱臣贼子作春秋而天下英雄惧。炎黄春秋，历史悠悠，功过却由一群乱臣贼子、蝇蝇苟苟者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信口雌黄，天下英雄豪杰谁还敢为国为民挺身而出、抛洒热血。党内一帮非毛者为既得利益集团文过饰非、为某些尊者讳，仍然继承党内非毛的传统，将所有的错误都描述成毛泽东的错误，欺世盗名。毛泽东说“人民创造历史。”官僚主义集团回应：“还好现在历史不是人民书写的。”历史是春秋，但春秋并不等于历史。

雄伟的井冈山  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吗？

1927年秋收起义攻占大城市长沙的任务受挫后，主要来自安源煤矿工人和平浏农民自卫军的5000人的起义大军只剩下一千余人，还损失了总指挥卢德铭，毛泽东及时调整中央命令他攻占长沙的决策，率余部踏上了前往井冈山的道路，把井冈山构筑成起色的起点。在井冈山初期,师长余洒度问老泽东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吗?同一个问题后来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归来的海归派刘安恭也问过。面对余洒度的非议，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因为当时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不久他就用事实和理论证明了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和为什么能出马列主义。
   
 而余洒度只相信城市中心论的教条，无法忍受山沟里的艰苦生活，脱离队伍，向中央告状去了，后来信仰丧失，成了可耻的叛徒，因为走私贩毒分赃不均被揭发，被蒋介石下令处决。
   
如同孙中山为推翻满清从海外策动了几十次武装起义皆以失败告终一样。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将中国共产党满门抄斩、斩草除根。避在武汉、上海的中共中央先后策动了200余次起义，皆以失败告终。广州起义甚至仅存在三天，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在三河坝分兵，主力部队南下潮汕结果全军覆灭，总副指挥叶挺贺龙及周恩来刘伯承等夺船出海得以保全。南昌起义的高级指挥官皆星散隐蔽后，留守三河坝的第九军副军长朱德自然成了留守部队的最高军事长官，朱德、王尔琢、陈毅浴血奋战，率2000残部突出重围，转战到赣南五岭山中。反而为革命保留了火种，如无陈毅辅佐朱德加强政治教育，则三河坝分兵后朱德部必与主力一样覆没。后来这部分南昌起义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成了共产党革命的一面旗帜，中共中央终于看清了井冈山的道路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