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９年，生命被强行烙印出很多疤痕，不时映现脑海，拒绝堙没。移居美国快三十年了，深宅大院，夜深人静，年轻时的很多人和事，不时浮现眼前，虽六十耳顺之年，仍心潮起伏，难以抚平。
八九六四学潮其间，我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博士生，八七级，二十八岁，年纪不算大，却是年级最高的老资格同学。
社科院的研究生院在北京东郊一个叫西八间房的地方，挨着京顺路，现在据说那片地盘已是很热门的望京高档社区，韩国人很多。当时那里是地道的乡下。４０１路公交车出了三环的三元桥，京顺路上，满目农田，只有研究生院、中外合资的丽都饭店两个建筑群，直到大山子东拐进入四机部(电子工业部)的生产科研基地酒仙桥，方有人烟。
研究生院设在如此荒凉的孤悬之地，实在迫不得已。
中共建政后，仿苏联体制，建立了国家最高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统筹所有学科，包括了文史哲经法等研究所，把文科这片叫学部。1977年学部与中科院分家，并入中联部所属的国际关系情报研究机构，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升高了半级成了大部级单位。衙门大了官位多，上上下下喜气洋洋，也要象科学院那里，招研究生，培养科研接班人。办学校起码得有校舍吧？迫不及待招来的研究生，没有地方住，社科院财大气粗，租旅馆。我们八四级入学时，住的是解放军后勤学院招待所，高年级住在政治学院，研究生院办公机构在十一学校，宿舍有军队服务员打扫，教室都是租的，吃饭在军队招待所食堂，生活安逸。
据说中央为解决社科院研究生院校舍问题，在军事博物馆后面八一湖畔，批了四十亩地。社科院的院所都在市中心，院部机关刚搬进建国门外长安街边最雄伟的现在化办公大楼，工作人员大都住在东城西城区，嫌远。后来又批了颐和园后运河边的四十亩地，抱怨“更远了”，结果被新华社与团中央抢去，在那儿建了新闻学院、中央团校。折腾几年，批下更远的东郊西八间房二十亩，犹豫之际，上面传下话来，再不要，就去顺义县！
８５年研究生院建成，大家结束流浪生活，搬进新校舍，硕士生两人一间，博士生一人一间，这在当时全国高校，绝对最奢华，令人艳羡！美中不足是孤寂，四周除了农田窑坑，啥也没有。买点生活用品，要坐公共汽车到几站地外的居民区。院址太小，没有什么运动场地，户外活动就是出院大门田埂溜弯，逗逗农民的狗，白天窑坑下、夜里稻田里，捉几只田鸡（青蛙），电炉烧着打牙祭。隔壁历史所的赖小刚，曾捉到刺猬，炖得满楼道肉香，问他味道怎么样，说像鸡肉。又说，造孽了，是母的，怀着孕。
社科院没有本科生，招研究生的目的，是为各研究所培养后续人材，管理体制上是研究生院与研究所双重领导，前者负责学籍管理，后者负责业务培训；前者负责外语、政治等公共课；后者负责专业课。毕业时，所里决定是否留所工作，不留的研究生院负责分配。这种双重领导实际上是两不管，教工早九晚五，八小时下班后，学生完全放任自流。结果社科院研究生院成为高校里的自由度最高校园，举国绝无仅有。
社科院学术界出身的领导干部对研究院青年学生这种自由主义泛滥的氛围，倒也无所谓，党工出身的领导却警惕性颇高。他们没有普通高校党团干部捏拿学生娃的手段经验，就师法大清帝国以夷治夷的手腕，让其亲信的学生干部帮着监督。他们依档案把读研究生前做过小干部的学生挑选出来，任命为学生会干部。硕士学制三年，惯例二年级当研究生会主席，结果８５年住进正式校舍后，我们８４级经济所（系）的一个叫赵艾的被任命为研究生会主席。此人不记得是什么山西高校毕业的，上台即在研究生院崭新饭厅门墙上张贴学生干部名单，大红纸上毛笔字，两、三百人的学生的研究生院，大小五六十个干部上榜，按中共中央组织结构，主席团、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席、主席，呈金字塔结构，越往上官越大，名字写得也越大，塔尖上的主席，浓墨着笔，字如斗大。
这种三晋乡绅的排场，难免不让京城里老师和学生，摇头叹气，批声一片。
社科院当时有二三十个研究所，研究生院相应有二三十个系，每个系从几人到几十人。校方为管理方便，把学生划为经济、文史哲、法律国际三大部。经济、法律片的学生，官迷较多，敢怒不敢言，绝不挑头闹事，事成定能分得好羹一杯。文史哲、国际片的学生比较书生气、西化，不平则鸣。作为全国最高研究机构，社科院自然吸引了很多最高学府北大的毕业生，那时北大出来的人，到哪里都被单位领导视为刺头儿，有闹事必是挑头的。这也为日后社科院的学生积极置身历次学潮，埋下了种子。
新研究生会登基张榜的第二天晚上，美国所的赵毅，带着同门师弟金灿荣来访。那时的金同学虽大学既已入党，与所有的国际片研究生一样，崇拜美国写满一脸。几句寒暄，说有机要事商议。我硕士生搬研究生院后，同外国文学研究所法国文学专业的老高放同屋，他是高中即入党的老党员，文史哲片的党支部组织委员，思想西化，我们无话不谈。我说高放是自家人，不必回避。他们两个说，与国际片日本所的刘大洪（刘宾雁儿子）、美国所张小青（张治中孙子，父为清华研究生院院长）商量过，把老西赵土财主轰下去！
我们当场拟好了大字报文字，申明研究生会既然是学生自治组织，其领导成员必须经由学生民主投票选出，决不应该由院方任命。商量好由赵毅负责找外校毛笔字写得不错的哥们儿书写大字报，然后天黑夜宵前潜入研究生院饭厅，神不知鬼不觉地张贴到大门过道墙上那张研究生会干部名单榜旁边；夜宵时大家一起在大字报落款上联名签字。
当晚夜宵进饭厅，门口热热闹闹已围了一堆同学，七嘴八舌，我扫了一眼如约贴出的大字报，暗夸毛笔字真不俗，拔出钢笔，写上“民主选举，天经地义”，签上名，随手把笔递给一旁叫好，身高体宽的法学所的北大校友肖微，不想那笔好象刚从火炉里出来的，他怕烫着，连不叠摇手说：“别介，别介！”此君后来创立了据说是北京最顶级的君和律师事务所。
结果大字报落款仅我一人签名，像足球场上被造了反越位，十分刺眼。半夜十二点，研究生会赵主席敲门，把同屋支部组织委员老高放叫到楼道里嘀咕了半天。老高放睡觉前告诉我，赵主席让他转告我，立即写检讨，声明撤销签名，否则要考虑将来入党、分配的问题。
这家伙小地方来的，实在太土，威胁我这样北大出来的“老运动员”，岂不是自捅蚂蜂窝？顿时学潮风起云涌，新从社科院副秘书长调任研究生院党委书记的八级老延安干部孙耕夫，措手不及。老革命很质朴，说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打哪面都痛。心慈手软的他，竟被我们这帮闹事的调皮蛋研究生，哄说北大走红，不就是因为学生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吗？我们社科院研究生法理素质高，制订出一个适应时代改革潮流，自选、自理、自立的《研究生会章程》，岂不比北大更有创意？！他全然答应，只是在章程之首加了句“在党委领导下，团委指导下”，全然没有注意到这个章程完全是一帮研究生改头换面抄袭西方议会立法的东西。他亲自邀请学潮代表座谈了几次，果断拍板，按新章程的规则民主选举，新选出的叫第九界研究生会，下台的叫第八届——尽管它仅有一个来多月的历史。
这个章程大概是４９年后中国唯一的民主选举章程，并成功地赋予实践，选出学生自学生会。它也为后来研究生院几年内罢免了三届研究生会，提供了法理的依据.
金灿荣现在成了中共政权铁杆辩护士，自号“政委”，不过对这段研究生院富于成果的学潮经历，如同其六四经历，时见他语焉不详地自我吹嘘，大概是表示自己年轻无知时，民主、自由都玩过，就那么会事儿，老来早已翻然悔悟吧。
８６年底，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民主自由改革，据当局说，是北大出身的方励之副校长，长期来灌输自由化思潮的结果。学潮很快就波及到北京的高校。从北大传过话来，要发起北京高校同学声援科大的学潮，８７年元旦一起到天安门广场集会。
好不容易凑了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几个同学，新年一大早顶着寒风骑了快两个小时的自行车，在南池子口存了车，结伴直奔天安门广场。空旷阴冷的广场，遍地警察、卫戍区军人，寥寥无几的游客，大致都是便衣。奇特是数辆环境卫生部门的大洒水车，在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的广场内，来回驰骋，洒下的水马上让地面冻上一层冰壳。
在纪念碑那边，有小股人群聚集。走近一看，都是大学生模样，很快认出了几个熟知的北大同学。大家冷得不行，都在那里搓手跺脚。很快太阳下山，大批警察列队出动，举着喇叭说奉命清场，先把人群分割小股，再往广场外推。脚踩冰壳的聚众学生，顿时被大队警察、卫戍区军人推搡的直趔趄，身不由己地退出了广场。
我们社科院的被推搡到广场东历史博物馆一侧，恍恍惚惚看见广场西人民大会堂一侧的同学，有人打出条幅，与警察有拉扯。回到东郊的研究生院，半夜北大同学传来的消息，有同学在天安门广场被抓，他们正组织同学连夜上街游行情愿，营救被捕同学。第二天一早，北大同学报信，被捉进公安局几个同学，在丁石孙校长彻夜亲自交涉下，凌晨被公安部门释放了。
元月二日晚，中央电视台报道了我们去天安门广场声援科大学潮的事，声色俱厉地全文播发了《北京日报》的社论，给学生扣上了“动乱”的帽子，把我们描绘成在境外敌对势力的指使下闹事，破坏祖国的安定团结。报道还说，北京市人大已紧急通过关于市民游行集会的地方法，规定必须提前多少天申请，批准后在指定的地域，比如大学校园里游行。
新闻联播后，大家议论纷纷，觉得必须发声抗议。商量后决定，明天一早去大山子邮局去买一批刊有此社论的《北京日报》，下午课后收集所有旧报纸，准备风高月黑夜在校园举火，大家一起焚烧报纸，以示抗议。烧时通知《北京日报》与其他中央新闻单位采访。
研究生院为了鼓励学生关心时事，以班级为单位，订阅了主要日报。这种免费党报平时就那么几个人翻看，日积月累，每班都有一堆，攒到一定重量拿到废品收购站，卖报纸创收补贴班费。
我们研究生院当时仅二十亩地的校园，布局紧凑封闭：沿地界从东到南为办公楼连带图书馆，西为后勤车库、食堂，从北到东为学生宿舍楼，底层窗户皆加铁栏杆，楼墙兼院墙。西侧办公楼学生宿舍相对，楼下过道是校园仅有的出入口。四五层的学生宿舍楼亦呈Ｕ字型：南楼为文史哲、经济片男生宿舍；北楼下层是国际片、政法片，上层为女生；西为博士生楼。三个楼连为一体，通往饭厅过道，为仅有出入口。有位五十年代被打为右派、历尽劳改磨难的社科界名流，来研究生院演讲时顺便在校园里转了转，发话说：此校园，从宿舍区到教学区，双重全封闭设计，一夫挡关，万夫莫开，设计者一定坐过大牢，监狱布局，入骨三分！大家好奇，饭厅午饭时同院办聊到此事，果然如此。基建科的人解释，征农田建院，四周一片荒野，要求设计时安全第一，结果承建公司选中了一个老右派的设计方案。
傍晚六点晚饭，我们文学班的几个同学聚到我们宿舍，边吃喝边商量晚上起事的细节安排。聊扯得正欢，只见金灿荣领着几个国际片的同学，抬了好几大箱他们翻看剩下的旧报纸，气喘吁吁地找上楼来，说我们国际、政法片给你们文史哲片筹备足了要烧的报纸。我们奇怪了，不是说好晚八点在学生宿舍Ｕ型楼中间的天井里，大家一起点火烧报纸的吗？金灿荣嘿嘿干笑，说我们国际片的，就不下来了，你们在天井烧，我们届时会在楼上开窗呐喊助威的。见我们一脸不解神色，金灿荣解释说，我们搞国际政治的同学怕烧党报的事被校方抓住，记入档案，将来影响出国！此说引起我们班外国文学所的同学一片嘲笑，骂到难道我们搞外国文学的就不担心影响出国吗！后来结果，倒是我们文史哲片的同学，相当多的出国定居；国际片真正能在海外立足的，反到寥寥无几。
八点一到，研究生院宿舍楼鼓噪大起，敲盆打碗声，呼啸吆喝声，混成一片。我们点燃当天的《北京日报》，再把其他党报扔进火堆。大家都很兴奋，脸被火光映得通红。有同学特别从家里拿来进口照相机，说要拍下社科院研究生烧党报抗议的历史镜头。他边照边抱怨周边怎么会这么黑，根本照不出研究生院的景。大家这才注意到，这帮国际片的怂包，宿舍灯吓得都没敢开，黑灯瞎火捏着嗓子尖叫起哄！
大家一边烧报纸，一边派人拨电话给《北京日报》社，说是社科院的有要事找报社领导。等了一会儿，对方另外一人接起电话，自称总编室。我们慷慨激昂地宣讲了一通，力邀报社派记者采访核实，没想到对方冷冷地只撂下一句话：烧就烧吧。
后来了解到，天子脚下皇城根的《北京日报》，哪里有这么大的谱，发表左右大政方针的社论！分明是北京市委那位通天却被文革尾巴压抑着不得大志的徐惟诚（笔名余心言），假《北京日报》传递太上皇旨意。五一八首都百万市民声援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大游行时，《北京日报》社的队伍亦出现在长安街上，迎面高举的大横幅，直书“背黑锅的来了”，所到之处，掌声雷动。
官方竟然不屑搭理最高学府学生连夜烧党报的抗议，想象中的慷慨激昂抗争的场面，毛影都没有，弄得大家很扫兴，赶紧从寒风凛冽的天井逃回宿舍，大家聚在一起，乘着余兴，抿几口烧酒，骂骂咧咧，洗洗睡了。
第二天，研究生院的官员上班，无人过问昨晚烧党报的事。没几天，院部传来消息：你们学生瞎闹，害得总书记胡耀邦被逼迫承担责任，引咎辞职了！
党内改革派几乎全军覆没，保守派全面上台！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水这些青年学生最崇拜的中国良心，都在邓小平严厉督促下，高调开除出党。知识分子上上下下，又过上八三年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时那种压抑日子。政治上高压，经济上“双轨制”（计划与市场经济混合），有权势的官员低价批计划指标给亲信到市场上高价倒买（所谓官倒），腐败成风；再加上邓小平“硬闯物价关”的劲风一刮，物价顿时飞涨，通货膨胀，百姓抢购，民不聊生。一场风暴，用邓小平后来的话，“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 ”
转眼到了８９年４月１５日，星期六。那时中国还没有双休日，仅周日休息，星期六一样上班、上学。上午从社科院院部传来消息，两年前因学潮下台的党前总书记胡耀邦，突发心脏病，抑郁而卒。
“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这大致是我们当时听到胡耀邦猝然离世噩耗时的心情。
当晚，同研究生院的同学结伴进城去天安门。北京四月中旬，春寒料峭，细雨蒙蒙。纪念碑下已有一些花圈和条幅，雕塑间的碑墙上，张贴不少大字报。不少人聚集在纪念碑周边，借着广场幽暗的灯光，纷纷抄写挽联、大字报。
九、十点钟的时候，广场一阵骚动，大家齐往东北角围拢过去。只见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队伍，抗着他们绘制的大幅胡耀邦油画像，从王府井的校园一路走来，沿途许多市民跟随，一起护送到广场。美院的学生搭起了人梯，把胡耀邦像放置到纪念碑正面浮雕上面的基台上。画像上的胡耀邦嘴角下抿，表情抑郁肃穆。像旁挽联：何处招魂，中央美院敬挽。画像下横挂大长黑色挽联，上书中文“民主之光耀邦” ，英文“FREEDOM & DEMOCRACY ENLIGHTENMENT”。
接下来几天，社会上纷纷传言，胡耀邦的遗属因悼词中涉及的耀邦一生的评价，同最高当局发生了争执。胡耀邦人生最高点，是当上了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却终因镇压学潮不力，被元老院中顾委轰下台，半途而废。现在人已盖棺，总得有个说法。据熟悉他的中共元老李锐透露，胡耀邦对当初讲好辞职后既往不咎，下台后却被中央传达文件继续批倒批臭，感到非常委屈，对太上皇邓小平畏惧到谈话用摸耳朵代其名。如今他郁郁猝死，又传来邓小平不许悼词有“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衔，撂下狠话：“谁都不配，我死了也不许用”，拒绝主持、致悼词。
胡耀邦遗属决定在自己家里设立胡耀邦灵堂，向市民开放。我们研究生院和北大的同学，去北长街会计司胡同胡耀邦的故居吊唁，回来说耀邦家非常朴素，几件印有中办标记的公家配发的家具，别无长物。对比当下愈演愈烈的官员腐化情形，大家由衷敬佩这位被废黜的前党总书记。
报载五四文坛元老冰心悼念耀邦的文章，自我感叹“不该死的，死去了；该死的却没有死”。很快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出现了“老邓八十四，耀邦七十三：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死了”的标语，应对民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的说法。
不平则鸣，公车上书，不是两千年来中国书生的传统吗？北京几个主要高校，天天有学生串联，商议在官方追悼会那天，自发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到天安门广场集会，为耀邦送行，向人民大会堂里面的中共领导人，显示公道自在人心。
官方终于宣布，胡耀邦追悼会将于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２日星期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山雨欲来风满楼。
追悼会的前一天，４月２１日星期五，官方报纸、电视、电台，从早到晚反复宣读《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社论，口气严厉，威胁学生老老实实地呆在校园里，不要去天安门广场挑起动乱。北京市政府通告，为配合中央２２日顺利举行追悼会，当天上午８时至中午１２时，天安门广场禁止人车通行。各高校党团干部，学生会骨干，被严令必须阻止任何学生走出校门。包干制，没能阻止学生上街的，通报惩处！
下午传来消息，北大同学与其他高校的同学商议决定，高校游行示威的队伍，追悼会的前一天晚上就出动，在天安门广场过夜，在北京市政府通告的禁止人车通行时间前，就占领广场！
从北大到天安门广场，有４０里路，步行至少要四个小时。清华、中国政法大学离市中心更远，沿途一定会遭遇公安干警的拦截。从冲出校门，到走进天安门广场，做好花上一整夜的准备吧！传来的要点：一、胸挂白花；二、手臂带黑纱；三、带上校徽、学生证；四、穿运动鞋；五、携带干粮、粮票。
社科院研究生院不隶属高校系统，孤悬在东郊，也就几百个研究生，校方被几次校内学潮整怕了，只要矛头不对准他们，对教委的三令五申，不可能叫真儿，最多外松内紧罢了。
晚饭后我们凑了研究生院的十几个人，结队骑自行车要求出研究生院，门房只是紧盯了我们几眼，默默打开院大门，让我们出行。八点多到了天安门广场，把自行车存在南河沿，沿着长安街匆匆赶到纪念碑。围绕纪念碑基座下浮雕一圈的花圈，并未见减少，至少当局没有像１９７６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后的清明节“四五事件”那样，偷挪花圈、撕悼词。但围观的市民明显少了，军警值勤站岗的明显增多，更有遍地的便衣警察，目光凶狠，在人群中不断穿插走动，嘴里吆喝“走起来了！走起来了！”
呆到十点多，早春夜寒上来，广场越发显得冷清、昏暗，游荡的那些大学生模样的人，越发显眼。陆陆续续地交谈中，辨认出城里三大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的同学，连同我们东郊高校的社科院研究生院、北京外贸学院等，几个文科院校充当先头部队，毕竟势单力薄。大伙儿商议，万一主力西郊高校的同学冲不出来，我们在广场这里干等，午夜人稀后，非得给一锅端捉进局子里去！越议越心虚，决定结伴西移，干脆到广场西口长安街上去迎接大部队！
走到天安门广场西侧与长安街结合的地方六部口，非常宽敞，是西来游行示威队伍进广场必经之地，盼眼望去，空空如也。继续西行到中南海的南大门新华门，见到一群静坐大学生与士兵队列的对峙，气氛紧张。这几天官方反复公告说，一小撮坏人一直在冲击中南海。实际看到的却是学生静坐，高举“反对暴力”、“惩办凶手”的牌子，控诉前天（4月20号凌晨）在新华门前请愿的学生遭到了军警的武力清场。
近午夜，大街上已空无一人。大伙儿西向翘首瞩目，望眼欲穿。以前国民党对付北京高校的学生运动，就是把城门一关，分割城里沙滩红楼的北大，同西郊的清华、燕京的学生的游行队伍，现在当局会不会如法炮制？那是尚无手机的时代，街头也没有几个公用电话亭，西郊高校游行队伍能否组织得起来，突破警察封锁线？无从知晓。我们这些怀揣标语的高校学生模样人，深更半夜在共和国领导核心所在，戒备森严的中南海大门前蹓跶，处境如盲人起瞎马，夜半临深池。
凌晨一两点时，有两个臂挽黑纱，胸戴校徽的小伙子，一前一后，自行车登得飞快，边骑边喊：来了！来了!
果然西边的马路尽头，出现了疲惫不堪的学生娃身影。只见长安街不知从哪里一下钻出那么多市民，路旁夹道鼓掌欢迎，西单一带开夜店的个体户，纷纷抬来成箱的饮料、饼干面包，抢着塞到游行学生手里。
打头阵的政法大学的，抬着第一块牌子，上书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几大自由；第二块牌子，胡耀邦画像。估计游行示威的队伍，就是靠这两块牌子的震慑效果，冲破从中关村到长安街军警的一道道防线。
北大中文系老同学老朋友吴仁华，曾描述说：“政法大学的两个大看板很受欢迎，时时被呼唤出来亮相。吴仁华建议制作大看板，刘苏里捐出打家具的木头。胡耀邦遗像是张丽英所画，宪法条文是刘斌书写。” 刘苏里本科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７９级，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教书，吴仁华北大研究生毕业后，也到政法大学教书。这两个北大出来的青年教师，后被当局认定为政法大学这次学运的幕后主谋。吴仁华不堪被清查，９０年春节只身神勇游泳到澳门，后赴美避难，只手力撑《新闻自由导报》，以亲身经历印证历史，是成绩斐然的八九六四专家。刘苏里后创办口碑颇佳的北京万圣书园。
政法大学两个大看板后，长安街的华灯下，游行队伍延绵不绝，清华、人大、北钢、北航、北工……各大名校的旗帜陆续出现。每个学校的队伍在六部口一亮相，立即迎来满场欢迎、喝彩，在拂晓前寂静的中南海门外，宛若春雷。
凌晨两点，北京大学的队伍终于出现。不知历来学生运动先锋队的北大，这次怎么会成了殿后大军。北大的队伍到了六部口，却踟蹰不前，原地踏步直到把队伍延展到长安街一般宽，才展出一条百米宽的北大条幅，引得满场赞叹：“毕竟是北大，老大，气魄大!”在压轴高潮欢呼中，高昂挺进广场。
黎明前会师在天安门广场的高校学生，连同中途加入的市民，有十多万人吧，聚集在纪念碑北，人民大会堂西，小半个广场。黑暗中，大家都在灯影里寻找别的高校的熟人，激情相逢，热烈交谈。
兴奋热劲一会儿就抵挡不住渐渐上身的饥寒交迫。傍晚五六点吃的晚饭，走了几十里路，高度紧张折腾了大半夜，下半夜同学们都直叫又饿又渴有冷。我小学时住过南长街，天安门一带是每日必去玩耍的地方，太熟悉了，自告奋勇带上几个同学去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商业区买吃的。心想尽管这时间商店都打烊，总会有几家做上夜班人生意的个体户小卖部开门。
不想走到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南池子口，发现已戒严，广场只许出，不许进。我们绝不想失去重返广场的机会，只得空手折回。广场的同学们无吃无喝，只能在饥饿，寒冷中硬挺。上厕所更是大困难。当局没有象通常有广场集会活动时那样，开通搭好广场路边上的临时厕所和饮水喷泉，男同学憋急了，只好就在纪念碑与广场之间的树丛里撒尿；女同学不得不穿越广场，走到东面的历史博物馆，央求上厕所，不时排长队。
十几万精英大学生，寒夜里抱团取暖，黑暗中紧挨着坐在广场水泥地上，盼等天明。这是我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过夜，当时决没有想到这只是序曲，后面更有从绝食到清场十几个广场煎熬的日日夜夜！
广场遇到不少热心投身游行示威的北大老同学。他们硕士毕业后，基本留校教书，没有几个继续攻读博士的，大概那时博士学位刚搞，宁缺勿滥，录取门槛还是比较高的。这些北大青年教师是学运的中坚，身边环绕崇拜眼神的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春风满面，在那里不时振臂高呼强力口号，慷慨激昂演讲。见我站在旁边洗耳恭听，就拉我来给年轻的师弟师妹讲几句，拗不过校友们的热烈掌声，我凭记忆引了几句鲁迅当年的话，鼓励打气：
“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天快亮的时候，见到一长队故意摘掉车牌的解放大卡军车，从西长安街进入广场，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前的马路上停下，卸下一车车战士。他们在大会堂台阶上集结，徒手，未见枪械。这些凌晨出动的军人，来者不善，肯定是对付我们这些聚集在广场上的同学的，公告不是说上午８点到中午１２点封闭广场吗？这些解放军战士会不会来支援首都警察，届时武力清场，把我们驱赶出广场？顿时气氛凝重，大家自觉聚拢列队，布置身强力壮的男同学排在前排，面向大会堂，严阵以待，做好冲突准备。现场我们人多势众，有说高校学生、市民十几万，有说二十五万人，反正黑压压的一片人头！俗话说法不治众，真要把我们这么多民众强行清出这么大的广场，这点援军还差得远吧。
转眼天已大亮，太阳升起，大家紧张注视着军人的动向，顾不上饥渴，一夜未眠的疲惫。八点整，解放军战士在军官的号令指挥下，喊着口号，列队肩并肩手挽手地向广场挤压过来，对学生队伍冲击了几次，都被早有准备的学生队伍并肩挽手顶了回去。大家群情激昂，前排同学奋力与军人推搡肉搏，后排同学高唱革命运动老歌《团结就是力量》，身后市民则高唱时髦张艺谋新影片《红高粱》主题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场面爆烈，流血事件一触即发。
大会堂的军队与广场的学生队伍，冲撞了几经回合，谁也耐何不了谁，双方交界线稳定在人民大会堂与天安门广场之间大马路上。对峙了一阵，广场学生派代表与大会堂外的军队谈判。几经交涉，解放军与学生代表达成协议，以实际占领线为界，双方以静坐脱离实际接触，互不侵犯。后来军警从大会堂里搬来了交通拦路标志红白桩绳，以之为界，三排解放军战士坐在在人民大会堂前马路一边，背后是几重军人方阵；高校学生坐在天安门广场一边，身后站着黑压压大片市民。
我当时坐在广场学生队伍的第一排，与被紧急调来大会堂戒严的小战士脸对脸，隔绳正襟端坐。广场已被戒严，没有任何公交车、自行车、行人通过，仅有我背后十几万学生、市民，与绿色海洋般的军人，阳光下隔着解放军警戒线对峙着。
聚集在广场的十几万高校学生，试图以“ 北京高校的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派代表与中共官方治丧委员会接洽，陈述这么多如此辛苦走到天安门广场，守候通宵达同学的诉求：派学生代表参加追悼会，代大家瞻仰胡耀邦遗容，表达哀思；胡耀邦的灵车绕广场一周，让广场同学瞻仰、致哀；官方媒体能够公开报道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
但官方治丧委员会拒绝了学生代表的所有要求，只是答应向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同步播放胡耀邦追悼会的实况。
从寒夜到黎明，从饥渴交织的早晨到阳光曝晒的中午，佇立在广场十几万人得到的是遥听广场大喇叭播出的充满回音的追悼会现场直播，仰望达官贵人从大会台阶上步进踱出。面对不断升起的怒火，北京高校的临时行动委员会决定上书党中央！
三名学生代表——北大的張智勇、郭海峰，政法大学的周勇軍——手捧书写广场十几万人三条诉求的上书信，穿过封锁线，走上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台阶。几个官员模样的人拦住他们三人，让在原地等。空旷的台阶上，他们三人的身影十分突出，万人瞩目。时间一分分过去，广场大喇叭现场直播的追悼会已近尾声，却未见一个大员从大会堂出来搭理他们。
大家按捺不住，齐声高呼：“李鹏出来！” “李鹏出来！”
还是未见动静。十一点左右，广场大喇叭现场直播的追悼会已结束，我们这十几万守在广场上的人，却什么说法都没有，太心所不甘了！这时，台阶上的三个代表，忽然面对大会堂，齐齐跪下，中间的郭海峰，更是把请愿书高举过头顶，泪流满面。
大家看到这个场景，既震惊又愤怒，不少同学吼道：“起来！起来！这样的政府，下什么跪！”据说 政法大学的硕士生浦志强（后为著名维权律师），激愤之下用话筒把自己砸得头破血流。
跪在台阶上高举请愿书的学生代表，长达４５分鐘，无人理睬。
深觉受侮的年轻人，被彻底激怒了，当即决定撤离天安门广场，罢课抗议！他们一路沿街高呼口号：“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
喧嚣的躁动迅猛在空气中迷漫，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了。
2021年5月30日作于芝加哥西郊橡溪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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