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涉及到大是大非，历史关键转折时刻的人物关系和思想，往往靠不大住。张国焘在写《我的回忆》的时候，虽然已经脱党30年了，但也是逃不脱这个毛病。比如说他洋洋洒洒长达百万言的回忆文字，把自己描绘成充满正义，永远忧国忧民的高尚形象，虽然对中共建政的血腥史充满了抨击，但是对自己这个党的奠基人和武装军事割据的头领人物，完全缺乏任何的自省精神。比如在四方面军历史中赫赫有名的军政领袖，曾中生，旷继勋，许继慎，一个一个死在张国焘肃反的屠刀之下，这些情节和历史居然在《我的回忆》的百万言中无一着墨，这些缺点都限制了张《我的回忆》的历史价值。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读这些书呢？因为这类作品的大节虽然不保，但毕竟是作者呕心沥血经年写成，其中的很多小细节还是能准确地刻画那个时代，读来颇为有意思，所以我节选几个张回忆录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历史瞬间。

在长征中，1，4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即便是在到达陕北后，张国焘损失了西路军，其在中央的势力渐微，也依然被委以要职，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张国焘乃是中共著名领袖，享有国际声誉，是唯一被列宁接见过的中共领袖。他是怎么见到了列宁的呢？这是因为张曾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1922年苏联举行的世界远东穷苦人代表大会。在这次赴苏旅行中，张国焘写下了颇为生动的游记，举两个例子：

1. 俄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

“车站上那些俄国的男女老幼，看见了我们这些黄脸孔的客人，常常以轻蔑的口吻说：“要不要盐？”这虽然是他们的一句很普通的话，我们听来却都莫明所以。后来终于在车站上遇到一个华侨，将这句话的含意弄明白了。

这故事的起源据说是这样的：从前寄居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华侨的先人死了，他决意要将先人的尸体运回家乡安葬。俄国只有薄木板的棺材，他恐怕日久尸体毁坏，便用盐将尸体像腌肉一样的腌好，再行运回。这故事的是否真实系另一问题；但是，“要不要盐？”便成为俄国人嘲笑或轻侮中国人野蛮的一句话了。“要不要盐”，成为我们这些代表的话题。大家认为这是帝俄欺侮中国人的一个象征。帝俄要侵略中国，奖励俄国作家写了很多小说故事，将中国人形容得不像个样子。这种风气流行到俄国一般人民中间，“要不要盐”就成为极普通的一句话了。

2. 中国人的内敛和不善表达。

 张国焘一行在苏联。

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平时很忙，只有到了星期六晚，大家聚集在办公处的大厅中举行一次晚会。晚会的布置相当单调，除了一架钢琴外没有其他的乐器，也没有收音机播放音乐。那时的收音机只在大街上装置几个大喇叭，作为传达命令和播送要人讲演之用。那些参加晚会的俄国人，男的只是脱去那身褴褛的工作服而换上一套比较清洁的常服，女的不过头上多扎二块花布而已。

最精彩的节目是集体唱革命歌曲，跳高加索舞，其余则有一些人独唱等，最后跳交际舞，大家狂欢一番。俄国的革命歌曲，音调高亢，激昂壮烈，很能刺激人的感情。高加索舞也带有尚武的精神。我们这些远东代表对晚会很有兴趣，常去参加。

在晚会中，日本代表是比较出色的，他们集体或个别演唱许多民歌或工人歌曲，也可以表演一些柔道、摔交以博掌声。朝鲜代表也不落后，常唱一些悲壮的革命歌曲或动人的民间情歌。只有我们中国代表毫无表现，既没有跳舞的习惯，又不会集体唱歌。

但是，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也最受人注意，在他们热烈的一再催促中国代表表演的呼声掌声中，我们这一群人真是窘到了万分。张秋白平时爱哼几句京腔，于是大家推他出来，要他唱国民党的革命歌曲。他说国民党没有革命歌曲。我们只好要他唱几句京戏，他一时也不知从何唱起。最后，他终于唱了。他一开腔，使我们非常难为情，原来他所唱的竟是那时民间流行的淫曲“小妹妹打骨牌”。我们在最初一次晚会中，就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觉得非促进我们的集体娱乐生活不可。后来中国革命歌曲的创造，和民歌的发扬，我们这次所受的刺激是一个小小的起点。

这个事件给张国焘以极大的刺激，所以他们后来回国搞建党和军事武装割据运动，就非常重视歌曲舞蹈戏剧这样的文艺形式。后来发展到现代，中央军委四总部和各大军区，野战军都有建立文工团的传统，养一只庞大的文艺兵团体，其根源居然是张国焘早年在苏联文艺晚会上拿不出节目的窘迫，倒也有趣。

3. 南昌起义之后的兄弟相残

老电影《南昌起义》中张国焘当然是反角，他反对起义，而周恩来和他做了坚决斗争。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的解释是他是奉了共产国际的命来反对的。起义胜利后，部队离开南昌一路转战，随军的张国焘目睹了起义军和追兵一路缠斗越打越少的败局。

参加这次战役的陈赓，曾向我描述这一战役的经过。陈赓那时任参谋团的参谋，他曾向我指出，叶挺的第十一军和钱大钧部的战斗，是他所遇到的第一个恶战，比他两次参加东江战役的战况还要激烈。

尤其是在会昌城下进行肉搏战的时候，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干部，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有许多是儿童时的好朋友；他们在黄埔时，或者是同队同班，在军队时或者是同营同连。但在肉搏战中，竟彼此叫着小名或浑名对骂。那边骂这边：“中共为甚么要造反？”这边骂那边：“你们为甚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都有些人，一面像疯狗一样的混杀，一面又忍不住在那里暗掉眼泪。他在前线目击这种情形，也为之心酸。只有硬着心肠喊杀，督促同志们往前冲锋。陈赓讲述了这些经过之后，曾有这样的感慨：看来，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竟使许多老战友对杀起来。

钱部那些黄埔同学，在战场上作战的那种坚决精神，是中了反革命的毒太深了，加上国共之间无法破除的成见，我们如果要获得胜利，专凭硬打还是不够的。他的这种描述和感慨，可以说是国共第一次战争的真实写照。

这真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悲剧。

还有一个小插曲是贺龙：

贺龙在会昌战役后，便正式加入中共为党员了。他本人与中共合作，没有发生过甚么破绽。但他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军部组织是相当庞大的。他有四人抬的轿子，经常养着十几个人的轿伕班，还有中西厨房，每天到了宿营地时，都要像宴会似的大吃大喝一顿，他自己与革命委员会的要人们和叶挺等，没有深厚的交谊，他的第一师长贺敬斋是他的兄弟，第二师长秦光远是他的亲戚，这些人，都是他干土匪时的老部属。贺龙的部队，纪律不好，有点土匪的作风，与叶挺的第十一军相处得不算融洽。第十一军的官兵们，暗中常要骂他们一两句“土匪”。

在文革中造反派叫贺龙“大土匪”，大概就是这么来的。这样一个人能紧跟中共一辈子，不管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还是乘胜利的东风，可见了其信仰的坚定性。

4 毛周在中共中央崛起的偶然性。

412大屠杀之后，中共在武汉的总部有的留守，有的各奔东西。

“毛泽东当时表现了他的奋斗精神，启动选择回湖南去，担负领导农民武装的任务。我们原分配他到四川去，这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亦由于四川也是大有可为的地方，尤其是关于农运的发动。他这个湖南籍的“共产要犯”却要冒险到湖南去，不甘心让他所领导起来的农运就此完蛋。我们当时很高兴的接受了他这个到湖南去的要求。这也许就是他后来被逼上井冈山的起点了。”

“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镇静的夜以继日的处理纷繁的事务，任劳任怨，不惹是非。所有同志们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经手。他之获得一般同志的敬重，地位的日形重要，也是从此开始的”。

5. 张国焘在长征中“另立中央”酿成千古恨

1，4方面军会师后又分家，毛泽东率领红1，3军团抛开4方面军，独立北上后。张国焘为了表示惩罚，在4方面军自立了中央，后来事败之后就悄没声地解散了。此事在张的文中没有特别的着墨，但是纵观上下文可以看出这是张国焘的一生饮恨。

中央红军的博古李德原本是共产国际和苏联认可的中共中央，后来的遵义会议也是在遵循了党的原则下，把军事权从博古集团转移到了毛泽东手中。但是张国焘一时头脑发热下的”另立中央“却是没有合法性的。更要命的是，这是明目张胆地和共产国际的章程唱反调。作为受苏联影响极深的张国焘，后来很快就明白这是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失去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信任，注定了他不可能东山再起。

被张国焘捆上战车的陈昌浩，后来也自知酿成大错，从此和张离心离德，使张失去了在4方面军势力中最重要的支持。同样重要的是，在后来的西路军远征中，以毛为主的中央虽然一再有意无意地瞎指挥，但是陈昌浩的独立性，徐向前的军事才能，本来都能保证他们灵活机动将在外而君命有所不受。可惜背上了“另立中央”之包袱的陈昌浩，为了表现自己已经痛改前非，固执地对毛中央的命令机械执行，终于让西路军的圈子越兜越窄，最后全军覆没，成为名将徐向前一生最大的耻辱，这个根子都在张国焘。

6 西安事变后，中共有的当说客，有的上前线，有的办学校，有的打篮球，只有毛泽东在中央抓权。

处理西安事变时，各巨头多采取协商的形式，反复讨论，颇费时间，使首当其冲的毛泽东颇感不耐。虽然我曾表示惟毛的马首是瞻，但他仍然感到不满足，非集大权于一身不可。因此在这紧急关头，一方面许多事急需处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的组织又相当零乱，毛泽东便趁此时机，多方面混水摸鱼，已达其个人独裁的野心。

毛泽东先把军权集中于一身。当时红军主力，由彭德怀以前线总指挥的名义，率领着赴西安前线，毛利用这个时机，把中央军权包揽过来，一切由他直接发电指挥，因而剥夺了总司令部的指挥权力。这些事，当时都偷偷摸摸进行。总括一句，是不再让任总司令的朱德和任政员的张国焘，获知红军主力的行动情况。其次，他利用宝安县房屋不够和有些干部需要调往“抗大”学习的机会，逐渐把总司令属下的机构、参谋总部和总政治部等人员，并入毛所直接指挥的军事委员会。取消总司令部机构的事，是利用由保安搬迁到延安的时机来完成的。到了延安，朱德和我都变成了空头司令。朱德曾向我表示，老毛一向如此，就让他去干吧。

当时毛泽东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讯机构，已达到封锁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与莫斯科来往的密电；（二）中共与西安方面的联络，诸如与国民党南京政府人员，张学良、杨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系和人员的通信等；（三）军委会与红军各地部队的联系，凡一切命令指示、人员调动和军事情报等等，概由毛泽东一个人包办。

这件事的完成，可以说毛泽东处心积虑已久，西安事变还未结束的时候，他表现得更加急进，迁往延安的事，又帮助他在技术上掌握这些控制，毛泽东利用这些控制，电令军队中的干部，参加“抗大”学习，并大事宣扬，果然大批干部要求学习，毛便乘机派进一些亲信和监视者。毛的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对付我和第四方面军，而且同样对付第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萧克以及正在二方明军中工作的刘伯承，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变为空头司令。
中共中央迁到延安时，毛泽东已完全控制了外交权和军事指挥权，正在向各军中伸展其个人的权力。他又利用这种控制力，来指挥中共党务的进行，对张闻天等党棍，表现得颇为颐指气使。毛曾多次笑着向中共要人么说：让他自己来应付各方面，其他同志，大可多注意积极方面的工作，诸如争取和影响新来的青年人，注意党务和民众工作的发展，以及边区地方政治的改进等等。这就是毛泽东实施独裁开始时所放出来的保护色。

当时中共要人们，大多分散到各处工作去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等，率领了大批干部到西安，接着又伸展到南京上海等地，有的与国民党办外交，有的作说客，有的乘机发展工作。彭德怀、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都赴前线工作去了。张闻天、凯丰为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奔忙，林育英在那里内内外外，忙着布置职工运动。林彪等聚精会神办理抗日军政大学，不久担任法官的董必武也参加了抗大教育工作。一身轻松的朱德，忙着与那些新来的人接触，有时与一般青年人一起打球，一起唱歌。我自己正为西路军的失败而忧伤，设法图谋补救，而当时我是被人孤立的对象。在这种形势之下，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管外交，坐镇中枢的毛泽东，因得毫无顾忌而大权独揽。

这是很有价值的一段历史，可信性很高。遵义会议只是让毛泽东回到了中央的军事核心，和他独揽大权还差得很远。张国焘记录的这一段描绘了毛在军事上达到乾纲独断的手腕。毛泽东真正对党权的全部接管，还要等到几年后的延安整风运动，从此把中共变成了毛党。

7. 张国焘儿子在延安学校受辱促成他出逃的导火索之一

那时我的儿子小学尚未毕业，延安并无适当的学校可以容纳他，因而暂在陕北公学低班就读。不久干部子弟学校成立，他就首先转入该校。这个小孩子很活跃，喜欢唱歌和表演，为学校主持人目为难的的童星，参加过几次儿童表演。

有一位文艺工作者，曾因犯重大过失受过我的处罚，他那时成为张闻天的马仔。他作弄我的儿子，派他演反对派张慕陶，扮成奇怪形状的汉奸样子。我事先毫无所知，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作弄我的儿子，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过去，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着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蛮、残忍、禽兽不如。

经过以上我所扼要叙述的那些事情，我没有与那些阴谋家公开闹翻，不能不说是忍耐的奇迹。我此后再不愿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会面。

总结：

总的感觉是张国焘和毛泽东是瑜亮之间的感情，你能说周瑜和孔明之间只有嫉恨吗？周瑜死了以后的卧龙吊孝，其实是真情实意的。张国焘的夫人在追随夫君离去的前夜，毛泽东特别意味深长地要她转告张国焘一句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

张国焘在台湾混不下去后曾给中共几次写信要求回归，最后一次是写给他在党内最好的战友刘少奇（党内张国焘是中共工运第一人，刘少奇是第二）。刘少奇在集体考虑后回信说回来可以，但是必须写一个深刻的检查，断绝了张的回归之路。

据说在张的《我的回忆》出版之后，毛泽东大感兴趣搞了一本，看完了大骂，说我们中央这么多人在张国焘笔下只有刘伯承这么一个好人。这是因为，刘伯承在毛的第一方面军不被重视，1、4方面军会师后，刘被分配到4方面军工作，反而和张国焘配合不错，办了一个红军干部学校，培植了自己在四方面军的人脉。所以在张国焘出逃，徐向前战败，陈昌浩失踪的情况下，刘帅鬼使神差地成了4方面军的代表，当上了129师长。在从苏联海归之后飘摇不定的10年之后，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山头和势力。然后又用了10年打出了自己“当代孙武”“中共军神”的霸业。

毛也许了忽略了张国焘盛赞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夜放弃相对安全的四川，而执意杀回九死一生的湖南了。

张国焘在香港多年，中共据说也没有难为他。他的二儿子在周恩来的关照下在广州上完了医学院后才被放出国境和父亲团聚。

1979年，82岁的张国焘在多伦多一家养老院病逝，一代枭雄就此灰飞烟灭，千古功罪任由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