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文摘＂上读到一篇文章，其中诠释了什么是＂贵族精神＂。文中不但热烈颂赞了西方的贵族传统，更列举了三个中国名人作代表，指出中华历史上也有过贵族：＂屈原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陶渊明精神代表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崇尚自由的精神，追求超脱物欲的精神，一种甘于自我放逐的精神。＂＂曾国藩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建功立业的精神，追求个人品格完善的精神。＂

我想起父亲讲述的爷爷经历的一段生平往事，父亲的原文如下：

“在1945年春，抗战胜利前夕，父亲在立法院申请留职半年，经陕西同乡介绍赴昆明市警备区应聘秘书长职位。抗战时期昆明的战略地位越益重要，时任昆明市警备区司令关麟征，陕西人，抗战名将之一，黄埔一期毕业。那时关麟征在司令部需设一位具有少将军衔的秘书长。父亲到了昆明后感到很失望，据父亲讲，关本人架子很大，难以相处，而所谓少将军衔似乎不可能落实。在昆明市呆了三个月后，父亲辞去了昆明警备区秘书长职务，回到重庆独石桥立法院，继续担任军事委员会秘书一职直到胜利还都为止。记得父亲曾带回一张他在昆明警备区的集体照片，照片上关及包括父亲在内的所有同僚，军装齐整，英姿勃发，那时父亲正值英年，四十五岁。”

“离开昆明后不久，发生了昆明警备区镇压学生运动的流血事件，幸亏父亲离开了昆明，与事件脱离了干系。 关麟征并非蒋介石的嫡系，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他不愿跟着去，也不愿留在大陆，怕中共跟他算昆明流血事件的旧账，跑到香港当寓公直到去世。他逝世后，他的黄埔一期同学，中共的徐向前元帅还向关的家属发去了慰问电。”

这只是我爷爷一生中大大小小的挫折中的一个。出于对我深爱之人多多了解的渴望，我专门去查了被称为＂伟大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来龙去脉。我认为爷爷并非侥幸地躲过了＂双手沾染他人之血＂，而是他的本性根本就不会在任何这样的土壤环境里站稳脚跟。奶奶曾经怨他＂不求上进＂，用今天的话就是情商低下，无法在成人的黑厚世界里游刃有余。我想象不出爷爷具备对时势把脉准，对他人下手狠的"本领"，难怪那关麟征比他年轻，反倒可以处处摆出高一等的傲慢。

父亲更提到过, 爷爷从胜利还都到山河变色的三年多，度过的是憧憬和失望不断交集的时光。还都南京以后，心情好的时候，他喜欢带二姑和父亲去看美国电影。他虽不多言，但他崇尚美国民主制度及先进文化是不言而喻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他的价值观念，然而,他一生面对的现实与他崇尚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却竟是越行越远的。, 他这样一个天真坦荡，干干净净的人，哪里可以应对改朝换代以后数不清的比＂一二·一惨案＂更为悲烈的世道呢？

上帝出于怜悯，轻轻点拨，我爷爷也于1957年划为右派后被迫成了＂寓公＂，和他的短期前任上司关麟征结局差不多，只不过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南京。

我一直觉得爷爷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哪怕他是落魄的，忧郁的，他依然优雅，尊贵。他不象屈原，他没有舍身成仁的气概。他也缺乏曾国藩的每日三省的毅力和建功立业的壮志。他对旧时代也是不满的，但他操守着做人的底线。他在旧体制里不得志，就选择清清白白地离开，不以为伍，但也不落井下石。他看不惯那些乱世中左右逢源，暗度陈仓之辈，他不屑投机做小。在改朝换代的动荡中，在世态炎凉的沧桑中，多少人暴露本性，出卖灵魂，摇身一变，立刻向新主摇尾求荣。爷爷的清高出世在小人眼里显得多么"不识时务"。我今天知道，原来爷爷也是一种贵族，他是陶渊明式的贵族。他最终知道自己不属于任何体制，也甘心情愿做个保守尊严的孤家寡人。

爷爷最后的"桃花源"有点过于清贫寒酸了。他常年身居陋室，以含饴弄孙为乐。我每天放学回家，第一眼看到的是爷爷在扇火为全家做饭。如今父亲坐在安大略湖畔宽敞明亮的公寓里，每日上网读新闻，看时事。耳旁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激扬不断，连耳背的妈妈都嫌"吵吵"。经历了父辈和自身的磨砺，难怪父母从不抱怨加拿大冷清，乏味。是啊，父亲是真正地自得其乐在"桃花源"了，假如爷爷当初也有这样的晚年，我思念他的时候会少一份心酸，多一些欣慰。

＂华夏文摘＂里的"贵族"一文哀叹当今的世道"消灭了贵族，剩下了流氓"。其实在任何时代，贵族都是频临灭绝的"珍稀类"。不求象屈原那么壮烈，不求象曾国藩那样建功，就学陶渊明，做个象爷爷这样与富贵，权势无缘的贵族，干干净净地来，清清白白地去，在人世间不留功名，无所业绩，只带着爱他懂他的亲人的无尽思念去见上帝，我觉得已经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