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向阳   原题：救命的小手术，亲身体验

做手术这天我觉得被大夫忘掉了。同屋的病友一早出了院，病房里只剩我一个，在床上等着，一小时，又一小时。我去问护士：几点手术？“等通知！”护士的脸没表情。我回到病房，一会上床躺躺，一会下地走走，忐忑又期待。

尽管我此刻行动自如，毫无病痛，实际情况却严重：要命的心脏病。如果我多活动一会儿，比如正常步行100米，就会有强烈的心绞痛，痛得我只能停步，等待疼痛一点点消退。这“心绞痛”是大夫说的，我一直没有意识到，在日记里还称它“烧肺的感觉”。但“烧肺”也不确切，那感觉不好形容。记得当年偶尔剧烈活动，比如狂奔到实在跑不动时，不仅腿酸，更喘不上气，胸口说不清是烧是痛，难受得厉害，一丝血腥味直冲嗓子眼。我的心绞痛有点像这感觉。但我根本就没剧烈活动，仅仅正常步行100米，怎么就这般难受，必须停步呢？

当我在看门诊时向大夫描述了“烧肺的感觉”，大夫立即就开住院单：“住院吧！做个冠造（冠状动脉造影术）！”

住院？有那么严重么？

“很严重！你这是典型的劳力恶化性心绞痛！”

心绞痛？我还一直以为是胃反流呢！

“不可能！胃疼能一活动就疼，一停下来就缓解吗？”

真住院呀？我还有点犹豫。

大夫继续：“为什么疼？心肌缺血！为什么缺血？血管堵塞！为什么停下来会缓解？因为心肌又不需要那么多血了！”

道理如此清楚，我信了。

这是那位大夫在几分钟里给我的诊断。人家一天要看数十上百个病人。

半年前问题就出现了。我走路锻炼时，胸部有点烧烧的感觉。开始并不严重，我继续走下去这感觉还会消失，我仍可以快步如常。但此后一次又一次，这感觉越来越经常，越来越强烈，实在讨厌。问题有点严重了，看来不会过几天就自己消失。但我以为是胃，不舒服，但不会要命，于是按计划回国旅游。不过，在北京抽空去医院看了消化科。

我没在澳洲看医生，因为听说很麻烦。要先看全科医生，再转到专科医生那里排队，凡不要命的病不知会等多久：几天几星期还是几个月？国内的医院虽然很拥挤，但是痛快，想看哪家医院哪个科就直接去。起个大早还能挂上专家号。

消化科当天就查出了我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治！四种药，14天一个标准疗程。螺旋杆菌灭了。可是，“烧肺的感觉”一点没好，反而在加重。这下坏了，不是胃。那么是肺？会不会是心脏？

我早就该想到心脏。因为父亲54岁就因为心肌梗塞去世，家族遗传。但我在父亲去世后就一直坚持锻炼，跑步，游泳，每天坚持。我以为自己这辈子能成功预防心脏病。

我的弟弟在锻炼方面远不如我，两年前心脏放了支架。他说很意外，因为从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他本来去例行体检，对医生多了几句嘴就被建议再去门诊看看，门诊的大夫问了他几个问题就让他住院检查，一检查就上冠造，一做冠造就发现心血管堵了，马上放了三个支架。

据说，北京的大夫问下面的几个问题，如果你有三个以上的回答为“是”，就会让你检查心脑血管。这些问题包括：是否60岁以上，是否长期抽烟喝酒，是否血压高，是否糖尿病，是否高血脂，是否有家族病史。我占了60岁以上、高血脂、家族病史三样。

回来说手术。我等在病房里，期待又担心。我期待这手术能让我一举摆脱病痛。如今出门走路慢吞吞，走不多远就站下缓缓，每个行人都超我，连拄拐棍的老人都比我走得快，我已经是个废人。此刻我盼着真是心血管堵了，只等放上支架就恢复得如好人一样。但期待之外我还担心，担心我的问题比血管堵塞更严重，或者堵的部位无法放支架，那就要“搭桥”了，开胸的大手术。另外，除了“更严重”，我还担心“不够严重”，因为听说心血管堵到70%以下就不给放支架，只能继续忍受心绞痛。

当然，我也担心手术出问题。一个医生已经对我“丑话说在前头”了：虽然不是大手术，这所医院一年要做几百上千例，可也出过意外。比如导管把血管捅破了，或血管里的堵塞物被弄掉一小块随血流跑到什么地方二次堵塞。这样的事故发生率很低，一年也不到一例，但确实发生过，还曾有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大夫直话直说，说得我有点发毛。

心脏冠造手术就是把胳膊或大腿处的动脉血管开个口，捅进一根金属导管，从动脉里一直捅到心脏，然后释放造影剂。于是心血管的血流状况一目了然，哪里堵塞达到80%以上就顺着导管放入支架撑开。病人身上的创口仅仅一粒黄豆大小，所以我叫它小手术。但手术的部位却在心脏，性命攸关。

我一个人在病房里忐忑等待了一上午，午饭都送来了。我忍不住又去问护士。“先吃饭呗，该干嘛干嘛”，护士很轻松。可我哪有胃口吃饭？连水都不敢多喝，怕在手术台上想上厕所。

终于，护士来了：“去手术室！”还来了一个护工推我的病床，但我不想躺在床上，自己能走，只是慢点。一直等在病房区外走廊里的太太、姐姐和弟弟也一同陪我来到地下一层的导管手术部。他们继续等在外面，而我走过双重门，顺着一条走廊来到手术室。

咱这辈子第一次进手术室，没法不紧张。我一眼先看到屋子中央的手术台，挺窄，到腰部那么高，要踩个台阶才能坐上去。屋子不小，里面的杂物多了点，小推车，大柜子，纸板箱，都和手术有关么？无影灯根本没有，用不着。这里更不是认真消毒的无菌室，门一敞老半天，人出出进进。听见外面一声“午饭来了”，出去了几个“闲杂人等”，屋里只剩两位穿着深绿色手术服的。他们也不自我介绍，倒把我的名字又问了一遍，验明正身。

我躺上手术台。先过来一位给我消毒，胳膊和大腿全消毒。虽说从手腕下导管，但大腿也预备着，万一手腕搞不定马上换大腿。凉凉的消毒液擦过，一条条一块块暗绿色的消毒布又缠胳膊又盖腿和肚子，好几层。最后是一大张单子全身盖严，只露脑袋。要下手了。

一位大夫抓起我的手腕捏起来。头一天就有个大夫到病房捏我的手腕子和小臂，捏了好一阵才说：还行，先试手腕。有些人手臂的动脉血管不够明显或不够粗，就只能从大腿的动脉插导管，但术后的恢复和护理都要麻烦不少。昨天已经捏过了，今天怎么又捏上了？大夫又拿不准了？还好，大夫终于拿定了主意，对我说先要在手腕上打一针麻药。

针扎疼过后并没有麻木的感觉，我的手指仍然活动自如。但大夫已经开始往我手腕里塞什么东西，相当用力，感觉手腕子很涨。塞了一阵妥当了，又告诉我会感觉一股热。随后真来了一股热流从手腕向小臂和手掌扩散。

接下来，好像又有一位大夫加入。我看不见，在我脑袋和大夫之间有块挡板。我仰面朝天，只看见天花板还有半空吊着的一个小枕头大小的东西。如果我努力抬头也许能多看见点什么，但我没做努力，精神都集中在了右臂。

据说血管没有痛觉神经，所以导管插入没有感觉。但血管周围的肌肉有感觉吧？反正我很轻微地感觉到了，有东西经过了臂弯、肩部、胸部。接着，吊在半空的那个小枕头似的东西降了下来，挨近我的胸部转过来转过去，大概在探测影像。大夫们交流着，都是简短的术语，我听不懂。

过了一会儿，小枕头不动了，有大夫出去了，把我留在手术台上。好兆头！大夫肯定是去找家属了。弟弟说过，如果堵塞严重到需要装支架，大夫先要找家属征求同意并且挑选支架，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果然，好一阵之后，大夫又回来了。“老陈，老陈啊，老陈！”我确定了是在叫我，赶紧应声。这位大夫好像是新加入的，自我介绍姓刘，接着说：你的情况很严重！现在需要放支架。我听到“很严重”有点意外，因为只预计到“严重”，没有“很”。但我一点没害怕：那就放支架呗，我还怕不给放呢。

后来太太告诉我，刘大夫出去把他们叫到一个屋里，第一句话也是：“老陈的情况很严重！”然后在展示板上画图示意：我心脏上的三根大动脉血管有一根堵了95%，另一根90%，最好的一根也堵了40%。

95%！几乎就堵死了。我说怎么慢慢走上100米就累成那样。太太和姐姐更是直说后怕。就在两个月前我还出去旅游呢，一活动就胸口疼，还当成胃的问题。最后在广州上白云山时真是走不动了，一会儿一歇。当时如果劲再用大发一点儿，没准儿命就交待在那儿了。现在回想，我2016年去西藏时也感到了类似的难受，还以为是高原反应，那时恐怕已经堵了80%。2015年爬太白山时也有这种感觉，也以为是高原反应，那会儿也许堵到了70%。而这心绞痛的最早记忆是2013年爬华山，那天一大早从山下出发，一天之间上山下山，我爬了北峰、中峰、南峰、西峰，实在没力气爬东峰，眼睁睁看着太太一人去爬。那是第一次我坦白承认体力比不过太太，也是第一次感觉到把我累坏的不是腿脚的疲劳，而是“肺太累了”。其实，那就是“烧肺的感觉”，或者说：心绞痛。

还回到手术室。主刀（其实没有刀）的刘大夫不知怎样做了测量，然后大声地要某尺寸某型号的支架。一位护士就在另一边翻腾着拆包装。刘大夫又点名要某种规格的“丝”，大概是向里边送支架的钢丝。而护士却说找不着，没有了。我听得直担心，终于又说找着了，我松了口气。

然后就听刘大夫和另一位大夫合作：“14！”，“2，6，10，14！”，“放！”。接着重复：“12！”，“4，8，12！”，“放！”。就这样继续重复，我一共听到了五六声“放！”，听得我直犯嘀咕：这是放了多少支架呀？那么严重？

好像还有第三位大夫，不断又按又摸我的手腕子，大概怕动脉的开口处出问题。对了，好像左手这边也有大夫光顾。头一天护士就在我的左手背上放置了输液的针头，此时输上液了。几个手指头也早就夹上了夹子，监测血压心跳呼吸之类的。

终于完事了。刘大夫对我说，手术顺利，一共放了两个支架。两个！这正是我希望的：一个太少，恐怕对付不了我那么严重的心绞痛，三个又太多了，可别严重到那个地步。刘大夫说完几句就走了，歇着去了。另有大夫拔导管，还在我的手腕子上紧紧地勒上一条止血带，告诉我不要活动手腕子，右手更别吃力，说完也走了。剩下的事，撤单子解裹布，还有给我提裤子（我左手输着液，，右手不敢动），都是护士的事。

我坐起来，谨慎地问，能自己下地么？“能！”，护士根本就没有扶我一把的意思，只把一个输液瓶塞到我胸前的衣袋里，也走了。我下了地，感觉一下，毫无不适。除了右手腕子被勒得挺紧，没有比手术前多出什么感觉。真是个小手术。

护工又来推病床，我更不想躺在床上了，还有点迫不及待地想快步走，试试这手术的效果如何。不过，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等到机会。左手的输液结束了。我在住院区的走廊上，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逐渐加速，最后以正常步速走了500米！那“烧肺的感觉”消失得无影无踪，太让我高兴了！我又成了好人一个！大夫说了，我的问题就是堵了，如今撑开了堵，那就是完全治好了。太太问过大夫，什么时候能坐飞机。大夫说：现在就行！随便坐！

接着就出院。我一共住了六天医院。其中赶上个周末耽误了两天，不然连术前检查带术后观察，住四天院就够了。回到家，看看手腕子上黄豆大小的痂，我真感慨：这才两三天，平时随便划个口子都比这好得慢。

真是小手术。刘大夫那天做了九台冠造，据说是少的，有时一天要做十几台，甚至二十台。可是，这小手术又解决大问题，让我从废人变回了好人。

光这么一说还远远不够。我和弟弟一次又一次感叹：当年（1977）若有这种医疗技术，父亲决不会54岁就走人！如今呢，若没有这技术，我俩的寿命也就基本到此为止了。

真要感谢刘大夫。感谢所有那些大夫、护士、护工，特别是那位给我看门诊的当机立断的大夫。当然，更要感谢这个时代的科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