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昭君》

                       （1977年作）

住在偏僻的山野矿区，人们最感兴趣的一是电影，二是打牙祭。一旦有人知道第二天矿部放电影，回去告诉家里的孩子，天一亮就有人到球场坝放凳子，以便晚上不前不后、不偏不倚地占个好位子。老实说，加上周围居住的农民，就这么点人，场子怎么也挤不满。即便开映了才去，大不了坐在与屏幕相交45度角的地方，对艺术的欣赏是不会有多大影响的。何况绝大多数人感兴趣的是情节而不懂什么艺术水准。人们的文化生活水平仅此而已。前些年，猴跳舞跳的宣传队倒见过不少。高质量的戏曲之类在眼前呈现，一辈子也不敢想。对于大戏剧家曹禺的《王昭君》我也只能在十一期的《人民文学》上，通过同样闭塞的头脑，搭一个此间礼堂似的戏台，“形象思维”一下。

                         第一幕

竞宁元年，汉后宫。狼藉残红，飞絮濛濛，垂柳栏杆尽日风。一个“四人帮”摧残下的闭关自守的中国缩影。同样的，前几天会理来了两个南斯拉夫商人（好似匈奴派来的特使）。前面一辆公安局的汽车开道，持枪干警睁大眼睛扫视公路两旁，发现可疑，当机立断。紧跟着的吉普乘坐陪同领导。中间的轿车只看得到司机，据说老外害怕中国老百姓观赏（像在动物园里）的目光，因此躺下，不露脸。第四辆为满载随行人员的大轿车。末一辆才是当地官员断后的吉普。那两个高鼻子也曾在县城的街上走了走，立即引来成百上千看稀奇者。其中一个想跟近在咫尺的红领巾小姑娘握握手，该女孩吓得转身跑开。以小孩的年纪和上学的班次，她受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人民友好的教育，不会是很浅的。可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谈谈容易。实践呢？《实践论》乃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领导时常教导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可是往往不允许人家有实践的可能性。像那种生怕外国人跟普通中国老百姓接触的心理，更是闭关自守。仅此一例，不是生动地说明高高的汉宫墙，完全有推倒的必要吗？

姜夫人，这个愚民政策的传播者。这个思想保守，在宫女们面前却专横无比的奴才。其说教看似可笑，但并不新鲜。“心不乱想，不是不想，要想就想天子”之类，我们太熟悉了。我也曾经锻练过“念念不忘”的功夫。然而，事实证明我属于“轮不着”。无论怎么屏心静气，现实要来敲脑壳，越念越记不得。

像孙美人那种，更不是没有，而且俯拾皆是。只不过从医学的角度看，这些人的神经并未失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在一种永远是春光明媚，等待皇帝宣召的世界里”。而且我敢说我自己就是一个。我平均每天用两个小时处理我的工作。其余时间把公家订的报纸从刊头《XX日报》看到“印完时间：10时52分，成都印”我不是也在等待实现四个现代化，好跟着享福吗！

我从心底呼唱：上邪！我欲与君长相知，长命毋绝衰……

                        第二幕

一眼就看到台上的温敦，在思索着什么。这个浓眉大眼、一表人才的伙子，很能打动少女的心。那个刚健美丽、性情爽快，坦白、诚挚，饱经忧患的阿婷洁不是十分钟爱他吗！他身为“左大将”，正因其“左”更显可爱。他为啥要这样左呢？因为这是他唯一的本钱。他自己说：“就是想抢。抢惯了，拿东西换，心里不痛快”。要是不左，天下太平，互通关市，他也得“一分辛苦，一分享受”，哪能坐享其成靠工人、贫下中农养活呢？

七十五岁的乌禅幕和他的女儿玉人阏氏，使我想起敬爱的周总理。他们竭尽忠诚，热爱人民，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他们高瞻远瞩，主张各族人民友好相处，互通有无。在第三场里，阿婷洁说：“她（指玉人阏氏）常说，三十年的经历叫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匈奴要太平，百姓要过好日子，一定要和汉朝和好”。从截至目前为止的历史看，我模模糊糊地觉得，美国人办事，在放大了的人际关系—国际交往中，还算比较讲理的。中美友好诚如汉匈和好一样，非常非常必要。

昭君姑娘给了我“四·五”运动中年輕知识分子的形象。她“淡淡妆，天然样，就是这样一个汉家姑娘”。她忠实、积极，一心向上。不但在头一幕里敢想，想冲出封建法西斯的“汉宫墙”。进而在这一幕里勇敢地当着皇帝的面唱那“叫掌管刑罚的太监听见，要杀头的”歌。

“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我们不是要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吗？倘若我们相互之间疑神疑鬼，你整我的“壳子”，我抽你的底火，这样的社会几时建成？当然，无论什么时期总会有那么一些温敦、休勒式的人，以杀戮、抢劫，剥削别人，踏着人家的脊梁骨往上爬为乐事。但降服这样的人，还得靠民主法制。由于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人们习惯于“唯书。唯上”。有时我简直在想，是不是同胞们兴不来民主呢？小到单位评先进，选标兵，大家言不由衷，相互粉饰，草草了事。下来又二话连篇。包括我自己，想的是这情面、那顾虑，逢场作戏。大到选厂长、经理、县长、书记，还不是上面提名，“管他屁”。这种相互猜忌，相互嫉妒，一盘散沙，疑人终害己。

                           第三幕

第一个亮相的是王龙。身为天子国舅，又名龙，当然是龙根凤种，血统纯正。这也干涉、那也指摘乃其禀性。“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可是不然。这种人因为养尊处优，从小斗鸡走狗，长大汲汲于功名，大都不学无术，满口黄腔。擦擦胭脂这样的小事，他也要挑剔。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开展科学文化交流之类更不可想。这种人鼠目寸光，知道的国际国内时事少得可怜，而对于形式排场却十分考究。比如外单位来了什么人，只能派相应级别的去接待。什么客炒哪种菜，喝哪种酒都要规定。同王龙一样，特喜欢赴宴，巴不得天天公款请客。这是小巫。大者如前些年的“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

我曾亲身经历过一场绝妙的场景：有一年，中央（据说）调给渡口市几万斤冻肉。渡口市的领导为了让我们矿的职工分享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特地用专车送来五公斤。矿革委立即召集全矿职工，敲锣打鼓，将那披红带花的神肉敬请，剁碎，烧成汤。一千余职工每人拎一只碗，排成长队，一个接一个迈至盛汤的大锅旁，举起右手喊一声“毛主席万岁！”然后双手捧碗，接受一勺汤。人们哭笑不敢，个个装出一付严肃认真的样子，恐怕最会扮像的赵丹都自叹弗如。表演结束，我们两三个知心朋友私下摆谈，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来看到这个场面，会多么痛心啊！王龙式的人物偏要把他们的无知强加于人。殊不知害了别人，也坑了自己。他们就不想一想，虽然自己现在享的口福，比广大群众固然好若干倍，但与发达国家比又低下若干倍。要不是他们拖累，祖国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他们的生活，不管从质和量上，肯定比现在好得来他们想也想不出吧！

萧正使说：“国舅，我看最体面的事，莫过于把汉家好的东西送过去，把匈奴好的东西传回来，取长补短，使两家百姓欢乐富足。这就是我们的体面”。如此醍醐灌顶，真应中夜思之，好自为之。

第四幕

展现在我眼前的，完全是风云变换的1976年。温敦和休勒策划的，不就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吗？舞台上的昭君、阏氏，就像邓副主席。她们饱尝诬蔑、陷害，几乎惨遭敌手。然而上天都看不下去了，陨石雨、大地震。说来唯心，却偏偏凑巧。反动派的彻底垮台乃命中注定。

                          第五幕

斗争到达决胜关头。呼韩邪及阿婷洁也在一时迷误之后猛醒。前者对昭君说：“我从前不大相信人是可靠的。可我想，如果人都不可靠，活着岂不太孤单？因此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人的心。而我，还是受了欺骗！”“背信弃义是插在我背上的一把尖刀！而我回过头来，拿刀的人，就是我亲手带大，又十分相信的温敦！”教训千金难买，差点用性命来换。单于深情地对昭君说：“你是盐，是米，是棉絮，是我们匈奴人最需要的”。剧终那跟着金色大雁忽悠忽悠飞走的合欢被，象征着各族人民团结合睦、繁荣昌盛指日可待。

“呼韩邪和王昭君向庙走去”。

“歌声中落幕。”

可是，我的眼里还始终跳跃着一个人，这就是苦伶仃。他的样子，既像《艾凡赫》里的小丑汤巴，又像《铸剑》里的宴之敖。他唱的几首歌有点莫名其妙，比如《小眼泪》。是否因为我吸收的蛋白质、脂肪太少，脑筋无法急转弯。诲涩一点的暗示瞎猜不出。自叹弗如矣！

搀和以上的心情，我读完《王昭君》，扪心自问：作者既然告诉你“用这个题材歌颂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且明明说“开始构思，还是在六十年代初”，你为啥东拉西扯，穿凿附会呢？岂不是“四人帮”影射史学、戴帽子、舞棍子的流毒在你头脑里尚未肃清吗？

是的，既为流毒，早已潜移，肃清决非易事。不过我觉得“四人帮”的罪恶不在影射及批评。文学艺术作为观念形态的产物，必然是有所指的。创作一般不必有真人真事，或有真人而无真事，或有真事并无真人。暗指大概可以藉称“影射”，古往今来的作品中还少吗？“四人帮”的罪恶在于阴谋。他们用影射和批评先造出舆论，然后利用流氓恶棍大打出手，抄家游街，进行人身污辱。或者使用行政手段、公安机关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既无民主，更不讲法制造成的。倘若对“影射”给予“反影射”的权利，社会主义的文坛不是会热闹得多。而事事讲法，只要不触犯法律，就不受政治、经济和人身的伤害。那么我看影射或者批评只会繁荣文苑而不会将其摸黑。当然也不允许个人的相互攻讦和报仇泄愤。这就要由广大群众辨别和编辑把关了。

一件作品，只要作者没有明说他针对谁，读者自有思考的权利。同一作品，读者不同，看法可能竣异。鲁迅先生说《红楼梦》“道学家看见淫……”不管正确与否，受众总是根据自己的才智和欣赏水平来理解。它毕竟不同于猜作者的“谜”。而优秀的作家很少有诠释自己作品的。一部《红楼梦》，相关著作浩如烟海，各抒己见，形成“红学”。这不仅发掘了拼智力的富矿，还解决了偌多爬书虫的衣饭碗。曹雪芹地下有知，只会对其作品的影响巨大感到高兴，而不会指摘曲解其本意的书呆子吧！我只是一个学识浅薄的读者，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腹，不晓得是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