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中旬，我开始上班，加入了每天乘坐地铁往返曼哈顿的纽约客的行列。工程师出身的老板John有着艺术家的敏感和品味，把科技公司开在了位于曼哈顿下城以艺术和个性著称的苏荷区，公司所在大楼里就有数家画廊。中午时分，可以在楼下的街道上看到许多衣着时尚甚至怪异的男男女女。针织衫和高腰牛仔裤是我那一段时间的标准装束，我非常享受在那欧洲风情和嬉皮士风格混搭的街道上匆匆而行的感觉。

另一方面，新工作却让我焦虑万分。我以前学电脑时用的是DOS操作系统，几年没接触，电脑已经升级为Windows了。对于习惯于使用DOS指令的我，面对Windows几乎是束手无策。刚上班不久的一个早晨，John和我打过招呼后就站在我后面看我工作。我可以感受到他那凌厉的目光，短短的几分钟就像半天一样长。

为了让我尽快进入状态，John给了我一个键盘转换器的源代码让我读。久已不接触代码的我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想着自己头上顶着的工程师头衔，再看看忙碌着的每个人，我连请教别人的勇气都没有。家里的老公倒是公司的骨干，既能得到他的帮助又不至于丢人的办法就是买一台计算机，在家里请教他。

老公仍然对买电脑不以为然，我虽然还没有领到工资底气却壮了不少。更重要的是我实在想不出其它的办法了。老公没有时间，我只好自己动手。对电脑的配置和价格一无所知，我就请教认识的朋友。表姐夫介绍了的他曾在电脑销售公司打工的表弟来帮我。那个表弟告诉我应该选什么样的配置，大概需要多少钱。他建议我去曼哈顿中城的一家叫NYI的中国人开的电脑公司。他们的电脑是组装的，同样配置比品牌的要便宜不少。

说好了周六去买电脑，老公又一如既往的要加班。我们和John达成的协议是我们两个人只能有一人加班。比我能干很多的老公加班，自然是John最乐意看到的。我一天也不愿意再等了。我决定自己把买电脑这事搞定了。

我把女儿托给淘淘妈妈苹照顾，冒雨赶到了NYI。和他们敲定了配置和价钱，然后打电话给正在公司加班的老公，获得他的确认。这样他们就开始为我装机和安装系统。记得台式机箱和显示器加起来超过两千美元，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老公下班后直接来找我，电脑的安装已基本完成。这时天已全黑，外面的大雨变成的暴雨，怎么回去成了问题。NYI的人帮我们叫了Car Service。我们终于在豪雨中把两个沉重的纸箱搬回了家。赶紧去淘淘家接女儿，苹已经照料她吃完了晚饭。在异国他乡艰难的求生中，愈发感受到友情的珍贵。

我不用再操心考托福的事了，既然已经报了名，我决定还是去试一试。考试时间是十一月的一个周六，考场位于曼哈顿下城的纽约大学。不巧的是先生有一个急需完成的项目又要加班，周五晚上临睡前打电话给他，还是无法确定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那一夜我一直处在似睡非睡的状态，担心先生太累又怕他深夜回家不安全。我大约每个小时都给他的分机打个电话，以确定独自工作的他一切安好。天亮的时候他来电话说终于给客户送出了最终的执行码。他让我把熟睡的女儿留在家里自己去考试，他立即乘地铁回家照顾女儿。我怕女儿醒来见不着爸爸妈妈害怕，打算放弃考试。

他接着打电话来建议我带着女儿来曼哈顿，他直接乘地铁到纽约大学站等我们，我把女儿交给他就可以去考试了。不忍辜负他的一番好意，赶紧叫醒女儿直奔地铁站。十一月的纽约已经有了冬天的萧瑟。在周六早晨空旷的地铁车厢里，女儿时而趴着车窗看隧道中忽隐忽现的灯光，时而和我玩各种玩不厌的小游戏。我有一种既辛酸又自豪的感觉，在这个被人们尊为天堂也被诅咒为地狱的神奇的城市里，渺小的我们过着艰辛但充满希望的生活，也更体会到相依为命这几个字的意义。

我的托福成绩并不是很理想，但它对我而言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上下班，接送女儿，检查她的功课，见缝插针地恶补工作所需的技能，上了发条的我已经无暇放慢脚步四下观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