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留学潮：哪里货币贬值就涌向哪里

  当时留学生多借贷，但最妄想的可算是画家徐悲鸿了。当时新任德国公使魏宸组曾经请徐悲鸿吃饭，于是他雄心勃勃，不揣冒昩，想与新公使商量借钱买画。

虽然国弱民贫，可是仍然用银元的中国货币却有稳定的价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民生凋敝，马克大幅贬值，掀起一阵留学德国热。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美、日也经历过大幅经济波动，这些国家的货币的升贬，影响了中国留学生决定去什么地方留学。

占德国便宜的赴德潮

在留学热潮里，德国不是热门留学地，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是战败国，马克滥发，大幅贬值，通胀剧烈，去餐馆吃一顿饭或是发一封信，要马克上千上百，但以外国货币来计算，却只是很少钱。东西便宜得不得了。于是战后几年间去德国留学的人络绎于途。1922年，一个外国学生在德国生活的费用颇低廉， 一个月一美元就可以维持。而德国社会上大量工人失业，贫民陷于绝境。

战后只余孤寡、没有劳动力的德国家庭，因为生活艰难，纷纷出租房子来维持生活。由法国赶去德国的勤工俭学生说，他们租住在新柏林区，在法国连半官费生或自费生似乎都未住过如此漂亮的房子。房东是个军官寡妇，有个待嫁女儿，她们把家里最好的房间高价租给外国人以补贴生活，若将租金折为法郎，在法国只能租恰配勤工俭学生的房子。

于是英国、法国的中国学生成群结队涌入德国，享受便宜的留学生活。大家不管语言问题，不管学籍问题，全是临时想办法解决。

趁马克贬值避居德国的中国学生有些本来阮囊羞涩，甚至还欠着别人的债，这时候却享用比拟王公，去听歌剧也只是小支出。

这种穷学生的王公享受，以勤工俭学名义出国的诗人李金发曾作过一番描述：

同学趁战后的千载难逢之机径往德国游历，我们见猎心喜，不顾前因后果，遂与林风眠等亦贸然往柏林游学去了。大家不懂一句德文，女侍问我们窗子是否要关上也听不懂。新柏林区的房屋在从老旧的巴黎来的人看来，是美轮美奂了。游客熙熙攘攘，多是世界各国来此乘人之危享受马克的便宜的，德国人虽然没有鹄形菜色、鹑衣百结，但已是外强中干，有房子的不得不出租房子以补家用，自己暗地里吃假牛油假咖啡黑面包。有的典当殆尽，只活在饥饿边缘。他们的生活比中国抗战时期还苦，因为没有平价米，物资配给。外国游客则换廉价的马克大吃大喝，大买照相机，成了天之骄子，到处放银弹，有时思想过激些的德国人，真是怒目相视。我们每日坐环城火车去吃饭，如无缰之马，一日看一两次电影，或坐小咖啡馆，小咖啡馆很有诗意，布置华丽，全有地毡，比巴黎路边的铁椅咖啡馆真如小巫见大巫。

李金发

在欧洲的留学生要转到德国，有交通之便。而在美国的留学生，也风闻德国花费的便宜，不远千里渡洋而来。1922年春天，一个自费留美的学生正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忽然有朋友从欧洲回来说，战后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得惊人，一美元可以换好几亿马克。听到这消息，他立即开动了脑筋，美国生活费用高，手头只有2000美元，夫妇两个人用不了多长时间，如果去德国，这点钱足够两个人舒舒服服地过上几年，那就可以安心做论文了。经商议，夫妇决定去柏林。柏林的住户都争着拉留学生到家中食宿。夫妇租一间房，连吃饭洗衣都包括在内，每个月只要5美元。意大利里拉贬值也是空前绝后，两人在意大利六个城市住了六个星期，只花掉8美元。

中国留学生在德国的情况，在一个爱伤感的文人学生眼里，是一幅末世享乐图：

在一向本来就是除了享乐以外再没有别种人生观的一般留学生，真算是碰到再好没有的机会了。……柏林的跳舞场、赌博场、夜咖啡店，总之所有娱乐的，可称为销金窝的所在，一旦都填满了中国留学生的足迹。一个瘦小的黄面孔的东方人带着三四个甚至五六个的高大女人走进一个最阔气的饭厅或其他更奢侈的甚么地方，拿出一卷钞票来随手乱丢，这在柏林竟成了很寻常的事了。

这幅享乐图或许有夸张的成分。有些中国留学生还是穷，其中一些好书成狂的留学生，手头并不是那么宽裕，为了请远客赵元任夫妇吃一顿丰盛的茶点，好几个人要省下午饭钱；俞大维和陈寅恪要请赵氏夫妇看歌剧，只有余钱买两张票，自己不进场，否则就要好几天吃面包。他们为了把钱都用来在德国买便宜的书，只能吃面包当饭。

这些人以前是英美官费留学生，大战后因德国马克正低，这些书呆子就转到德国去，大买德国的各种书籍，有的终日连饭都不好好地吃，只想买书，傅斯年大约是其中的第一个。

傅斯年

不过马克贬值的“好日子”没有维持很久。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到1923年最为严重，但在马克暴跌同时物价也飞涨，而且德国也有法律禁止全以外币付值。该年驻德使馆就要求教育部叫青年人不要盲目涌去德国，而许多本来准备在德国读几年书的学生也顿感支绌，甚至要中止学业返国。

20年代的法国和美国

法国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但是战争结束不久，经济一时未有起色，法郎贬值。按币值计，勤工俭学生较容易去法国。一个1920年去法国的勤工俭学生，换了1500多法郎，因为当时中国1元可以兑法郎11元还多。他估计可以在法国维持半年基本生活。但是战后经济困难，法国青年士兵复员，勤工俭学生不易找到工作，提倡勤工俭学的李石曾等在中国办的布里留法工艺学校也在1920年停办。

随着德国赔款及割让殖民地，20年代中期法国的工农业发展迅速，但是法国鼓励出口，刻意让法郎币值贬值，中国银元一元可以换十几法郎，因此留法费用比其他国家便宜很多，同样的钱，如果去英美等国，绝不够用。对留学地币值敏感的中国留学生因此互相通消息，说法国生活便宜，到法国留学的费用并不比在上海等处的费用多，必要时还可以半工读或者申请中国地方官费。何况当时去法国只须有环球学生会介绍信和一张船票，法国总领事馆便发入境签证，手续非常简单，于是赴法留学的人数，一时称盛，不光勤工俭学生多，自费留学生也增加。重视吸收西洋知识的人更认为法国是西洋文化的重镇，五四新文化运动既然提倡学习西洋文化，那么不应只看重美国而忽略法国。

不过这种情况到1930年就已改变，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波及欧洲、英镑贬值等等，都令法郎汇价变高，逐渐涨到一个中国银元只能换4法郎。那些趁着币值低而来、不上学的中国留学生纷纷离开，而那些读学位而尚未毕业的留学生，则要靠亲友接济，但也力求早一点结束学业。

至于美国，美元也是大跌。1919年大战刚结束时，中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非常有利，1中国元兑1美元多一点，加上战后美国劳动力缺乏，可以半工读。这些都是1920年代初期留学美国的有利条件。一个工读生带了1200块中国银元，作为服装费、路费，登上新大陆工读了六年。

日元汇率也吸引中国留学生。在日本读书不比在中国贵，20年代中期青年之间已经有这样的比较。1926年到北京准备考大学的中学毕业生，“听说在日本读书，俭省一点，比在北京上学所花钱并不太多。我认为要读书救国，留日深造可能更好，我为此多次挂号函请父亲同意。父亲知道我的犟脾气，他只好同意，并邮汇了路费。”于是他跟了三四个老留日学生就上路了。

只要费用承受得了，青年学生颇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哪怕20世纪30年代中日关系已经很紧张，中国人认为中日之战不可避免，仍然有很多中国人去日本留学。30年代金跌银涨，有利于银本位制的中国。日本在当时则是金本位制。以当时的日元币值，去日本留学跟在中国读书花的钱差不多，甚至更便宜。当时中日生活费用差不多，有一阵中国1块钱还顶日本1块1毛钱。在中国上大学，一个月起码40元，在日本相同的生活，36元就够了。而且在中国大学毕业以后，也是失业；去日本念书不要护照，也不要签证，日本领事馆还表示欢迎年轻知识分子去日本，填个表，第二天就批准了。

当德国马克大贬值，留学生花些许小钱作大玩乐的时候，一心只记着美术的徐悲鸿竟然生出另一种乘人之危的念头。

当时留学生多借贷，但最妄想的可算是画家徐悲鸿了。他本来留学法国，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克大幅贬值，因此去德国生活。有一天他见一家画店拿出大批画家名作，按外币计算十分便宜，但这时他欠学费已十几个月，前途渺茫，欠债已近千元，再想借也没办法。当时新任德国公使魏宸组曾经请徐悲鸿吃饭，于是他雄心勃勃，不揣冒昩，想与新公使商量借钱买画。那种患得患失的心情竟使他生平第一次失眠：

惧其无济，又恐失机，中心忐忑，辗转竟夜，不能成寐。

第二天他鼓起勇气去中国使馆游说公使，盛称画作佳妙，画家有名，价钱便宜，请借钱买下来，画作可以挂在使馆，待学费一收到，就还钱。公使婉辞。这次借钱，于是以失败告终。最后徐悲鸿还是买了两幅，是他向其他留学生借钱、集腋成裘而成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