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只绵羊勾起的回忆

蒙古国在我们疫情爆发的时候，不仅一把手亲临北京表示支持，还竭尽全力，给我们送来了大绵羊。真是“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啊！

恰好我在重读有关内外蒙古的一些历史，也就“顺手牵羊”，跟各位网友分享。

众所周知，13世纪，蒙古铁骑踏遍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将这个民族推向了辉煌的顶峰。之后便渐渐衰落了。元朝被灭后，蒙古人退守漠北草原，尚能与明朝对峙，直到清朝以联姻、征服等手段将蒙古大漠收入治下。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开疆拓土的大清皇帝手中的蒙古大漠，也在腐败无能的后世皇帝手中成了日俄口中的肥肉。这块土地在清朝末年、在北洋政府时期、在民国时期都是日俄争夺的势力范围。

蒙古族高层多次谋求民族独立自治，曾经3次宣布独立，几番折腾最终落入觊觎这块水草丰美的地方的北极熊之掌。1921年成立了亲苏俄的君主立宪政府，，但是红顶子沙皇并不满足于此，1924年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从北洋政府到民国政府包括英美都没有承认这个苏俄的卫星国，直到1945年《雅尔塔协议》美英苏瓜分战后势力范围，逼蒋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拒绝签字，愤而辞职。正可谓弱国无外交，只能任宰割啊。。。。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曾经非正式地通过米高扬向苏联要求归还外蒙古，但遭到断然拒绝。这个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的伟人从此也不再提及此事，并于1949年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蒋在台湾曾经以苏联首先不履行与中华民国的友好协议为理由，推翻了对外蒙古独立的承认。1993年民进党18名立委联名要求承认蒙古国，还被视为“卖国贼”。直到2002年台湾政府终于承认蒙古国为独立国家。

外蒙古的独立在海峡两岸整整心痛了一个世纪。与此同时，内蒙古的命运也几经波折。

1925年，在五卅运动影响下，蒙古族精英分子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中国共产党一样受共产国际领导，但是，不久其领袖就在苏联的肃反运动中被枪决，继而又被国民党清剿，到1930年已经不复存在。

1933年，时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盟长的德王分析形势趁机联合部分王爷通电南京政府要求自治，蒋为了防止西部蒙古倒向日本，同意成立在民国行政院治下的蒙古自治委员会。随着日本大举进攻东北、华北地区，蒋自顾不暇，到1939年，这个自治委员会最终演变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首都从归绥（今日呼和浩特）迁至张家口，1941年成为汪伪政权下的“蒙古自治邦”，（东部蒙古归入伪满洲国）。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这个和伪满洲国、汪伪南京政府一样的傀儡政权也旋即土崩瓦解。

日本战败后，内蒙古的上层精英又燃起了民族自治的热情。恢复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发表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主张内外蒙合并独立。并派人去乌兰巴托。

作为苏联的卫星国，一把手乔巴山哪里敢有自己想法？而斯大林在外蒙古得手后，仍然担心内外蒙古合并会形成‘泛蒙古主义’，因此一方面指示乔巴山拒绝合并独立，另一方面指示延安方面关注内蒙古事务。

蒙古精英们合并不成，又派人到北京见熊式辉，准备去重庆政府请求允许东蒙自治，蒋介石正在为外蒙古被迫分出去而恼火，，这个东蒙自治被他认为是苏俄跟蒙古国的又一个阴谋，因此断然拒绝。

投向重庆的请愿团无奈中途返回，在沈阳受到中共热情接待。成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中共代表胡秉权应邀出席。随之成立的东蒙古人民自治军，归西满军区领导。

于此同时，乌兰夫奉命从延安返回内蒙古，在张家口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筹委会，领导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自治运动。1945年底，派东蒙古工作团进入内蒙古东部。相对国民党政府长期无视民族自治问题，共产党的“尊重民族自治自决权”更能吸引这些东蒙古自治运动的领袖们，为此，1946年3月举行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史称‘四三会议’。就此，结束了内蒙古东、西长期隔绝的状态。四三会议标志着共产党实际掌控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1947年五月一日又正式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

应该说，乌兰夫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是有功劳的，文革中被称为“蒙古王”也得其所。后来他的儿子布赫、孙女布小林先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证明中央对他的肯定。

历史的一页本来就这么翻过去了。但是文革当中，1968年全国搞清理阶级队伍，到了内蒙古就把当年已经寿终正寝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翻出来鞭尸，认为是进行民族分裂活动的现行反革命组织。从1968年到1969年，挖‘内人党’成了内蒙古最恐怖血腥的事件，据统计有1万6千多人死于各种酷刑拷打。直到忍无可忍的蒙古牧民骑着马、扒火车，背着血衣、刑具进京喊冤。“万人寡妇团”终于惊动了中南海，迫害才算罢休。

因为中央当时只是认定“挖内人党”为“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并没有完全否定，致使平反工作根本无法彻底推行，直到1978年，胡耀邦任中组部长时报请华国锋批示，才彻底推翻、否定了所谓‘新内人党’的存在。

内蒙古东西长约2400公里，与蒙古、俄罗斯有着漫长的边境线，习惯称内蒙古西部，内蒙古东部。其中呼伦贝尔有一部分像楔子一样插入蒙古国，加上两国边境没有明显地理障碍阻隔，蒙古族牧民也没有那么深刻那么明确的国家概念，相互走来走去历史上是常事，一直到中苏关系破裂，苏军驻扎蒙古，在边境与中国对峙，两国交恶。但是牛羊不认国界，跑过来跑过去家常便饭。牧民放牧，也就随着牛羊往返，内外蒙并没有特别的隔绝。

这些情况在文革中统统成了民族分裂叛党叛国的罪证，一大批少数民族，不仅仅蒙古族，还有相近的民族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等等都不能幸免。

文革挖“内人党”造成少数民族严重的对立情绪。口说无凭，摘引1980年中央32号文件： “十年浩劫，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受了很大摧残，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产生了相当的隔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才能恢复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和团结。”

“挖内人党”造成的民族隔阂，地区混乱，加之中苏摩擦不断，使中央不得不决定。由北京军区前线指挥部对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反修前哨”地区实行军管，并将自治区砍成好几段；东部分给黑吉辽。西部分给宁夏甘肃，只剩中段三分之一不到的地盘。此事在国际社会引发多种议论，最终在1979年重新恢复原来归属。

苏联解体后，蒙古也爆发革命，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实行西方民主，国名由“蒙古人民共和国”改为“蒙古国”。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中蒙两国应该算重修旧好。三万只绵羊的援助，不在物质价值，而在于“关键时刻拉兄弟一把”的表示吧。

之所以不厌其烦介绍这么一大段也许不少人不感兴趣更谈不上情感的历史，是因为我的家庭、我的家族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不断地被裹挟进来，请愿或是不情愿，自觉或是不自觉，我的父辈和他们的父辈的命运都由此被改变：被杀、被关押、被戴帽、被批斗。。。。

这三万只绵羊勾起的回忆，是不是该画一个句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