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和我有点渊源，到美国后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作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后甲状腺癌的细胞遗传学研究(Cytogenetics)。那个国家实验室是与核武器研究有关的，在加州伯克利分校的上面，大学在山腰，国家实验室在山顶上。进实验室的大门有军人把守，需要特别的通行证，实验室很大，有很多单位，内部有shuttle通联。山路很陡峭，至少30度以上，我是那时才知道汽车除了“D”档外的那些“2，3”档是干嘛用的，就是上下坡用的，D档根本爬不动。有次到伯克利大学中国学生联谊会参加活动，有个总领馆的，听说我是国家实验室的，就把我拉到一边，希望我能为国家做点事。我就拿了他一张名片，晚上FBI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听到FBI我腿都软了，自此也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做间谍的料，人家反间谍的也不是吃干饭的。

看过“切尔诺贝利”电视剧，而该事件发生时我正在大学期间，那时国内的新闻比较自由，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有点印象。从时间上，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在1986年，1988年起苏联就乱了，到1989年底，我记得参考消息上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苏联的日子屈指可数了”，1991年底，强大的不可一世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寿终正寝，鲜艳的镰刀斧子旗缓缓落下。自此以后，镰刀斧子标志的专利给了中国，现在每个党员胸前都挂一个，每间办公室，甚至私企办公室都挂一幅，不明白的人还以为中国是苏联的继承国呢。其实共产党的标志也不是非得镰刀斧子，朝鲜党和古巴党的就不是！

从1917十月革命算起，到1986年是约70年，发生了切尔诺贝利事件，从此苏联向灭亡狂奔；而从1949年算起，到2019年也是70年，中国发生了武汉肺炎事件，是否预示了什么？对于这两个非常相似的政权作相关性研究，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先来看看当年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发生，及其进展演变和影响。这对判断武汉事件的后续反应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于1986年4月26日发生在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境内的普里皮亚季市（俄语：Припять; 英语：Pripyat），该电站第4发电机组，核反应堆全部炸毁，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成为核电时代以来最大的事故。辐射危害严重，导致事故后3个月内有31人死亡，之后15年内有6-8万人死亡，13.4万人遭受各种程度的辐射疾病折磨，方圆30公里地区的11.5万多民众被迫疏散。

美国NBC根据真实事件拍摄的电视剧，对事故发生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在发生事故之前，电站负责人受到了上级的压力，必须完成本月的供电指标，否则位置不保。为此，他不顾下属劝阻，强行进行一个反应堆维护工作，在操作中发生意外，但负责人一意孤行，一错再错，终于造成反应堆爆炸。

电厂和地区的负责人，怕汇报上去影响自己的仕途，瞒报虚报事故严重性。消防队员未得到预警就去救火，这些人没有一个生还。而当地居民也没被迅速疏散，很多人聚集在一座小桥上看火，几绺青烟飘过，这些人没有一个能活过三年。终于，有个有点良心的科学家觉得问题不妙，他在事故现场发现了石墨成分，这预示反应堆已经爆炸，核燃料直接泄漏了，而接下去可能产生核爆炸。因为放射性物质浓度太高，超过了当地的放射线检测器的探测上限，机器报不出来，但不等于没有。他直接报告了中央主管部门的一个部长，部长就带着科学家去参加有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场的有关会议，与会前，部长警告科学家不许乱讲！

在会上，一片官样文章，总书记在确认问题不大，一切都在掌控之下时，就宣布散会，这时科学家终于憋不住了 ，开口了。总书记打断了他的一长串科学描述，问了一句“后果会怎么样”。科学家说“如果爆炸，相当于400颗广岛级原子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全毁，大片土地在100年内不可居住，放射线粉尘将飘向全球....". 总书记慌了，命令主管部长立刻到现场指挥，并拥有处置一切的权力。

这个部长开始是还是像典型的共产党干部一样，颐指气使，自大自恋。当他们坐的直升机飞近事故现场时，部长不顾同机的科学家的劝阻，一定要飞行员直接飞过反应堆。科学家抓住飞行员的领子逼迫他飞开，部长威胁科学家要杀他全家。这时，另一架飞近反应堆的直升机直接就掉了下来。这让部长反省，也暗自感谢科学家的救命之恩，从此对科学家言听计从，并利用其权力，促使有关处置迅速展开！

苏联当局在事件发生之后36小时，就开始疏散住在切尔诺贝利反应堆周围的居民。在1986年5月，即事件发生后一个月，约116,000名住在核子厂方圆30公里（相当于18英里）内的居民都被疏散至其他地区。因此，这个地区经常会被称为疏散区域（Zone of alienation）。苏联政府派出了无数人力物力，终于将反应堆的大火扑灭，同时也控制住了辐射。但是这些负责清理的人员也受到严重的辐射伤害；原因之一为遥控机器人的技术限制，加上严重辐射线造成遥控机器人电子回路失效，因此许多最高污染场所的清理仍依赖人力。火灾扑灭后，接下来担心的是反应堆核心内的高温铀与水泥融化而成的岩浆熔穿厂房底板进入地下，苏联政府派出大批军人、工人，给炸毁的四号反应堆修建了钢筋混凝土的石棺，把其彻底封闭起来。

围绕切尔诺贝利事件，苏联的舆论发生了天旋地转式的变化。开始的三个月内，电台一直在反复不停地广播：局势很稳定、局势很稳定、局势很稳定......。这些报道试图让人相信，事情不大，只是有人在抹黑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词语又开始流行起来：‘西方秘密机构的代理人’、‘社会主义最可恨的敌人们’、‘企图破坏不可动摇的苏联人民大联盟的反动势力’。所有人都在热火朝天地谈论间谍和破坏分子，根本没有人谈论碘防护问题。任何非官方信息都被认为是来自外国的意识形态。”记者安纳托里•施曼斯基写道。

关于即将到来的五一节庆祝活动是否要取消，乌克兰当局开会争论不休。4月30日，他们终于做出了决定，次日基辅市的庆祝活动从4个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然而，这一天风向转变，基辅地区也遭到污染，市民们在不加防护的情况下走上街头。

一周之后的5月8日，佩尔科夫斯卡娅——切尔诺贝利的撤离者，辗转来到了基辅，住在了一位朋友的家中。“我在浴缸里洗澡，打开水管开关，我就放声哭了起来。坐下吃饭时，我仍在流泪。为人们，为谎言，我觉得内心难过。报纸上刊登的不是事实。也许，这是因为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些......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再去阅读报纸上那些豪言壮语，我收到了巨大的震动，令人肝肠寸断。”

切尔诺贝利难以遮掩的真相，在当年击碎了很多苏联人的大国迷梦，令他们完成了一次苦痛的成长。比如娜塔莉亚•阿尔谢尼芙娜•罗斯洛瓦，她当时是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她回忆道：“刚开始我们的反应都一样——这跟我又什么关系？就让有关当局去担心吧，切尔诺贝利是他们的责任。那里距离遥远，我们甚至没有看地图。当时我们根本不想知道真相……但是当他们把牛奶贴上‘成人用’和‘孩童用’的标签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感觉这件事离家人又近了一点。好吧，就算我不是共产党员，我还得在这里生活。”

当更多信息被揭露，苏联民众得知了灾难到底多严重，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信心崩溃了。“辐射剂量计在摇晃着，早已达到极限，而集体农场的办公室却立起了告示牌，声称：当地辐射学者表示，可以安全食用沙拉——生菜、洋葱、西红柿、小黄瓜——统统可以吃。地里种的东西，大家全都吃了。看看现在辐射学者是怎么说的？地方党支部书记又是怎么说的？他们怎么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一位叫爱列娜基•谢廖瓦的记者说。

“因为秘而不宣或者不及时通报，对数十万人的健康和生活造成了危险，苏联政治领导人必须对此承担责任。切尔诺贝利事件以后，全国掀起了一场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生态运动。在受害特别大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出现了社会运动，指责中央政权对这些地区的居民犯有‘危害种族罪’。”俄罗斯学者鲁•格•皮霍亚指出。

民众以及加盟国因这场悲剧而产生的离心力，将在五年后汇聚成洪流，给这个政权致命一击，这远比核物质的链式反应更为严重。戈尔巴乔夫后来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可能成为5年之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过我所开启的改革事业。切尔诺贝利灾难的确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其前后的两个时代迥然不同。”

再回过头来看看武汉事件，二者何其相似。相比之下，武汉事件的影响和范围更大，影响的不是区区几十万人，而是几亿人。要封锁的也不是十几万人，方圆三十平方公里的地儿，而是超过6千万人，方圆49万平方公里的地儿。事件演变的过程也是，一级级的瞒报虚报，上级领导也没得到真实的警告，无数非专业非人性的处置。切事件中，还有个科学家和官员有担当，处理得还算及时，能在最坏情况发生前有效处置了。但武汉事件的处理时机显然晚了点，后果难料。

切事件对苏联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2000亿美元，武汉事件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恐怕不止这个数了。而简单粗暴的封城措施，可能造成比病毒更严重的次生危害。就这么说吧，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大致在3%左右，全武汉1100万人就算全染上，死33万（这种情况不太可能）；而封城造成的农田，养殖场废弃，进而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引发饥荒，暴乱，失控....其后果难以估算，历史上饥荒和内乱是比瘟疫更常见，杀伤规模更大的灾难。

现在武汉封城只有一周左右，混乱局面已不可收拾。可以说，还没等把病毒弄明白，疫情就先行一步检测出了体制的优劣，干部的水平，商人的良知，专家的素养，医者的处境，民众的素质...迄今所有表现出来的一切，都是不容乐观的，至少不比当年的苏联人强。

我们充满忧虑地看着事件的发展，但愿老天有眼，病毒有情，新冠快停下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