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60年代衣食住行之…“交通”以前农村人有如古代有钱人小姐三步不出闺门，我老家村民最远走到淡水镇，淡水，附近村人叫“淡水墟”，淡水现在己经发展成为中等城市了，目前还是惠阳县县政府驻地，过去县政府驻地是在惠州，那时我的老家还算好，附近有一条土公路，其它乡村连土公路都没有，要出镇投墟买点东西什么的，只有走山间羊肠小道来回一整天，过去我村村民要到淡水投墟一个月最多两三次。

淡水小镇离我村也沒多远，驾车半小时路程，过去村民要到淡水小镇投墟，走土公路最快也要走两、三个小时。我记得我妈每次到淡水投墟，四更早大概是四、五点吧就要起床，提前把家务做好，挑水，淋菜、洗衫、做饭(一次煮好早上和中午两餐粥)，这几样家务每天必须要做，做完这些家务六点就要出门。回来时每次都是下午五、六点，一个月只有两三次投墟，所以多行行多走走一天很快就过去。家里晚上那餐晚饭还要等母亲回来做，五、六点母亲还没回到家，跑到村头伸长頸向远处张望，如果等得时间长了望不到母亲踪影“心憔憔”想哭泪水也会流出。

村子附近那条土公路是解放前建的，土公路把澳头和淡水两个小镇连接，澳头过去是鱼港有个鱼市场后改名水产站，水产站的鱼全靠这唯一土公路运到淡水再分销各地，听老人说日本华南登陆飞机和步兵就是沿着土公路前进的，土公路两旁很多国共两党游击队，经常伏击经过土公路的日本军。我记得那时土公路还有养路队，养路队只有一人长期驻扎在路旁一小茶馆，养路队在土公路相隔一里半里经常堆放着大堆沙子，沙子是填补被雨水冲走的窟窿用的。

那个年代家乡虽然有条土公路，但土公路一天都见不到有几辆车通过，虽然水产站有汽车运魚，但大部分还是靠人挑或者單车送，靠汽车载的很少。驻军时土公路来往的大部分是军车，当年澳头到淡客车(公交车)一日才两班，中午十一点一班，下年五点一班，附近村民大部分家里没有钟，中午回家食午餐或晚上收工，除了天气好看太阳外也靠听汽车声音作息。我在老家没坐过一次汽车，那时远远看见汽车都很高兴，农村人再远都是靠两条腿。所以后來到了香港坐在窗口数汽车。

64年踏入香港所见，香港那时没有柏油路、沥青路，都是铁枝铁网加水泥，我感觉钢筋水泥路平整坚硬耐用，现在这些柏油路、沥青路非常不耐用，要年年修月月整，修路可能和失业率也有关吧，修修整整没个完，这样也可保证失业工人有工做，是皆大欢喜了但苦了纳税人。我到香港时街道没有交通灯，白手套交通差站在十字路中央指挥车辆来往，那时学车考牌要考手势的。

当年香港陆上交通，火车路只有一条尖沙咀到罗湖，总站设在尖沙咀，那时火车跑起来有如蜗牛走路，由尖沙咀到罗湖要走两个多小时。港岛还有一间电车公司，线路也只有一条从筲箕湾到上环，当年坐电车楼上两毫子楼下一毫子(毫=角)，总站设在北角，最后一班车车头挂上回厂字条，说走电车就想起当年和同学三个人坐电车，我们三个人到筲箕湾找同学，车行到北角时最后剩下我们三人，电出售票员叫我们下车，说电车要回厂不去筲箕湾，交涉也没用最后被赶下车。陆上交通还有的士，坐的士相当贵，当年很多人选择搭白牌车(无营业证私家去)，当年也没有十四座小巴，新界九龙来往除了班点巴士外，有很多白牌车(九坐位或七坐位)。由于巴士班车少，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坐白牌车，搭白牌一不受时问限制，二不受车站约束又快又方便。香港岛还有山顶缆车，由当年叫兵头花园直上扯旗山老襯亭。

那时全港只有两间专利巴士公司，一间是港岛的中华巴士公司只能在港岛行驶，另一间是九龙巴士公司也只能在九龙和新界服务，那时新界没有巴士公司。两间巴士公司各有地盘互不往来，当年还没有海底隧道，汽车要过海可搭渡海小轮。水上交通当年也只有两间专利小轮公司，一间是天星小轮公司“天星码头”设在尖沙咀票价三豪子，天星小轮有次因加票价引起扰乱。另一间是九龙油麻地小轮公司，码头设在油麻地“佐敦道码头”港岛码头设在中环叫“统一码头”来往港岛九龍两地全靠小轮，渡海小轮只有两层，上(客仓)搭客票价两豪子有坐位，下层是(机房)一豪子站位，另还有汽车过海小轮。去离岛一星期才一班主要供星期日旅游服务，离岛平时来往港島或九龙只有乘坐街渡前往，我在大屿山梅窝旅游受伤进医院差点误了船班无船回九龙。

香港当年搭巴士很乱，争先恐后有如我92回年北京情景，特别是在上班下班时段老弱几乎上不了车，巴士开动后还撞门上车(我也做过)，实在进不去就站在车门旁有如印度坐车景象。这种乱象直到67年暴动后期才见好转，暴动期间巴士司机罢工，大部分人选择白牌车或小型货车(顿半)上下班，暴动后期每个巴士站巴士公司都派人管理上下车，从那以后开始排队上车了，小巴十四座也是这个时期设立的，当年小巴十四座站头几乎都是黑社会地盘，想进站必交保护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