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我怀揣着几十美金从国内到美国来自费留学。当时随身带着两个行李箱，里面的书本，被褥，一只锅，一双碗筷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那时，我的心里觉得到美国来留学，是一件充满希望，而又带着神秘色彩的事情。从中国到美国，是那样的遥远，远隔重洋，跨过千山万水，离开熟悉的家园，到完全陌生的地球另外一侧。

      在美国留学，学习非常紧张，功课压力很大。虽然我有全额奖学金，经济上还是相当拮据的。凡是插过队经过难的人，总是在生活上会精打细算，为万一遇到难事做准备。我当时每个星期的菜金就控制住五美元左右。学校的奖学金是每个学期申请，需要和几十个美国研究生同学竞争，可见非常激烈。所以我经常学习工作到下半夜，所有的周末假日都用来学习。生活也降低到最基本的标准。每当我感到累了，乏了，困了，想想当年在延安插队时遇到的艰难，看看摆在面前学习的大好时机，这点儿难还真算不了什么。

      其实，在美国留学时感到最难的是对亲人们的思念。

      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国内家里也没有电话。我只能写信和亲人们联系。一封信从美国到国内要花一两周的时间，再等到回信就是一个月后了。我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查看信箱，看有没有亲人们的来信。如果有，那可是件当天的大喜事，马上放下所有的事，什么肚子饿，嗓子渴都可以不管不顾。我会小心地打开信，细细地读着信纸上的每一个字。有时还要把来信读两遍，分享着远方亲人们的信息和他们的喜怒哀乐。我把每封家信都仔细收好，当有空儿的时候，就会拿出来读一读。当时真是体验了家书值万金。如果信箱里没有亲人们的来信，一股失望的感情就涌上心头。心里就会不停地盘算，来信应该什么时间到。如果该收到信了而没有信，我就会在心里嘀咕，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是不是有人生病而不愿让我知道；搞得我心神不宁。

      由于要给父母老人写信，又要给妻子孩子写，我每次写信就先写封“公开信”，主要介绍我这边的情况，然后再分别给老人和自己的小家写信，说些悄悄话。

      那几年也想过给家里打电话，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一来是电话费很贵，从美国打中国一分钟的话费要五美元多，相当于我一个星期的菜钱。这到可以咬牙跺脚算了，关键是国内家里没有电话，无法打给亲人们。只好用鸿雁传书的方法将浓浓的思念和亲情在地球的两侧传递。

      后来我毕业工作了，有一年春节，我实在是想亲人，特别是想自己的孩子。我和太太很早就写信约好时间，亲人们在办公室的传达室里等电话。我从美国到点就打过去。那天，我早早地就坐在电话机旁，看着边上的时钟在一分一秒地走着，心里兴奋极了。时间一到，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播打约定的国内电话。当电话里传来亲人们的声音，我感到当时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特别是当电话里传来孩子嫩声嫩气叫爸爸的呼唤，叫得我心花怒放，喜悦得眼泪都差点儿掉下了，浑身热乎乎的。这是我留学几年来第一次听到亲人们的声音。这个电话虽然通话时间不长，可是我回味了好长时间，反复回想电话里的每一句话，心里像喝了蜜一样地甜。只有长期身在异乡，远离亲人的人才能体会到与亲人们通话的幸福。

      过了几年，我们小家在美国团聚了。国内家里也安了电话。每周五晚上就是雷打不动和国内父母通电话的时间。据爸爸妈妈说，他们也是早早地守候在电话机边上等我们的电话。在电话里听到亲人们的声音，能说说各自的近况，聊聊家常，互相叮嘱，可比以前写信方便快捷多了。

      互联网热了起来。我们给老人们买了电脑。八十多岁的老爸爸愣是学会了用拼音写电子邮件。于是除了电话，一封封邮件通过网络在地球两边传递，邮件中夹着爸爸妈妈的照片，使我们不但在电话里听到了他们的声音，而且通过照片看到了他们的生活。

    这几年，微信火了。爸爸妈妈都有了智能手机，而且都有了微信帐号，我们组成了一个家庭微信群。每周的电话就变成了微信视频通话。一封封微信带着语音，夹着图像视频可把我们在地球两边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我经常每天早上打开微信，就能看到爸爸妈妈的微信。天冷了，他们叮嘱我们要及时加衣服，天热时，妈妈建议我们要煮绿豆粥喝。他们还时常在微信的图像里显示他们做的香喷喷的拿手菜，馋馋他们在美国的宝贝孙子。我们的儿子经常馋得口水直流，一再说，要是微信能传递香味就好了。我则开玩笑说，那干脆能把好吃的菜通过微信传过来不是更妙嘛！这可要靠你们这代人来实现了。

      光阴似箭，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通信技术的变化真是日新月异。更重要的是国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和国内的亲人虽然远隔千山万水，通过互联网和微信，使我们就像近在咫尺一般，使我们联系更加紧密，亲情更加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