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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一看电报，“若能集中该兵团”，那那跟我没什么事儿，就转给第1兵团吧，

薛岳一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给自己出了个主意，让迫击炮、手榴弹和敢死队迅速解决战斗，可是这些已经用过了，而且人都已经打光了，凭这些已经不管用了，思量再三，12日给委员长发报，“此次敌迂回作战之企图虽遭挫折，但我集中围攻，未将敌悉数歼灭，至为痛惜……对我有利时机已过，各部苦战，伤亡过重、战力无几。”而且日军解围援军攻击极其凶猛，阻援部队伤亡极其可怕，薛岳已经有意放弃万家岭了。

此时要想解决万家岭，仅仅靠委员长说的“迫击炮及手榴弹班与敢死队”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一支战力基本完整的新部队加入战场才能有效，其实第1兵团确实还有一支这样的部队——第155师。

此次南浔线战役，第155师虽然参加了九江外围战和金官桥之战，不过作战时间短、战斗强度不算大，损失也比较小，战力基本完整。问题是彻底解决万家岭第106师团的意义大不大，李汉魂回忆，“德安之捷并没有解决整个德安方面的问题”，即便将第106师团全歼，此时日军攻还是攻、国军守还是守，不会形成反转，因为九江还是在日军手里，日军部队还是可以由此向各个方向发起进攻。

当然还有舍不舍得用的问题。一个舍不得用是李汉魂保守了，在金官桥之战时，李汉魂把第29军团所辖的第19师、预备第9师顶到第一线，而自己的第187师、第155师放在二线，几乎是坐看湘军第19师几乎打光，其保存实力的企图实在是无可隐瞒。这次围歼日军第106师团，李汉魂也只是把第187师调上来归于第74军指挥，而把第155师放在张公渡，这都是在前敌指挥部后方10里了，不管万家岭是攻坚还是阻援，一直打到最后第155师动也没动。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广州战役开始了，日军开始进攻广州了。委员长日记，“二日，闻敌军自上海青岛向南运兵，并声言攻粤，曰：‘观其运输大舰五十艘，约可装兵五万人，无论其虚实如何，此时仅运五万兵力攻粤，毫不足动摇余之大计也；且观百武与和知求和之意，可知敌之焦急之状为何如耶。’”

日军准备攻占广州，国民政府倒是早有准备，这种准备包括备战和失守，“思进思退”全考虑到了，比诸葛亮“未思进先思退”还要周全，唯一遗憾的是没想到的广州失守如此之快，半个月就丢了大半个广东，不打仗只行军也就是这个速度了，再快也快不了多少了。

委员长算了一个算术题，“运输大舰五十艘”,50乘以100，“约可装兵五万人”，于是心里甚是瞧不上日军的广州攻略，“此时仅运五万兵力攻粤，毫不足动摇余之大计也”。

蒋委员长是不世出的大英雄，大英雄的“大计”自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动摇”的。此时武汉会战激战正酣，前线将士前赴后继、血洒疆场，舍生赴死、甚至与敌同归于尽，主帅此时心意焉可动摇？虽然日军攻城略地、江南江北两路齐发逼近武汉，但是委员长已经看穿了日军的虚弱！“且观百武与和知求和之意，可知敌之焦急之状为何如耶。”——日军为什么急着攻打武汉、广州，那就是为了求和！而且是很“焦急”！

是谁让委员长看到日本求和的焦急？哈哈，不是正在进行武汉攻略、广州攻略的日军几十万人马，这些都放不到委员长的眼里，放进委员长眼里的是两个人——“百武与和知”。

“百武”是日本军部特务机关政务课长百武末义，“和知”是和知鹰二，日军大本营付，主持参谋本部的特务工作兼兰机关长。日军参谋本部的特务机关将中国分为华南、华北、华中、东北四区，分别成立相对应的机关负责特务活动，其命名即为“梅、兰、竹、菊”。

和知鹰二，陆大第34期，历任关东军参谋、广东驻在武官、支那驻屯军司令部付(太原机关长)，对阎锡山做了很多工作。1936年8月任支那驻屯军参谋，常驻天津，主要任务是策动李宗仁、白崇禧。和知公馆有一部电话可以直接联系广西，而李、白的代表黄南鹏也不住宾馆而是住在和知鹰二家里。1936年两广的“六一事变”，和知鹰二允诺将给予军火支持，不过因为事情结束得太快，军火也就不了了之了。

萧振瀛曾任宋哲元第29军总参议，1935年任天津市市长，次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在此期间与住在天津的和知鹰二有密切联系。抗战爆发之后，第29军升格为第1集团军，宋哲元为第1集团军总司令，同时兼任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萧振瀛也调任第1战区长官部总参议。第1集团军从河北一直退到河南，最后撤到郑州，1938年3月宋哲元辞去第1集团军总司令之职，萧振瀛也就离开西北军系统避居于香港。

1938年7月下旬或8月初，和知鹰二到香港找到萧振瀛，提出要与国民政府谈判，结束中日战争。萧振瀛当即向武汉方面汇报，并且得到授权与和知鹰二展开谈判。

和知鹰二提出停战总原则6条，1.停战协定成立之时，两国政府正式命令，停止一切陆、海、空军军事敌对行动，中国政府以新的姿态，恢复“七七卢沟桥事件”以前状况；2.日本政府绝对尊重中国主权、领土、行政之完整。3.两国军事完全恢复战前原有状况后，以平等互助为原则，商订经济协定，以谋东亚经济全面的合作。4.两国谋国防上之联系，在共同防止共产主义目标下，商订军事协定。5.两国政府努力恢复两国人民情感上之亲善与谅解，取缔一切互相排侮之言论。6.两国在此次事变中所发生之一切损失，以互不赔偿为原则。

和知提出的《经济协定基本原则》4条，1.本平等互助原则，尽先欢迎日本投资，如日本财力不逮，可向欧、美各国商借资本。2.资源与市场之紧密调整与提携。3.两国互惠关税之协定。4.战后复兴之合作。

《军事协定基本原则》3条：1.中日两国共同防卫，共同作战。2.平时训练，得聘请日本军事顾问及教官，向日方订购及补充器材。3.国防之联系。军事内容与情报之交换。

很明显就是要掌握中国的财权、军队指挥权，这和“满洲国”的区别有限。8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也记下，“对和知应拒绝。”但是随着战事发展，日军离着武汉越来越近，特别是占领九江之后，委员长发觉武汉要撑下去恐怕很困难，于是心理产生变化，9月26日，增派曾任北平社会局长雷嗣尚到港，与萧振瀛一起展开对日谈判。

9月27日，萧振瀛、雷嗣尚与和知鹰二第一次会谈，首先告以军事协定不能签订，军权死活不能出让，这是谁也知道的。和知鹰二倒也痛快，立刻回答军事协定与经济协定，均在恢复七七以前原状后再办。

萧振瀛、雷嗣尚赶紧打电话给委员长，委员长一听日本人对自己的军权没兴趣、立刻指示，“ 1.与对方谈话，切不可稍有一点增减，必须依照所面述之范围，万不可有所出入。”意思是你俩别随便许诺，告诉你们啥就说啥。

“2.不可抱有成就之望，要知我方全处被动地位，迁就不但无益，必受大害。如主动方面有诚意，我方不迁就，亦能成就也。”意思就是虽然咱们一路败仗也不能“迁就”，要穷横穷横的。

“3.每日在途中住宿地，能通长途电话时，请通电话一次，以便随时接洽，恐逐日局势有变化，俾可随时洽商也。”要理解委员长的“急迫”心情。

“4.对于无商量余地之事，如彼方再三试探，必须坚强拒绝，以我方本不望有所成就，而所欲望成者，实在对方也。此意须特别认识，并知我国至此，实毫无其他希望，只有死中求生之一途也。”这个就是指所谓的《军事协定》了。

“5.一切言语态度，须十分稳重从容，万不可带有急忙之色。缓急先后，皆由其便。我方必须以无所为〔谓〕之态度处之，更不必要求其必答，有所期待也。须知我方除此之外，并无再可商洽之事，即以此为最后之办法也。”意思就是“装”。

“6.所写具体各件，切不可以书面明示彼方，且须对彼言明，无具体成文之件携来，一切皆以口头商洽，作为临时相商之事可也。”这个你懂的。

接到委员长的指示之后，二人下午继续与和知鹰二谈判，开始具体商谈，有些要求不痛不痒，但是“4.如果军事停止，一切恢复七七前状态后，中日两国诚意展开两国、两民族之全面合作，将来定可做到经济合作，外交一致。”这等于是有军权的大“满洲国”，蒋委员长还企图留下一件底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