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个国家中,德国教科书的内容和指导原则是受到作者肯定的。虽然在战后十几年中,德国也避免反思战争,相信“其脆弱的民主无法承受纳粹时代的真实记忆”(阿登纳),但从60年代起,德国社会在反思纳粹历史上形成了共识,这种共识也体现在教科书中。德国教科书的特点在于,能够正视历史,相信让学生了解真实的历史——哪怕是本民族不光彩的、丑恶的历史,对培养新一代公民是有益的。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让学生学会反思和批判性地评价国家政策,而不是盲目地服从权威,这对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为适应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德国教科书对历史的阐述不仅是民族主义的,而且是日益超民族主义的。教科书不再强调培养民族优越感和建设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目标,也不仅仅致力于促进德国的国家认同和责任,还逐渐提升了地方的和超国家(国族)的认同和责任。对历史的叙述不再局限于德国视角,还特别强调欧洲视角。这就必然贬抑传统的民族主义,申张国际主义精神。这样做的结果,使三种认同即国家的、地方的和超国家的认同协调并存,相互并不排斥。
所谓“审查历史”,集中于战争史,这是有道理的。战争源于人性之恶,侵略战争是民族集体自私的表现。战争中的暴力腐蚀人,使人性降低到禽兽不如的水平。虽然有的文明暴力性强些,有的文明暴力性弱些,也就是说,文明中更多克制、和平、仁爱的因素,对使用暴力的约束强些,使用暴力的底线设得较高,但暴力性存在于人性结构之中,内在于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和文明之中。在战争的场合,个人本性中的暴力性在群体中以放大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集体主义高尚目标的掩盖下可以任意地发泄。而对外战争,因为有爱国主义的掩盖,因为对象是“他者”,这种发泄往往会变得更加放肆。因而,一个民族最不光彩的历史往往是对外战争史。吊诡之处在于,创造这段不光彩历史的民族主义情感和需要,同样会本能地掩盖和美化这段历史。这就是一个民族正视历史的困境。而掩盖和美化对外侵略和暴行,又会为新的侵略和暴行铺路。同样,内战的历史、内部的压迫和其它人为的灾难史,也是令人尴尬的历史,尤其是在实施压迫和制造灾难的势力仍然执政或没有受到应有清算的时候,正视这种历史也非常困难,而回避这种历史却同样是非常有害。
无疑,他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虽然一些问题有相似性,但毕竟不能相提并论。当我们怒斥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的行为时,我们会发现,他们所表达的动机和目标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在国内,官方正式确定的历史教育宗旨,民间的民族主义者所认同的历史观,其实与日本的民族主义者的历史教育观念是相通的。诚然,德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在我们这里也常受到褒扬,不过,仔细考察后读者可能会发现,对我们而言,他们的动机和目标是那样高远令人难以企及。西方人可以用德国人的标准批评日本和美国的教科书和历史教育,但如果有人在中国宣传德国主流历史教育观念,则一定会被主流舆论视为奇谈怪论甚至是卖国主义和汉奸言论。面对德国人的境界,面对日本与美国人的检讨与争论,我们需要俯首深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教育?我们的历史教育要塑造什么样的政治人格?如果受此书的启发,我们开始认真思考历史教科书对塑造现代公民精神世界、政治人格特征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这种思考就是一个可喜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