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诗胜品酒，

酒醇无诗醇。

诗词小散曲，

能吟一曲无？

一、上古歌谣

    上古歌谣是指《诗经》以前人们口头创作的民间歌谣，产生于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时代。按题材内容，可分为劳动歌谣、祭祀歌谣、图腾歌谣、婚恋歌谣、战争歌谣等。原始社会时期的歌谣由于年代久远，流传到后世并被记录下来的寥寥无几。现在能看到的上古歌谣，多数是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的产物。这些歌谣大多记载于《周易》，有些记载于《尚书》、《礼记》等古籍。上古歌谣在内容上最显著的特点是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而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语句简短、语言质朴和节奏明快。上古歌谣多采用二言形式，这是因为上古劳动动作简单，因而伴随劳动动作产生的诗歌节奏自然也不复杂；再者因为上古汉语都是单音节词，两个单音节词组合是最初的句子。尧舜时的《击壤歌》、《卿云歌》、《南风歌》，后人疑为伪作。

 二、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传统的滥觞，收录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三百零五篇诗歌。最初称《诗》，西汉时被奉为儒家经典，乃称《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这些诗篇当初都是乐舞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但在长期的流传中，乐谱和舞蹈失传，就只剩下诗歌了。《诗经》以四言诗为其基本形式，其中少量四言诗杂有三、五、七、八、九言。

    《国风》（160篇）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各以其所在地方得名，这些地方大体包括当时中国的全部地域，主要在黄河流域，向南扩展至江汉流域。绝大部分的诗歌产生于春秋初期至中期，少部分产生于西周后期。《国风》中诗歌一部分原为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歌谣，后经整理记录和加工，一部分为贵族的作品，大部分是下层官吏及其家属的作品。其内容广泛地反映了周代的社会生活，被称为“周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其中有的反映了先民的劳动生活，有的抒写了人民在沉重的徭役、兵役负担下的痛苦怨愤，有的以男女恋爱婚姻的悲欢离合为题材，有的以讽刺诸侯贵族的荒淫无耻为主旨，也有的表现了士大夫对时势的忧心。

    《雅》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两部分。《大雅》全部产生于西周时期，主要是朝会乐歌，应用于诸侯朝聘、贵族宴请等朝会典礼，有的出自史官、乐官的手笔，有的为有作者署名的公卿的献诗。其中一些政治讽谏诗，则产生于西周政治腐败、社会危机严重的厉、幽两代，属《诗经》中的重要篇章。《小雅》基本上是西周后期的作品，应用范围由朝会扩展到贵族社会的各种典礼和宴会，所以也有反映贵族社会生活和习俗的诗歌。《小雅》中的大部分诗歌是西周后期一些士大夫和下层贵族写的讽谏之作。

    《颂》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三部分，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周颂》主要产生于西周前期社会兴盛时期，多出自史官或乐官的手笔。内容主要为：歌颂周王朝先王的功业，赞美开国者的完美品格，膜拜上帝的仁德，祈求福佑国运长久、五谷丰登。现存《鲁颂》四篇均为鲁僖公时创作，比《周颂》晚几个世纪。《商颂》是宋国的祭祖乐歌。宋国是殷商的后裔，现存五篇是记述殷商先祖的功业，可能是先世流传或后世追述，也可能最后写定于春秋时代。

 三、楚辞

    楚辞兴起于战国时期的楚国，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继承前代诗歌的优良传统和学习楚地民歌的基础上所创造的一种诗体。后人把屈原、宋玉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通称为楚辞。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楚辞打破了《诗经》短促的四言定格，而代之以五言、六言、七言等参差错落、灵活自由、散文化的长句。语言上的一大特征就是，几乎每句中使用语气助词“兮”字。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丰富，文辞瑰丽，并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对后世诗、赋、骈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汉末刘向编定《楚辞》，更使此诗体在中国文学史上流传广远。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诗经》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而《楚辞》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四、两汉诗

    两汉诗歌——西汉初至东汉末大约400年间的诗歌创作，是在《诗经》 、 《楚辞》和秦汉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主要标志是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七言诗也开始萌芽。两汉诗歌，现存数量不多，包括民间歌谣和文人诗两部分，而以两汉乐府民歌和东汉末年的文人五言诗成就最高。

    秦末汉初，随着楚人占据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以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为代表的句式与楚辞相仿的楚歌最为盛行。从西汉前期到中期，楚歌成为帝王贵族及文士述志抒怀、歌颂圣明的一种流行诗体。这一时期，也有不少四言诗的创作。

    汉武帝时期，设置了乐府官署，大规模地收集、整理民间歌谣，使汉代民歌得以大量保存，在汉代文人重视辞赋而诗坛特别冷落的情况下放射出特有的光彩，从而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个重要发展阶段。汉乐府民歌最杰出的作品是产生于东汉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汉乐府民歌最大贡献是开创并完成了五言诗的形式，直接影响了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

    最早的五言诗当数汉高祖的妃子戚夫人写作的楚歌《舂歌》，除了开头两句，都是五言诗句。在汉武帝时代，李延年的《佳人歌》，除一句外，通篇都是五言。西汉前期的乐府民歌《江南》已经是首完整的五言诗。在社会上层，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的《怨歌行》也是首完整的五言诗。大概到了西汉后期，五言诗形式在民间已经非常流行。东汉时期，在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才开始出现。班固的《咏史》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五言诗，它标志着五言诗体正式登上了文人的诗坛，开始全面取代楚歌的地位，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其后文人五言诗如雨后春笋，其中代表了汉代文人诗歌最高水平的是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

    虽然在汉武帝时代已经存在“七言诗”这样的概念，但七言诗在西汉中期才显示出比较明显的进步。在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七言诗虽仍不兴盛，但一直有若干作者在写作，其形式也正在消除楚辞、楚歌的痕迹，向整齐的七言诗体发展。作为东汉中期最杰出的诗人，张衡创作了中国诗歌史上现存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四愁诗》。

五、魏晋、南北朝、隋诗

    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重心已从辞赋转移到诗歌，并从此奠定了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从汉乐府民歌中兴起的五言诗形式是这一时期的最基本的形式。

    与过去作为诗歌主体的乐府民歌相比，这一时期的文人诗歌创作有着重大的不同：前者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创作，很少具有作者的个性特征，而后者却是和作者个人的特殊经历、情感和独特的审美爱好有着密切联系，从而促使诗歌向风格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前者以叙事诗为主，而后者绝大多数是抒情诗；前者的语言朴实无华，而后者具有辞赋的某些特点，语言华丽。

    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曹魏、西晋时代；东晋、南北朝时代；隋朝时代。

    曹魏前期的建安文学主要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和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 “建安七子”为代表，其中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的诗歌创作，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方向。曹魏后期的正始文学主要以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等“竹林七贤”为代表，其中阮籍、嵇康的成就最高。西晋前期的太康文学，著名诗人有陆机、潘岳、张协、张华、左思等，其中左思的诗骨力遒劲，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

    东晋时代那些专述老庄哲理的诗被称为“玄言诗”，最重要的代表是孙绰和许询。东晋时代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诗人是陶渊明。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

    南朝文学分为南宋文学、南齐文学、南梁文学、南陈文学四个时期。

    南宋诗人主要有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等。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但谢灵运包括颜延之的诗歌有堆砌辞藻、语言晦涩的弊病。鲍照是南朝最早有意识写作边塞题材的诗人，他的诗歌雄放，对齐梁文学造成很大影响。

    南齐永明年间，沈约、谢朓、周颙、王融等把四声的学问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以五言诗的两句为一基本单位，一句之内，平仄交错，两句之间，平仄对立。另外，篇幅通常在十句左右，除首尾二联外，中间大都运用对仗。沈约、谢朓、王融、范云等积极参与这种新诗体的创作。永明新体诗是中国格律诗（律诗和绝句）的萌芽。声律的运用首先是在五言诗的范围内。大致到陈代，五律已经基本成熟，而后唐代诗人作进一步的改进并加以定型化。七律主要是在唐代完成的。声律的运用，直接的原因是诗歌大多已脱离歌唱，因而需要从语言本身追求音乐的美。它的意义还在于，因为讲求了音乐性，这就矫正了晋、宋以来诗歌语言过于晦涩的弊病。另外，由于新体诗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制，这也就杜绝了那种肆意铺排、一味卖弄学问的做法。而且即使不是新体诗，明净凝炼的作品开始多起来。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变化，对于梁、陈直到唐代诗歌的语言风格，造成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南梁时期，七言诗开始蓬勃发展，因为七言诗比五言诗更为舒展而富于音乐感。七言诗的作者达十余人，作品超过百篇。其中一些篇幅较长，隔句押韵，数句一转韵的七言歌行，以后成为陈、隋及唐代诗人常用的一种形式。个别七言诗八句一篇讲究对仗，这就形成了七律的雏形。此外，梁代还出现了许多七言四句的短诗，与七绝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南梁、南陈两代，著名的诗人有梁武帝萧衍、江淹、沈约、吴均、何逊、阴铿等。这一时期，简文帝萧纲为太子时和他周围的一群文人所开创的宫体诗甚为流行，一直流行到初唐。

北朝的庾信、王褒都是从南方到北方的文人，其中庚信的诗歌最有建树。温子昇、邢邵、魏收，史称“北地三才”，是土著诗人中的佼佼者。

    南北朝乐府民歌主要是由南方的乐府机构收集保存下来，现存五百多首。南朝的吴歌、西曲柔婉华丽，以反映男女之情为主要内容；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质朴粗犷、豪迈雄壮。南北朝民歌开创了五、七言绝句体，后来成为唐诗的主要形式之一。

    隋朝的诗人主要有卢思道、薛道衡、杨素等，基本上沿袭南朝的传统。

六、唐诗

    唐代诗歌是中国五、七言古、今体诗的高峰。

    初唐的诗坛仍旧盛行梁、陈的宫体诗，诗歌创作的中心几乎完全在宫廷。初唐的宫廷诗人讲究对偶的修辞技巧，最终把对偶技巧和声韵技术结合起来，从而在形式上推进了律诗的完善和定型。当时已大量涌现出平仄协调、又合乎粘附规则的全篇合律的诗篇，标志着五、七言律诗（包括律化了的绝句）的完全成熟。在律诗形式的完成过程中，宫廷诗人起到了规范化和统领风气的作用，其中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三人的贡献最大。

    当宫廷诗人仍把诗歌当作点缀升平的风雅玩物时，诗坛上逐渐崛起了一批锐意变革的新进诗人，唐代诗歌由此在内容上获得了新的生机。他们就是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而陈子昂则是从汉魏风骨中汲取素养来开辟唐诗的疆域。

    盛唐通常指从玄宗即位到代宗登基这半个世纪，是唐代诗歌的最高峰。安史之乱前后，诗坛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安史之乱以前，诗歌散发着强烈的浪漫气息，歌颂自然，向往边塞。孟浩然、王维、常建、綦毋潜等是以写田园山水诗而闻名的陶渊明、谢灵运、谢眺的继承者。孟浩然不仅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而且将山水诗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而王维却在描摹自然歌颂隐逸之外，诗笔还触及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恰好是上述孟浩然等诗人和反映盛唐时代积极进取精神的王之涣、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等边塞诗人之间的一座桥梁。王维对于各种诗体无所不长，堪称全才。当然，浪漫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却不能不首推李白。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还有崔颢。

    安史之乱前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乱后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双峰对峙。李白继承了楚辞的风格，杜甫继承了诗经和汉乐府的风格。李白的诗歌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的渴望与追求。而杜甫的诗歌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忠实而不遗余力地反映现实生活，由此带来了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一系列的变化，不仅标志了唐代诗歌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中唐大历、贞元年间是唐代诗歌的低潮期，主要诗人有韦应物、刘长卿、卢纶、戴叔伦、李益等。

    中唐德宗到穆宗近半个世纪，诗坛又逐渐重振旗鼓，其中宪宗元和年间最为兴盛。元和新体主要指两个诗派：一派以白居易为首，包括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诗人，诗歌语言平易流畅，他们并开创了新题乐府的形式，反映社会问题，针砭政治弊端；一派以韩愈为首，包括孟郊、贾岛、李贺等诗人，诗歌内容险怪幽僻，其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李贺。这风格截然不同的两派都源出于杜甫。除了这两大派之外，柳宗元、刘禹锡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

    晚唐时期是指文宗大和以后的约八十年时间。晚唐诗歌以李商隐为代表，在盛唐诗歌、中唐诗歌之后，开创了唐代诗歌的第三重境界。文宗到宣宗的三十余年里，是杜牧和李商隐活跃的时代。杜牧的诗歌源出杜甫、韩愈，在风格上将清新峻拔熔为一炉。李商隐则尤长于七律，在杜甫之后对这种样式作了进一步的开拓，结构精致，语言瑰丽，风格沉郁。另外，温庭筠诗歌轻艳的作风对唐末诗人颇有影响。

    懿宗即位直至唐亡，诗人不少，成就不大。不少诗人追随白居易、元稹，以通俗的语言反映社会问题，如杜荀鹤、罗隐、聂夷中等。还有一些诗人则以凄婉轻艳的风格伤悼乱离，如韦庄、司空图等。另外，皮日休和陆龟蒙也是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诗人。

七、宋诗

    北宋初期，诗坛上有三大流派。第一派诗人效仿白居易的风格，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王禹偁和徐铉和，而王禹偁在效仿白居易的同时能写出自己的特色。第二派诗人继承了唐代贾岛、姚合一派的风格，偏重以苦吟的写作方法在狭小的格局中描绘清新小巧的自然景象，其中最重要的是林逋、魏野、寇准、潘阆以及所谓“九僧”（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而以林逋最为著名。第三派诗人效仿李商隐的风格，深婉绮丽，多用典故，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大量写作此类诗歌，使这种诗风在当时甚为流行。

    在真宗时期和仁宗前期，诗坛形成了一股专事雕琢的风气，对李商隐的机械模仿使当时的诗歌沦于文字游戏，偏重于追求辞藻和形式之美。梅尧臣和苏舜钦相互呼应，在吸取唐诗尤其是白居易、韩愈诗歌某些元素的同时，在诗歌的题材、语言形式和感情表达等各方面进行新的尝试，从而打开了宋诗的道路。

    北宋中期，经过以欧阳修为首的文人集团的努力，最终确立起了宋代诗歌的基本风格。诗歌的情感力度减弱，色彩比较疏淡，而对事物的观察和体验却更趋细腻，注重说理。与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人不同，王安石的诗歌受韩愈的影响很小，而是推崇杜甫，并广泛吸收了中晚唐诗歌的特长。而苏轼既能广泛汲取前人之长，又能在多方面开拓新路。他的诗歌题材广阔，各体兼备，风格也多姿多彩。宋代诗歌偏向知性的一些显著特点，如散文化、好议论、好显示才学等，在苏轼的诗歌中也有突出的表现。苏轼的诗歌代表了北宋诗歌的最高成就。

    北宋后期，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四人由于苏轼的推赏而被称为“苏门四学士”，其中黄庭坚的成就最高。黄庭坚是宋代诗坛上一位开宗立派、影响深远的诗人，当时有很多诗人追随他或受到他的影响，追随者中以陈师道最为著名。

    南宋初期，最出色的诗人是陈与义。陈与义推重杜甫、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的诗。

    南宋中期，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其中杨万里的诗歌影响比较大，而陆游则代表了南宋诗歌的最高成就。陆游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他的诗歌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技巧老练，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南宋后期，宁宗、理宗年间，围绕着杭州书商陈起，形成了一个组织虽然松散、诗风却比较接近的影响广泛的后人称之为“江湖派”的诗歌流派。广义的“江湖派”诗人还包括与“江湖派”诗风相近的被称为“永嘉四灵”的赵师秀（字灵秀）、徐玑（字灵渊）、徐照（字灵晖）、翁卷（字灵舒）。姜夔的年辈早于一般的“江湖派”诗人，但因与“江湖派”诗风相近，他的诗集也被刻入“江湖派”的《江湖诗集》。在“永嘉四灵”之后，诗坛盟主是刘克庄，与刘克庄同时是戴复古。在刘克庄、戴复古的同时及稍后，是高翥、方岳、叶绍翁等“江湖派”诗人。

    宋元之际，著名诗人是文天祥、汪元量，还有一大批遗民诗人抒写兴亡的感叹，如谢枋得、谢翱、郑思肖、林景熙、萧立之、文及翁等。

八、金、元、明诗

    金代初期的诗人很多都是由宋入金的，受宋代诗歌的影响很深，较著名的有宇文虚中、吴激、高士谈、蔡松年等。中期形成了金代诗歌特有的雄浑奔放的风格，主要诗人有蔡王圭、王庭筠、党怀英、周昂等。后期的诗歌不事雕琢，重在达意，重要诗人有赵秉文、李纯甫。而元好问是金元之际成就最大的诗人。

    元代前期的诗人几乎全都推崇唐代以及汉魏六朝的诗歌，主要有耶律楚材、方回、戴表元、郝经、刘因、仇远、赵孟頫等。中期代表作家为“元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这四家都以盛唐诗歌作为典范。后期是元代诗歌的高峰，重要诗人有萨都剌、杨维桢、高启、顾阿瑛、王冕等。

    明代前期的文学包括明初到成化末年的一百多年间。高启是元明两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杨基与高启、张羽、徐贲一起被后人称为“明初四杰”，诗名仅次于高。与他们同时的享有诗名的还有贝琼和刘基。

    大约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台阁体”，以先后官至大学士的台阁重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人物，加上同时期的许多高级官僚，其形式以诗歌为主，具有浓厚的道学气息，内容多反映上层官僚的生活。“台阁体”后期的主要诗人有李东阳、徐有贞、王鏊。

    明代中期的文学包括弘治至隆庆的近百年间。弘治年间形成了“前七子”和“吴中四才子”两个文学集团。“前七子”以富有诗名的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包括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徐祯卿，他们大多科举及第，政治地位较高，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吴中四才子”以富有诗名的祝允明、唐寅为主，加上文征明和徐祯卿，政治地位都不高，影响范围较小，是南方的一个地域性的文学集团，其中徐祯卿于弘治末进士及第后，在北京加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文学群体，成为“前七子”之一。这两个文学集团基本方向是反宋代理学，追求个性自由，表达真情实感，他们的文学“复古”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明初以来的道统文学观和虚伪空洞的“台阁体”。

    在嘉靖、隆庆年间，“后七子”重振“前七子”的复古运动，对峙从事散文创作为主的推崇宋代理学及道学观的唐宋派。“后七子”以富有诗名的进士出身的李攀龙、王世贞为首，包括徐中行、梁有誉、宗臣中、吴国伦等进士和布衣谢榛，其中以王世贞的成就最大。

    “后七子“之后一个比较重要的诗人是徐渭，但因地位低下，在当时影响并不大。

    明代后期的文学包括万历到明末。晚明诗歌影响最大的是以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人物的“公安派”。“公安派”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论，强调性情之真，要求诗歌创作应时而变，因人而异。稍后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在公安派“独抒性灵”口号的基础上进行了各方面的修正。“竟陵派”诗风在明末和清初十分流行，其影响比公安派更为久远。

    杰出的戏曲家汤显祖也是明代后期的一位著名诗人。明朝末年还有陈子龙和夏完淳这两位比较重要的诗人。

九、清诗

    清代前期的文学包括清人入关至雍正末年。在明末清初诗坛上，钱谦益是影响最大的诗人，但吴伟业的成就最高。比较有影响的诗人还有施闰章和宋琬。另有一批坚持反清立场的遗民诗人，顾炎武、屈大均是其中的代表。

    康熙、雍正年间诗坛的领袖人物王士禛也是清代前期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他提出“神韵说”，要求诗歌应有高妙的意境和天然的韵致以及清亮的音节。他的“神韵说”在诗坛风靡一时。和王士禛同时驰名诗坛的还有朱彝尊，当时有“南朱北王”之称。另外，查慎行是清代前期公开举起崇尚宋诗旗号的诗人，主张重学问而抑制激情。

    清代中期的文学包括乾隆初年至道光十九年。乾隆年间，王士禛的“神韵说”遭到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等名家的反对。沈德潜提出了“格调说”。所谓“格调”，既指诗歌的格律、声调，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富于变化的美感。翁方纲提出了“肌理说”。所谓肌理，兼指诗中的义理和作诗的条理。他主张宗法宋诗，因为宋诗的理路细腻为唐诗所不及。袁枚的诗论既同沈德潜、翁方纲的主张直接对立，又对王士禛的“神韵说”表示不满。他提出了“性灵说”。所谓“性”，即性情、情感；所谓“灵”，即灵机、灵趣。人的性情乃是诗歌的本源，作诗必须讲求自我个性，同时也需要才华和灵机。袁枚的性灵说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与袁枚并称“江右三大家”的蒋士铨、赵翼以及郑燮等明代中期的重要诗人都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影响。

    和沈德潜同时的厉鹗，走的是查慎行所倡导的宋诗派的路线。比袁枚稍晚的诗人中，黄景仁和张问陶比较重要，其中黄景仁的成就更加显著。乾隆后期至道光初期的诗人，还有黎简、洪亮吉、彭兆荪、舒位、王昙等。

    清代中期最出色的诗人要数龚自珍，他既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又是一个精于诗、词、文富于激情和想象力的文学家。

    清代后期的文学包括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至宣统三年辛亥革命。鸦片战争前后，魏源和姚燮是两位具有较大影响的诗人。在诗坛上占据正统地位的是嘉庆以来逐步兴起的宋诗派，早期人物主要有程恩泽和祁寯藻，稍后以曾国藩的影响最大，其他比较著名的诗人还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

    参与戊戌变法和反清革命的重要诗人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炳麟、秋瑾等。清末鼓吹君主立宪制的重要诗人是蒋智由。

    这一时期诗歌中重要的现象，是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的兴起，和梁启超对“诗界革命”的提倡。黄遵宪意识到古典诗歌传统不足以充分表现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知识，要求诗与时为变，在题材、风格、语汇诸方面打破一切忌讳。梁启超提出比黄遵宪更进一步的变革主张，要求诗歌兼备三长，即“新意境”（主要指诗的题材、内容），“新语句”，“以古人之风格入之”。与“诗界革命”有关的重要人物还有台湾诗人丘逢甲。

    在当时的诗坛上，传统派的实际影响要比新派诗人大得多。最有声势的是沿承宋诗派以陈衍、郑孝胥、沈曾植、陈三立等为代表的“同光体” ，其中以陈三立的成就最为突出。“同光”指“同治”、“光绪”两个年号。“同光体”诗人宣称“同、光以来不墨守盛唐者”，其主要特点是主体学宋，同时也学唐。其他还有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以及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中晚唐诗派。清末民初，革命文学团体“南社”陈去病、高旭、柳亚子、苏曼殊等与政治上保守的“同光体”诗人处于对立地位，但他们的诗歌成就不高。

十、唐、五代词 

    中国早期的诗歌，原本大都是歌辞，如先秦时代的《诗经》全部和《楚辞》的一部分以及汉乐府。由于音乐不断在发生变化，旧的音乐被淘汰以后，原来的歌辞就成为纯粹的文字作品。后代文人所写的古题乐府诗，大都只用于诵读，而不是歌辞。

    产生于唐代的词，最初的全称是“曲子词”，原本是一种配合隋唐以来燕乐而创作的歌辞，后来逐渐脱离音乐，成为一种长短句的诗体。燕乐是西域的胡乐与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相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音乐，是歌妓们演唱的小曲。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与以往乐府歌辞等不同的显著特点，即其歌辞采用句子长短不齐而有定格的形式。

    燕乐盛行于盛唐的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这是词的发展史上的雏形阶段。这时的燕乐歌辞，在民间一般是按曲调而采用长短不齐的格式，但文人的创作原本就是文字的创作，基本上还是齐言的，主要是五七言绝句，而以七绝最为普遍，往往需要经过一定的变动处理才能和长短不齐的曲拍相合，比如破句、重叠等，以及加入和声、泛声等。近代在敦煌发现的钞本曲子词，其产生年代早晚不等，其中有一部分是唐玄宗时代的作品。敦煌曲子词大多是民间创作，它们的作者包括乐工、歌女、普通百姓以及无名文人。它的歌辞内容十分庞杂，作为一种娱乐的艺术，抒情、伤感的成份较为浓厚而严肃的社会、政治内容相对薄弱。语言朴素生动但缺少韵味。文人诗入曲，改变了它的语言风格，重词藻典雅，炼字琢句，排斥俚言俗语，韵味悠长，但未免有些做作。盛唐也有个别文人作长短句，比如唐玄宗和李白，但李白的词是否属伪作历来有争议。

    中唐以后，众多文人真正开始按曲填词，更从声韵上进行考究，格律走向严格，形式逐渐固定，最终使这种新体歌辞成为中国文学中一种重要的体裁。中唐除了韩翃、张志和等，在元和年间，主要的词人有王建、白居易、刘禹锡。到了晚唐，则出现了大量作词的文人温庭筠。温庭筠的词，可以说是文人词成熟的一个标志，对后世文人词的语言、题材、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现存词的曲调达十九种，但题材相当狭窄，几乎都是有关男女思恋或离愁别恨。与温庭筠同时代的不少诗人都填过词，如杜牧、皇甫松等。

    五代十国时期，写词的文人越来越多，其中成就最大的是以温庭筠、韦庄等为代表的花间词派和以冯延巳、李煜等为代表的南唐词人。他们婉约的词风对宋代词人影响极大，成为宋词发展的先导。

    后蜀赵崇祚编的词集《花间集》收录了唐代温庭筠、皇甫松以及韦庄、薛昭蕴、牛峤、毛文锡、孙光宪、顾敻、欧阳炯等十六位由唐入五代在蜀地作官或与蜀有关的词人的五百首词，这些词人常被称为“花间词人”。作品的年代大概从唐开成元年至欧阳炯作序的后蜀广政三年，大约有一个世纪。《花间集》里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描写男女间的悲欢离合。西蜀花间词人中，成就最大的是韦庄。他的词有别于花间派其他词人的风格，别树一格，与南唐词人李煜一样，为文人词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南唐第二代国君李璟也很善于写词，在他周围曾聚集了韩熙载、徐铉、冯延巳等文人。冯延巳当过李璟的宰相，他的词也多写男女之间的恋情，但在语言的运用和表现方法上与花间词人不同，语言清新，结构流畅，善于心理描写，介于晚唐五代花间词风与北宋词风之间。李璟的儿子李煜，即李后主，是五代最有成就的词人，也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一流的词作大家。代表李煜最高成就的是他的后期词，多抒发亡国的愁苦、人生的迷惘，内涵深厚，表现出很高的语言艺术造诣，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十一、宋词

    北宋初期的词沿袭唐末、五代婉约清丽的风格，仍然只是文人在宴游之中吟咏的娱乐性的创作，写的多是男欢女爱、离情别恨、轻歌曼舞一类的题材，艺术上没有什么突破。词作者大都是诗人，如王禹偁、潘阆、寇准、林逋、钱惟演等，词数量较少，其中王禹偁词的胸襟比较开阔。

    北宋中期的词在内容、技巧、体制等各方面都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成就卓著的词作者，其中代表了主流风格的以晏殊、张先、柳永、欧阳修、晏几道最为出色。晏殊词的题材仍比较狭窄，基本上没有超出唐以来文人词的范围，但他的语言技巧很高，把宋词语言进一步推向文人化、典雅化。张先词的题材与晏殊相似，但较早、较多地创作长调词，为宋词的发展开启了一条新路。柳永是宋代第一个专业词人，不仅采用了许多新曲调，而且创作了为数众多的长调词，打破了文人词以传统的小令为主的习惯。柳永在题材方面也有所开拓，并在艺术技巧方面有所创新。欧阳修精通音乐也勇于翻新，所以他用过的曲调相当多。晏几道为晏殊之子，父子均以词闻名，合称“二晏”，他的词风与乃父等人相似。

    北宋中期文人写词的情况很普遍，范仲淹、王安石虽然词作不多，却各有一些名篇。而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苏轼的词以奔放开阔的气势，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人词的面目，影响了以后许多词人的创作，最终提高了词的地位，使它与诗并驾齐驱。

    北宋后期词的创作极为繁荣，其主流风格仍是沿着欧阳修等人婉约清丽的路线，但苏轼所开创的风格和技巧也有相当的影响。“苏门四学士”中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都是著名的词人，其中秦观最为出色，其风格主要承袭李煜及欧阳修、晏殊一脉，而晁补之是最坚守苏轼路线的一个。贺铸也是当时一位著名的词人，主要走的是晚唐五代花间词人的路线。

    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词人是周邦彦和李清照。周邦彦词的题材狭窄，他的成就主要在于使词这一体裁发展得更加精致。他极端重视词与音乐的配合，使词的声律模式进一步规范化、精密化，在艺术形式、技巧方面有着重大建树，对后世词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清照处于南、北宋交际的时代，北宋灭亡后渡江移居南方。李清照也是婉约词大家，特别强调词在艺术上的独特性，特别重视词的声律形式。其他两位南渡词人朱敦儒、叶梦得早年风格婉丽，后来主要走豪放路线。

    南宋初期的词，与诗歌、散文一样，已经成为文人惯用的文学体裁，它的社会影响甚至要比诗更大。时代改变了词人的艺术风格，众多词人尊苏，在南宋词坛上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豪放派。张元干、张孝祥被称为南宋初期词坛双璧，继承了苏轼开创的豪放派的词风，对后来的辛弃疾词派产生了重要影响。抗金名将岳飞也写有脍炙人口的豪放派名篇。同时期的陈与义存词不多，却别具风格，兼有豪放和婉约词作。

    南宋中期的陆游作词不多，追求豪放的风格，他的词有些显得比较粗糙，有些却写得相当出色。辛弃疾代表了南宋词的最高成就，他沿续苏词的方向，并且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内容更为扩大，题材更为拓宽。辛词具有散文化的倾向，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规矩存在，并且广泛地引经据典，成语典故随手拈来。与辛弃疾词风相近的词人有陈亮、刘过、韩元吉、杨炎正等，其中陈亮与刘过都有较好的创作。

    从南宋中后期开始，大批词人的创作又回到婉约清丽的艺术风格。南宋后期的婉约派词人，受周邦彦的影响很大，极其讲究词的格律，非常注重音律、章法、句法、锤炼字语，所以又被称为格律派，其中最出色的是姜夔、吴文英、史达祖、周密、王沂孙、张炎，而尤以姜夔、吴文英、史达祖的成就最高。豪放派词的余波一直延续到宋亡之后，刘克庄、蒋捷、刘辰翁、文天祥、汪元量等是其中代表人物。

十二、金、元、明、清词

    金词在宋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造，对宋代豪放派和婉约派的词风都有所继承，而且出现了使之并流合一的趋势，其中元好问的成就最大，其他较著名有赵秉文、段成己等。

    元词上承宋词余风，但题材比较狭窄，因袭多于创造。元词大致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包括蒙古时期至元成宗大德年间约一百年时间，主要词人有耶律楚材、耶律铸、刘秉忠、白朴、王恽、张弘范、刘因、张埜等。后期包括元武宗至大年间直至元亡的半个多世纪，著名词人有萨都刺、许有壬、张翥、李齐贤、倪瓒、邵亨贞等，其中以萨都剌的成就最大。

    明代是词的衰落期，词人不少，但成就不高。明代前期的代表词人有刘基、杨基、高启等，比较著名的还有瞿佑、聂大年等。这一时期的词作，沿袭宋元词遗风，大都具有深广的社会内涵，充实的思想感情，而且个性鲜明，风格多样。

    明代中期的词人对唐宋词创造的文体规范形式进行了强烈冲击，著名词人有杨慎、王世贞等。杨慎的词风清丽自然，但不遵循词律，某些词近似于曲。王世贞的词也有佳作，但内容狭窄，题材单调。杰出的戏曲家汤显祖也作词，偶有佳作，但字面往往混入曲子。

    明代晚期，陈子龙等为了挽救明词，开创了“云间词派”，推崇南唐二主和北宋周邦彦、李清照。这一词派在当时影响很大，并且影响一直持续到清康熙时期，为清词中兴开了风气。陈子龙是明代杰出的婉约词名家，但他的词题材狭窄，后期的词风有了变化，饱含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夏完淳、女词人叶小鸾也是这个时期颇有成就的词人。

    词经历元、明的衰落，到清代重又繁荣。清代前期的词，除了吴伟业、王夫之、屈大均、曹贞吉、王士祯、顾贞观、彭孙遹等词人外，以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为三大家，其中以纳兰性德的成就最高。陈维崧创立了“阳羡词派”，主要成员有任绳隗、曹亮武、万树、蒋景祁、陈维岳等。他们的词题材广泛，继承了苏轼、辛弃疾以诗为词的传统。朱彝尊等创立了“浙西词派”，主张崇尚南宋，师法姜夔、张炎，讲求词律工严、用字致密，但所作内容贫乏。这一词派在当时影响很大，风行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与朱彝尊同时的人，成就都不高。这一词派中期的领袖人物厉鹗却是一位重要的词人。清初独成一家的词人是纳兰性德，他的词崇尚南唐后主李煜。

    清代中期，“浙派词派”的词人一般只注重声调格律，词作大都模拟堆砌。嘉庆年间，词坛因此兴起了以张惠言为首的“常州词派”，用经学方式来解释词的性质，力图提高词的地位。这一词派的理论后经过周济的发挥，更为系统化，影响也更为广泛深远，对晚期以及现代词坛都颇具影响。当时不依傍任何一派的词人项廷纪也较有成就。

    清代后期的词不仅较多地保持着纯文艺性质，而且写作技巧也相当高。比较重要的词人有女词人吴藻以及蒋春霖、张景祁、谭献、文廷式、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等，后四人并称为“清末四大家”。

十三、元散曲

    散曲产生于金元之际。那时词已经完全脱离了音乐，成为单纯的书面文学创作。民间对娱乐歌曲的需要却从来没有停止，宋代时仍流传着许多民歌俚谣。从金人入主中原到元人统一全国，异族音乐大量流入，并逐渐与汉族地区原有的音乐相结合，孕育出一种新的乐曲，同时产生了与之相配合的新的歌词，这就是所谓“北曲”，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元曲”。金代的说唱艺术诸宫调在元曲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诸宫调是一种兼具说、唱而以唱为主采用多种宫调的曲子联套演唱的曲艺。后来这种曲子一方面用于杂剧，成为剧中的歌曲唱词，另一方面又作为独立的抒情歌曲，也就是“散曲”。现存最早的文人散曲出自金末元好问之手。到了元代，大量文人参与散曲创作，造成了散曲的繁荣，最终使散曲成为一种堪与诗、词并肩而称的重要的文学体裁。

    以元仁宗延祐年间为界，元代散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创作中心在北方。前期的散曲作家，按照他们的身份地位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达官贵人，如杨果、刘秉忠、王恽、姚燧、卢挚等。他们的作品更多表现的是传统的士大夫思想情趣。在艺术风格上比较接近词，偏重于典雅，俚俗的语言用得较少，不能充分表现散曲的艺术特点。第二类是兼作杂剧的作家，如关汉卿、王和卿、白朴、马致远等人，其中马致远被誉为元代散曲的第一大家。元代中止了科举，他们理想破灭，吟叹世道的不平和个人悲剧的命运。这一类作家大多具有放诞不羁的精神风貌、强烈的反传统的叛逆精神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生命意识。他们的作品既有民间文艺的通俗平易、质朴自然的意趣，又经过锤炼开拓，从而提高了散曲的境界。第三类是教坊艺人，如珠帘秀等。他们的作品，一般来说题材较窄，艺术上也较为粗糙。

    元代后期，散曲创作的中心转移到了南方。后期散曲作家由南方人或移居南方的北方人组成，出现了一批专攻散曲、主要成就在于散曲创作的作家。后期散曲创作在数量上比前期更多，创作风貌也有比较明显的变化。首先，散曲的题材被不断开拓，内容几乎无所不涉。其次，在思想情调方面，前期散曲创作中大量的那种对现实强烈不满的作品大为减少，哀约蕴藉的感伤情调渐渐成为散曲创作的主流。第三，元代后期散曲创作的风格，从前期以豪放为主转变为以清丽为主，出现了明显的追求形式美的倾向，讲究格律辞藻，艺术上刻意求工。后期重要的散曲作家主要有张养浩、张可久、乔吉、贯云石、查德卿、睢景臣、汪元亨、徐再思、杨朝英、刘时中、曾瑞等，其中以张可久、乔吉的成就最高。

    到了元末，南戏音乐融入散曲，不少作家采用南北合套的方式，使散曲发生了新变化，最终在明代形成散曲创作以南曲为主的局面。

十四、明、清散曲

    散曲兴起以后，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词的功能，到了明代更是曲盛而词衰，散曲作家和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元代。

    明代前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由于明皇朝加强封建专制和对思想文化的统治，散曲和其他文学类型一样，处于衰退状态。曲坛除由元入明的汤式等几个作家外，主要只有当时影响最大的散曲作家宗室贵族朱有燉的一些平庸之作。

    弘治、正德年间，明代散曲有了显著的发展，并产生了不少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当时北方的知名散曲作家有王九思、康海、常伦、李开先等，多叹世乐闲之作，在语言风格上接近元曲中豪放的一派。南方的知名散曲作家有祝允明、唐寅、王磐、陈铎等，作品带有更多的市井气息，内容要显得宽广。

    嘉靖、隆庆年间，为明代散曲最为兴盛的时期，出现了众多的名家，内容题材突破了传统的范畴，作品的风格也更为多样化。从这个时期开始，以昆腔演唱的南曲大盛，北曲迅速衰落。著名的散曲作家有杨慎、金銮、黄峨、冯惟敏、梁辰鱼、薛论道、刘效祖等，其中冯惟敏的成就最为卓著。杨慎的散曲格律不很严谨。金銮的散曲以格律精严著称。女散曲家黄峨多写离情别绪、个人幽怨但不缺乏社会意义。冯惟敏的散曲语言不事雕饰，活泼自然。梁辰鱼的散曲声律精整而文辞工丽，接近词的体格，由他引出的风气导致了散曲本色的消失。北方散曲家薛论道是一位曾戍边多年的武将，写有一些边塞风光和将士戍边的作品。刘效祖善于用白话的俗曲写民间生活景象。

    晚明时期，文人散曲呈衰退之势。较著名的散曲作家有赵南星、施绍莘、沈自晋、夏完淳等。赵南星的散曲多用民间流行的小调，语气生动。施绍莘爱好丽词，但不过分追求形式，写出真情实感。明清易代的巨变，深重的民族压迫，使得沈自晋的散曲显得沉痛苍凉、夏完淳的散曲更是慷慨激愤，感人至深。

    清代，散曲缺少人们的重视，虽然仍有一定数量的作品，但逐渐成为诗词的附庸，走向衰亡。创作散曲的文人主要有尤侗、吴绮、沈谦、朱彝尊、厉鹗、蒋士铨、吴锡麒、许光治等，大多数不是摹仿元代的乔吉、张可久，就是效法明代的梁辰鱼，内容不离闲适、艳情。朱彝尊、厉鹗等人一味崇雅，把作词的方法带到散曲中来，使散曲逐渐丧失自己的风格。新兴的民歌时调，也对散曲的消亡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