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4日，朱令五十岁生日，转发一篇十几年前的文章以祝贺并纪念。

朱令事件发生了近20年，我关注这个事件也将近20年，可以说这个事情伴随了我人生中很关键的一段时光。总想写点什么记录下我的心境，却总也找不到明确的落笔的地方。仅仅在最近，这些想法才逐渐地在脑海中变得清晰起来。

记得几年前，和一位老同学一起聊天，谈感情，论实务，想未来。我们比较中国和美国的现状，也比较现状的中国和过去的中国。最后老友的一句话，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讲：“中华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让我久久不能释怀。谈话到此为止，但是这个思想也一直伴随着我到现在。苦难这两个字在当时听来是如此的刺耳，而到如今，他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沉重，以至于让我感觉，作为一个中国人，即使想为国家民族之大局着想，但身负重荷，举步维艰。

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苦难看起来似乎是来自于外虏的侵略。八国联军，抗日战争，以至于到现在，我们的潜意识中还有一些固定的思维模式，只要是外来的，就比国产的好。但是，外来的压力也仅仅是外部的一些因素。如果自身没有问题，行得正，坐得直，中国就不会有问题。有人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于吏治腐败，社会道德沦丧。但是，这也仅仅是事情的一个表面，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

我感觉，中华民族的苦难，真正来源于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所谓“吃人”，也可以理解成那种根深蒂固的，沉积在每个人潜意识里边的，在中国社会中传承了近5000年的那种价值观在起作用。这种价值观看不见，摸不着，藏在那些所谓的封建礼教后边，但时时通过日常生活表现出来。逐鹿中原，谁是鹿，谁在逐？不恰恰是我们自己吗？又有谁真正想过，在逐到了这只鹿之后，如何让这只鹿过上更好的生活？“打天下，坐天下”在我们的脑海中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结果，同时，也没有人怀疑过这个结果的合理性。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人能够像美国的乔治×华盛顿一样，没有外在压力，仅仅依靠内心道德的力量，就自觉放弃了在为公众服务的过程中所聚集起来的权力。相反，当这些人的角色从猎鹿人转变成为征服者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就开始考虑怎样才能把这只鹿做得更好吃。当自己的角色转变成所谓的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之后，就觉得应该享有和普通老百姓不一样的权力，但是从未想过自己应当尽什么义务。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研究中国的历史的时候，在每一个改朝换代之初，我们都能发现很多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豪杰，但是当到了每一个朝代的后期，就会出现不胜枚举的贪官污吏，宦官小人，以邻为壑的奸人，卖国求荣的精英。如果我们把这只“鹿”作为目标解释成生活的更好，那么，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里边，这种生活的更好中所参与比较的另一端就是生活得比别人更好，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比较中的优势，只要是比周围的人强，或者看着别人不如我，那我就感觉得更好，似乎生活的目标也达到了。

这种价值观的缺陷是，这中间没有自我的比较与存在。或者，更广泛地说，没有追求让其他人更好，然后实现自我价值的这种普世价值。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近5000年的历史中，踩着别人肩膀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一将成名万古枯，成王败寇的人物在人们眼里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不计成本地追求功利，因为这种价值观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普世价值的形成与存在也仅仅是近些年的事情。但是，不管这种价值观的形成远近，价值观本身在西方国家中是不断发展完善的，而也正是这种价值观方面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带动了西方国家的整体社会的发展。中国无论经济怎样腾飞，如果中国社会整体继续受这种狭隘的价值观所控制，那么虽然中国具有5000年历史，也只不过是在简单地重复自己而已。

这个话题扯得太远了，和朱令有什么关系呢？朱令这个事件，实际上是让我深深感受到社会的尽善与尽恶，同时牵涉到社会各个方面众生面貌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朱令作为这个案件的直接受害人，本应当是事件的主角。实际上，我也是仅仅在最近才发现，朱令这个事件中，我虽然会不断地感叹朱令本身有多么优秀，而今她的现状是多么悲惨。但是，真正让我感动的，是朱令的父母，是吴承之和朱明新两位老人。他们养育了吴今和朱令两位优秀的女儿，但是面对着一个女儿突然去世，另一个女儿被人投毒的残酷现实，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吴伯伯和朱阿姨没有简单地抱怨。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每天照顾朱令生活的一点一滴中，期待着一个奇迹的出现。这个奇迹在两位老人眼里，可能是朱令可以康复，凶手得以伏法。但是在我的思想中，这个奇迹是让每一个知道朱令事件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从而开始行动起来。吴伯伯和朱妈妈两位老人，也没有简单地寻求各个方面的帮助，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相反，两位老人在很小心地通过中国国内法律法规限定范围内的各种渠道，用中国的事情在中国内部解决的办法，尝试着从中国的法律角度解决这个问题。吴伯伯和朱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小心翼翼呢？

对于朱令这个事件，我抱有非常悲观的想法，悲观得让我们不知道内情的人怀疑事件的始末真的能够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恶劣。我现在相信事情的真相是孙维出于嫉妒向朱令投毒，第一次伙同了其室友，第二次自己独立进行，用了致死的剂量。当孙维的家人了解到孙维的所作所为之后，他们没有考虑怎样去抢救朱令，反而动用自己家庭的影响，拖延协和医院的治疗，想至朱令于死地。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死了之后一了百了，人死了之后再处理善后的事情就简单容易了，对于他们孙家的政治背景和影响力，这些应当不是难事。朱令的生命在孙家所有人的眼中不值一提，死了最好，千万别活下来。万一抢救过来了，谁的责任也说不清，谁的责任都承担不起。孙维周围的其他人，包括她的室友，还有一些和这件事情有关联的一些人，都出于某种不知名的原因，有的选择了沉默，有的开始在网上成为所谓的“铊军”。

协和医院受到了政治因素或者经济利益方面的影响，延误了对朱令的正确诊断和特效治疗。但是为了避免直接的医疗责任，进行了很多不对症，但是貌似力度很大的抢救措施，给旁人造成一种看起来非常努力的印象。协和医院是否能够提供在类似不能确诊的情况下，给病人换血八次的案例？很难相信，作为号称中国最好的医院，自己的医生当中，就有研究铊中毒的专家，当很多人，包括自己的医生都怀疑是铊中毒的时候，协和医院能够仅仅凭着清华大学没有接触重金属铊的历史和可能，就排除了朱令铊中毒的可能性，也没有向这方面检查和治疗采取任何措施。从常理来讲，协和医院应当比朱妈妈的同事更了解陈震阳教授的研究工作，也更应该知道到哪里去进行重金属中毒的相关检验。他们怎么可能想到要换血八次，而不进行一次铊中毒方面的检验呢？协和医院，包括医生魏镜和孙维父亲孙大武和他的公司之间的交往记录，是否禁得起调查？有没有人去调查过？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朱家后来起诉协和医院的原因。但是究竟是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协和能够全身而退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清华的责任很难说清，但是在其中为了避免自己的责任，袒护包庇犯罪嫌疑人（们）的情况应当存在。清华后来没有发给孙维学位证书，这其中的原因清华为什么不能向公众和媒体提供？如果一名自己的学生，在没有任何正常理由下，为什么学校不发给其毕业证书？警方的作为也相应比较清楚，该做的工作都做了，结论也应该有了。但是，在最后阶段，受到了不应该有的干扰，这个事情就搁置下来了。

如果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或者对于某些人来讲，最好是在朱令这个事件刚刚开始的时候，朱令就死掉了，那这件事情将远没有现在这种影响。案件中的种种让人质疑的地方，也将远离公众的视野，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随着当事人一个个相继离世而去，整个案件也就不了了之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由于朱妈妈和吴伯伯的细心照料，朱令一直到现在还活着。我相信，在冥冥中自有一股力量，它想让朱令，吴伯伯和朱妈妈，还有我们每一个心怀正义感的一介草民，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看到沉冤得以昭雪，正义得以伸张。但是，回到原来的问题，吴伯伯和朱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小心翼翼呢？手上有第一手的警方调查材料，但是不予公开；有限地接受国内媒体的采访，不涉及境外媒体；甚至于在其他知名律师在无偿服务，并且准备好了所有诉讼材料的时候，也不提供授权书。这些又都是为了什么呢？

据我个人的猜测，我想吴伯伯和朱妈妈作为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并且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做事方法肯定有和我们常人不一样的理解。朱令这个案件，就像是网上传闻的金亚的评论一样，有很多的分支。孙维投毒是事件的主干，在这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就涉及到了协和医院，清华大学，警方和政府，还有其他的一些可能势力的影响。朱令这个案件本来是一起很简单平常的投毒案，但是演变成了一起政治事件。吴伯伯和朱妈妈所面临的，再不是孙维一个罪犯，或者孙维一家势力这么简单，他们面临的是在中国5000年历史传承下，在大家所共同认可，也没有被挑战和发展的一种价值观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中国特有的介于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统治体系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吴伯伯和朱妈妈不得不小心应对，不出差错，以免一不小心，被人扣上什么帽子，或者被某个势力找到什么借口，让自己的前功尽弃。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在目前中国法律环境允许的范围内，期望最终还朱令一个清白。

其实现在如果我们站在孙维自己的角度，看看整个事情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相信孙维和她的家人也觉得自己挺可怜的。在她们从小接触的那个环境里边，她们所实际看到的，或者从什么渠道听说的，从警察局里捞个死刑犯一类的事情可能很多，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了，你们中外媒体和广大网民为什么专门和我孙维还有我的家人朋友过不去？再说了，我们家为新中国做了那么多贡献，毒死个人又算什么？何况这个人不是还没死吗？你们为什么不去关注那些比我这个事情影响更大的一些问题呢？比我这个事情更恶劣的事件多了去了，为什么揪着我不放？能不能让我们过几天真正清净的日子？

如果孙维真的是抱着这样一种想法，那我只能是为他们孙家感到悲哀了。不管你们孙家以前曾经做过什么，你们怎么能够教育出这样的不肖子孙出来？孙维本人是一个胆怯的懦夫，不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这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也就罢了。但是，她的家人和朋友为什么也要卷进来和她同流合污呢？他们总觉得，只要坚持下去，我们总有会拖过去的一天。但是，孙维和她的朋友，家人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仅已经把他们孙家历经几代人所建立起来的名誉和地位毁坏殆尽，他们还在不断透支着自己还有自己子女的未来。他们或许暂时延缓了法律的制裁，正义的审判，但是他们永远也逃脱不了道德的谴责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这些人是否曾想过，当自己的子女将来有一天看到朱令的事件之后，看到自己的父母曾经或许出现在这个事件里边，但是承担的是不甚光彩的角色，他们是否还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子女？我想他们自己也很了解秦桧在岳飞墓前的形象，是否他们想过几百年之后的自己的后人也会随口吟出“人从令后少名维，我到墓前愧姓孙”？

实际上，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孙维和她的家人们应该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自己无论怎样诡辩，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早已经改变了。他们早已经不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妄自逍遥地享受那些特权了。他们现在也就是别人手中的一张牌，案板上的一块肉。现在他们这张牌还没有被别人打出去，也就是时机尚未成熟。他们想再去找回自己家族昔日的辉煌，这早已经不可能了。他们自己的命运自己不能掌握，生活在惶惶而不可终日的感觉中，时刻担心着大难临头的那一天，而自己又不能改变什么。所能做的顶多就是在各种贴吧里灌灌水，找找心里平衡而已。但是也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旦他们这张牌失去了价值，或者有人认为用他们这张牌可以换取更多利益的时候，自己连随便灌水的日子也不多了。而他们自己也很知道，一旦等到他们所担心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他们面临的将不仅仅是法律的制裁，他们面临的还有历史的审判，社会的抛弃，还有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败坏的名誉。朱令和她的父母吴伯伯和朱妈妈无疑将会留名青史，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吴伯伯和朱妈妈身上学到不离不弃，坚持不懈的精神。而孙维还有她身边的那些人也就是一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如果我是孙维，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还不如干脆站出来承认了算了，给自己还有其他人都有一个解脱，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一个干净的环境发展。如果我是孙维身边所谓的“铊军”中的一份子，我也干脆站出来把我能讲的，能提供的都说出来，给自己的内心留得一份平静。但是，很有可能的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各种势力的干扰，孙维还有其他人已经处在不能站出来把问题交代清楚，不能把各种分支都讲得太明白的一种情况。一旦他们交代了，将会影响到无数人，包括更有势力的人，而这可能才是朱令这个事件的根本，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悲哀。

让我们看看现在的这个环境：在自己做坏事之前，没有明确的是非道德标准；做了坏事之后，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和条件逃避惩罚；最终逃避不了想承认，却又发现现实的环境不允许简单地坦白。所以，有人说，在朱令这个案件上，我们面对的，不是医疗问题，不是刑事案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不是时间的问题，不是哲学问题，也不是心理问题，我们面对的是人性的问题。更切实点说，我们面临的，是在这种不计成本地追求功利，追求比较优势的价值观的驱使下，在中国所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权力高度集中，法律和道德界限相对模糊的社会环境中，在各种利益相互博弈之后所造成的一个特定问题。吴伯伯和朱妈妈不得不小心翼翼，躲避各种风浪和暗礁，争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朱令和自己的愿望。

这并不是说，因为孙维的所作所为有其社会原因和影响，孙维本人就可以得到解脱了。孙维当然要为她的行为负责，她身边的那些人都应该按照其各自的所作所为量刑定罪。但是，到这里我们就停止了吗？不，我实际上真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朱令这件事情上反思，寻找问题的根源，从而解决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问题。真心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坦诚相见，为了共同的目标工作和生活。没有政治，经济，或者什么其他方面的因素干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偶有所得，与众分享，倘有所失，坦然面对。我相信，这些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短暂的时间我们达到了这个水平。在很多老一辈的革命家身上，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些闪光的地方。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已经逝去，或正在逝去的人性中的美好，尽力挽留下来，给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子孙，留下一片干净的土地和透明的蓝天来生活。

逝者如斯，来者可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