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八）

拉练与军训

拉练是1971年初的事情。它的背景是这样的：

1970年11月17日，北京卫戍区给毛泽东打了一个报告，汇报他们在一年间分四批组织十三个团进行一千里和两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情况及收益。毛泽东当月24日在这个报告上给林彪写了一段批语：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⑥

年底，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全国各族人民要以毛主席十一月二十四日重要批示为纲，立即掀起一个‘实行野营训练’的热潮。”随即，北京的孩子，从小学生到中学生，都被卷入了这股“拉练热潮”当中。

小学低年级学生拉练，是象征性的。不少学校选择类似八一湖旁边的土堆这样的地方，玩了半宿挖地雷之类的军事游戏。五六年级的学生，就要远赴郊区，但时间也就一周左右，最多十天半个月。不折不扣地落实了毛主席指示的，是当时的中学生。

中学的拉练，都去远郊区县，历时一个月。所谓拉练，也叫野营或野营拉练。就是把脸盆打进背包里，负重行军。天天走。每天百八十里，据说最多有走二百里的。

王凤基当年是和平街一中的学生，他们自北京出发，围着密云水库绕了一圈。据说连油盐酱醋、棒子面，也都自己带。伙食别提了，清汤寡水，顿顿窝头，就这也不管够。晚上住老乡家。有一回饿急了，几个同学半夜偷着起来在灶台上用大锅贴饼子，但不得法，没放起子，贴不上，最后弄成了水煮棒子面。类似把窗户纸捅破了往外撒尿这样的坏事，差不多人人干过。十几岁的孩子，大冷的天，一睁眼爬起来就得打三横两竖的标准背包，准备上路，有时还“夜行军”，滋味之苦，是不难想象的。有一回下大雪，征途令人生畏。在老师带领下，大家齐声朗诵毛主席诗词：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这样的拉练，回过头来再看，难忘的还不仅仅是艰苦。凤基回忆这段事情，是“非典”期间在一个吃老北京炸酱面的饭馆里，我和另一个一起吃饭的70届朋友都被他说得有点神往。

学生对拉练的感受，除了累，都免不了这两样：脚上打泡，肚子饿。在拉练结束时，各学校都供应了一顿饱饭。据说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有的男生解下背包上的脸盆去盛面条，结果把胃给撑坏了，进了医院。

军训的历史要早拉练几年，毛泽东也有过批示。“五七指示”发表后，驻京部队拿二中和25中为试点，对两校师生进行了军训。这次军训被新华社编入内参，进入毛泽东的视线，他马上批示：

请派人去调查一下，这两校军训的经验是否属实？核实后，可以写一1000字左右的总结，发到全国参考。又大专学校也要作一个总结，发往全国。⑦

军训有请进来和走出去两种。校园里的军训，由部队派员来指导，时间可长可短。内容以操练为主，如紧急集合、队列、走步、匍匐前进、用木头枪拼刺刀、扔假手榴弹，等等，还要请解放军里最好是和日本鬼子拼过刺刀的老战士作报告。到部队去的，那就要过上一段军营生活了，战士怎么练，学生也怎么练。真枪真刀，真手榴弹。日常生活也跟着走，军训过的孩子都学会了快速打背包，以及能把被子叠得见棱见角这两手。最令孩子兴奋的是实弹射击，这个项目一般会拖到最后，先练瞄准。许多孩子就靠这个盼头支撑下来。

今天，拉练早已成为历史，但学生在各个时段，仍需参加军训。

学工与学农

1966年5月2日，解放军总后勤部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5月7日，毛泽东就这份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就是有名的“五七指示”⑦，里面有一段更有名的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⑧

以后的十来年，学工和学农，就成了北京孩子课外活动的一个重头，是孩子的学生时代必须经历的生活方式，也是学生学习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统称“开门办学”，名曰—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小学生：象征性活动

小学生的学工，周期短，不很固定。一般是去周围的街道工厂，干的是糊纸盒、缝笔记本、粘塑料袋一类的活，都不是有技术含量的工种，也不是抡大锤这样卖气力的苦活。有的学校规定一周一次，一次半天，排在课表上。也有的学校一个学期集中去一两周。头一回去时，请工厂的师傅介绍几句厂史，说说操作规则。然后学生跟着师傅干活。凡适合小学生劳动的作坊式的街道工厂，差不多都与附近的学校构成合作关系，有的工厂成为几个学校学工活动的点。如果不出现大规模的返工，工厂很合算，毕竟不用付工钱，倘能一茬接一茬续上，是一种“零”价劳动力的运作。这些手工劳动计件方便，孩子们都比着干，看谁完成的多，当游戏做。比起上课，学工毕竟活动范围大了一点，约束少了一点，“玩”的含量也多了一点。

学农也是这样。一般在三夏或秋收期间，去个一两天。捡捡麦穗和玉米杆，在玉渊潭或四季青公社的菜地里摘豆角和西红柿。总之是一些零活，有时候还不够给添乱的。小学好像极少有组织孩子一去多少天的那种学农劳动。

真正能触及北京孩子灵魂的学工和学农劳动，得到升入中学以后。

中学学工纪事(1)

“五七指示”发表后，作为“兼学别样”的配套基地，北京的中学陆续开办了自己的企业，叫校办工厂。产品是一些并不复杂的商品，如80中生产电烙铁，35中生产汽车上的继电器，42中生产电铃，和平街一中生产一种输液用的医疗器械。这些工厂大多由以前的街道工厂转并而成，规模不大，有车间若干，在编人员不多。也有老师被下放到校办工厂的，我们初一学工时的一位女师傅，高一时成了我们的物理老师。校办工厂的工人，主要是分期分批来学工的本校学生。厂址有的在校内，有的在别处。当然，校办工厂只是学生学工的一个点，此外，每个学校还有若干规模不等的定点学工工厂。和我们学校挂钩的，是义利食品厂和北京锅炉厂。东郊的那些大型企业，如第一机床厂、金属结构厂、纺织厂等，也都是学工单位。

北京的中学，在六七十年代，一个年级大约十来个班。一般自初一下学期开始，有学工任务。按班轮，每班每年一次，一期一个月。学工时，在工厂换饭票，吃一顿饭。按工厂作息时间走，但三班倒的工厂，学生只上正常班。学工期间，除了劳动，一般要有一些介绍厂史之类的活动，有时候赶上工厂开批判会，学生也跟着听。倘初中加高中五年下来，学生要学四到五次工，即累计学工时间在一个学期上下。

中学生学工，总要留下不少故事，哪个学校哪个班都不例外。今天都成了同学再聚会时的一大“议题”。下面这些片段，就是近几年多次同学聚会时被倒腾出来的“学工纪事”，说起来还很有些那个年代的滋味。

1975年12月，我们班（北京42中初二一班）轮到去义利食品厂学工。这是一家1951年上海迁京的著名企业，厂址在广安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全厂有两千多工人，系当年的开放单位，产品出口。据说年年超产，我们12月1号去上班，生产的已经是1976年计划内的产品了。北京人都吃过出自这家工厂的面包、饼干、糖或别的点心。工厂两班倒，我们也跟着倒。早班7点上，下午2点下；午班2点上，晚上8点下。每天上班带着饭盒，在工厂吃一顿饭，伙食不错，红烧肉两毛，熘肉片一毛五，素菜几分钱。

我们工作的是巧克力车间，下面又分若干班组，如包糖、挂酱（在维夫饼干上包一层巧克力）等等。巧克力车间，顾名思义，产品就是巧克力。1975年，还是拿杂拌糖当回事的年代，我们却天天接触成缸的巧克力，闪都闪不开。大的小的，圆的扁的，果仁的奶牛的。最稀奇的，是一种白色巧克力，向所未见，据说此产品只供出口。初二学生和巧克力天天打交道，能出什么事情，是不难想到的。

要说没有偷吃过巧克力的，女生肯定有，男生就不敢说了，即使有，也不占多数。开始是偷着尝尝，分在包糖组的同学上班不久，有一回突然停电，好几个同学不约而同，把糖送进了嘴里。后来变本加厉，下班前从盛巧克力的大铁桶里抓两把揣进裤兜，坐公共汽车回家时，能吃一路。有的同学开始还战战兢兢，那些进厂不久，大不了我们几岁的青工没少教坏，或示范，或开导，学生很少有搂得住的，不拿白不拿，否则也会落个假正经的骂名。其实几天下来，就吃腻了，加上天天闻食品厂的味，学工半程以后，见了巧克力就恶心的同学，大有人在。再后来，有个同学把事闹大了，顺了一袋奶粉，放在饭盒里，被老师发现，批判会一直开到回校，给了他一个记过处分。老师后来说，那袋奶粉是食品厂的原料，尚未加工，即使施盗成功，食用了也会中毒。

2003年春节过后，我到同年级八班的一个同学家串门，他如今做了共和国的检察官，说起义利食品厂学工，张口就回忆的，也是他们班偷吃巧克力的趣事。巧的是我的一个朋友和一个大学同学当时是150中的学生，也在义利学工，说起那段时光，开台也是偷糖吃。鲁迅中学的孩子，也在该厂学工，大概也没少偷糖。一些孩子，学了个把月工，把“地雷的秘密”探听到手。返校一段时间后，曾夜里摸到工厂，翻墙破窗而入，用旅行包往外偷巧克力，这要让值勤的抓住，就不是小偷小摸、给个处分可以了结的了，而是盗窃国家财产，不坐牢也得劳教。

义利食品厂之前和之后，我们班还在校办工厂（两次）和北京锅炉厂（一次）学工三次。北京锅炉厂在八宝山西边，简称“北锅”，是一家生产发电锅炉的重型企业，有数千工人。一进厂门一条宽敞的水泥大道，两边是车间，往里走有科室办公楼，好像光食堂就不只一两个。我们班被安排在一进门左手的阀门车间学开车床。车间里以70、71届青工居多，学生一人跟一个师傅。北锅不比义利，活不用多教，上来就干。车床切削的是钢铁零件，不是闹着玩的，出废品还在其次，弄不好手指头就没了。学生一般是先观摩师傅干活，三天下来，再在师傅的指点下上手，就这样，还是有好几个同学第一刀就车过了缩，出了废品。有个同学接受的是政治任务，给正在盖着的毛主席纪念堂车不锈钢门把手，尽管荣誉感罩身，也没少出废品。因工厂三班倒，休息星期二，我们只上白班，这次学工，每个同学与两三个师傅有合作关系。后来大家回忆北锅学工，谁的师傅如何，是一个被津津乐道的话题。那时，青工里藏龙卧虎，学生还记得，有个70届初中毕业的师傅，记忆面之广，令人称奇，他有一回给我们背缅甸政要的名字，一口气说了一串，有七八个，都是全名。还有一回背小说《青春之歌》的段落，一二十分钟，不卡壳。学生都很灵通，去不几天，就开始传递小道消息，谁的师傅拖儿带女，每月挣41块5，吃饭时只买几分钱一个的菜;谁的师傅未婚先孕，挨了工厂的处分；谁的师傅下班后换下工作服，穿的是什么衣服，变了个人。这次学工，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车钳刨铣，什么是天车，什么是机床，什么叫“紧车工，慢钳工，遛遛达达是电工”。前两年，车工出身的关牧村和侯耀华在电视台聊天，说他们开过大清年间留下来的床子，每台车床不能独立运作，要把链带往厂房顶上甩来甩去。到我们学工时，应该隔不了几年，北京锅炉厂的车间里已经有了好几台欧洲进口的自动车床，手摇车床已显被淘汰的架势。

中学学工纪事(2)

在北锅学工，下午四点下班。下班后经常有同学去爬附近的西山，当时是四月份，刮风的季节。有一回爬到山顶，得有七八级大风。红卫兵中队长张锐，外号小个子，有点激情，在山顶上即情赋诗，似乎还有别的同学跟着唱和。还有一回，一个叫杜世杰的同学（外号“杜小帽”）替叫熊文军的同学（外号“老不记”）用铅笔刀在山腰的杨树上刻了一句话：“老熊，来此一游。”熊文军同学后来不知为什么，得了精神恍惚的病，退学了。高二的时候，传来噩耗，他在丰台的铁道上被火车撞死。二十几年过去，那棵杨树是不是还在呢？

巧的是，当年学工时，义利食品厂和北京锅炉厂的两个青年女工，后来竟和我一度成了同事，而且她们就是巧克力车间和阀门车间的。

行之十多年的学工活动，确实让学生实地粗略认识了工厂的面目，也大致了解了他们参与劳动的工种，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尝到了毛泽东提出的“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收益，很难说。有的学校让学生记学工日记，然后由工人师傅阅评，我看过一个朋友的学工日记，说的都是套话，师傅（一位女工）看后给他写了这样几句话：

思想改造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要下决心努力去做。这两天劳动情况较好，但我们不能松懈斗志。要注意新动向，头脑中绷紧阶级斗争这个弦。

这与他日记里的话，大同小异。

那时，学工前，要交决心书，学工结束时，要开总结会。上面那位朋友把他的决心书也记在日记里，全文如下：

在学工期间，我决心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明确学工意义，端正学工态度，服从纪律，听从指挥，坚守岗位，不乱串车间和乱动机器。在劳动中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自觉磨练自己，改造自己。不迟到，不早退，不旷工。服从组织分配，不管干什么活，都要努力去做，不挑肥拣瘦，认真完成任务。在这次学工中，我的主要目的是认真改造世界观，提高思想觉悟。不过思想改造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我决心努力去做。这次学工对我们每个同学来说，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学工结束时，学生照例要对工厂的师傅有所表示，贴一张致谢大字报，或写几首诗之类。这是一首35中署名“（初）三、6（班）学工集体”创作的诗歌，题为《赠车间师傅》：

一月的学工使我们心情激动，

车间内外洋溢着战斗豪情。

你看那产品彩色的包装红艳艳，

你看那闪光继电器个个亮晶晶。

批林批孔的战斗猛打猛冲，

促进了我们联系实际搞好学工。

师傅们亲切教导牢记心中，

虚心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

使我们革命的步伐更加坚定。

学工激励着我们永远战斗，

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诗里的一些字句显示，这应该是1974年的事情。

曾听一个曾在钟表厂学过工的朋友说，在学工结束时的总结会上，大多数同学都提出，工人师傅中存在着不少带有普遍性的缺点，如懒惰，如纪律涣散，等等。整体上还不如学生。他们离开时，一位工厂革委会主任曾当着全车间工人的面对学生说，你们给全厂职工树立了榜样。有时候还真难说清楚，到底是谁在接受谁的教育。

中学学农纪事(1)

学农和学工是一对孪生姊妹。“文革”前期，学农有时候与拉练混称，诸如被称作“三夏拉练”等等。学生上学期学工，下学期就得学农，时间都是一个月。两者间的区别是，学农一年只两季，学工不论季节；学农一去至少半个年级，几百人，学工按班轮；学农要火车来往，连吃带住，学工只是买张月票，生活上和平时上学区别不大。

学农过的是名副其实的集体生活。头一回学农，对绝大多数孩子来说，是一件人生大事。行前要交一个月的伙食费和粮票，大约是几块钱，30斤粮票。此外必带的还有《毛主席语录》、《红旗》杂志、两个决议、笔记本、《毛选》、笔、薄被一床、塑料布、球鞋、凉鞋等。后来，《毛主席语录》等书渐渐不在必带之列。有个70届朋友的父亲“文革”初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下了大牢，母亲也停发工资，一家五口最困难时靠街道发的20块救济金度日，当老师的母亲不得不去挖沟，挣一天一块多的血汗钱。他的妹妹上中学后去学农，是班主任给垫的伙食费。

被褥要在家打好背包，统一运送。学生住老乡家，每户腾出一间房，三四个同学睡一条炕。老乡对学生，态度有好有一般有不好。我们班有一年去顺义秋收，进村当日，下了一天雨，晚上行李尚未运到。有的老乡还算不错，送来了自己的被褥；不少同学是和衣而卧，在凉炕上囚了一宿。“文革”前期，学农时吃派饭，后来单开火，学生中挑体质较弱的去帮厨。伙食以粗粮为主，窝头、饼子、棒碴粥、咸菜。肉蛋很少吃，偶尔吃上一顿肉笼或包子，解馋的感觉终生难忘。

学农和学工不同，干的是地里的活，风吹日晒，出大汗，晚上有时还请老贫农忆苦思甜，又吃不好甚至吃不饱，一天下来，躺在炕上，只有面壁而泣的份了。夏收和秋收又有不同，三夏是农活“大忙”的时节，这时去学农，更累更苦。据既参加过麦收又参加过秋收的同学比喻，夏收是一次探险苦旅，秋收是一次户外郊游。我们班只参加过秋天的学农，干的不过是一些每天不重样的零散活，人人都有累了个半死的感觉。夏收，一天到晚晒在麦子地里，不直腰，回来全成了另一个人，多少日子缓不过来。这对于筋骨缺乏训练的城里孩子，教育意义，确实超过了想象。有个朋友告诉我，他们有一次三夏学农，下了火车，整队往村子里进发时，一路意气高昂，扯着嗓子欢唱：“麦浪滚滚闪金光……”不出三天，就饱尝了金光闪闪的麦浪带给他们的“收获”。

顺义县张喜庄公社东马各庄大队是我们学校的学农基地。但中学五年间的三次学农中，我们班仅去过一次真正的农村，还是在“十一”之后。那拨去了五六个班，二三百人。先坐火车到顺义县城，下来再走一个来小时，中间路过著名的牛栏山中学。进村时，地里的棒子已经掰完了，剩下的是一些杂活，头天不知道第二天干什么，从未连着两天干重样的活。脱过粒，翻过地，在场上晾过白薯秧子，下地捡过玉米秆，诸如此类。脱粒最累，相当于搬砖，机器不闲着，人也不能闲着，要一筐一筐地运玉米棒子。女生干不了这活，她们很舒服，坐在玉米堆上用手搓粒。

这次学农，学生照例少不了“违法乱纪”。

我们三个同学住在一户老乡家。房东不错，腾出了一大间房子，还嘘寒问暖的。我们对他家也不错，天天把窝头带回来，喂两只满院子跑的小猪崽。后来只要我们一进门，两只小猪就围过来打转。村里有个小卖部，学校以学生来接受再教育为名，禁止去那里买吃的，这是事先宣布的纪律。但伙食实在难以下咽，不少同学溜到小卖部买桃酥和鸡蛋糕，裹在衣服里带回来。此事或者老师没发现，或者发现了装没看见，一直平安无事。

有个同学偷着带了一包红叶烟，同屋的另两个同学也跟着抽着玩。这在当年，是一件一旦被老师知道就不得了的事情。他们也做了点躲闪的准备。有一回哥仨正抽着，班长陈凯掀帘而入，即使没撞个正着，也闻到了烟味，但他没吱声，若无其事。这三人中的一个，在学农结束时还火线入了团。陈凯是我们班的早期团员之一，学生干部里的红人，就差入党了。他当年立过“改变中国农村面貌”的大志，后来学的却是自动化控制，毕业后进入某部属公司，常往伊朗跑，去改变那里的面貌。三年前跳槽，如今在一家著名的电脑公司供职，已是一天一盒的烟民。像这样在关键时刻不打小汇报的班干部，用那时的话说，是需要一点“资产阶级”人情味的。

很多同学都偷过大葱。那次学农，带队的是军宣队李政委，他先干了一件对人（学生）马列主义，对己（老师）自由主义的事情。背着同学，与大队作大葱交易。老师人人有份，不让学生买。同学得悉后，也都想弄点刚下来的新鲜大葱回去，不让买，只有偷，也算是“逼良为娼”。不记得是谁带头下的菜地，总之法不责众，最后几天，夜里11点以后，一窝一窝的出动，都得了手。凯旋前，学生把偷来的大葱打进背包。回来拆行李，一股子大葱味，怎么洗都洗不掉。

学农期间，一般会捎带安排点活动。我们那次有两回，一次是到邻村西马各庄大队的一个高炮连驻地参观，听连长作报告。这个炮连战史辉煌，不久前还打过仗，刚从越南回来。另一次是去镇上，参观一个种猪配种场，兽医介绍说，这儿是一色的荷兰猪。

中学学农纪事(2)

那次学农结束后，第二年开春，别的班有个同学（我们院的孩子），纠集同屋三四个同学，骑车去东马各庄村，看了一趟他们的房东。

我们班的另外两次学农，去的不是农村，而是一个“玩”的地方——香山植物园。

香山植物园隶属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那时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但内部组织去参观的，接连不断。有叶圣陶的日记可证。1976年5月7日，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员工到此一游，叶圣陶作为出版社的家属，也“颇为高兴”（前一日日记）地加入了这次活动。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叙述了参观过程。

晨七点偕至善到其社中。

七点半开车，挤满，殆有四十余人。开行五十余分钟到植物园。参观其热带亚热带植物之温室。全为玻璃所构成，分室颇不少，前度来时尚未有此屋也。先有一批人在听讲解员讲说，候之稍久，乃得入。先听讲解，然后参观各室。不可悉记，亦不能细看，随众周行各室而已。遇见又一批参观者，其中一位女士呼余叶老，握手，余认之，似为白杨，然不好意思问足下是白杨否，只得应之而已。此人已十余年未见矣。参观温室毕，他人皆以为参观之事已毕，其实此园中露天植物亦大有可观，众既回入汽车等候，余亦随之。十点一刻即开车，到家才十一点过不久也。⑨

叶圣陶只在香山植物园呆了个把小时，看上去不大尽兴。我们班两次去学农，在园内各住了一个月。头一次是距叶圣陶这次参观一年之前，1975年的5月；后一次是当年9月。植物园是一个单位，环境与农村大异，比城里还宜人。学生住植物园的宿舍，上下铺，木头床，七八个人一屋。用的是自来水，走的是水泥马路。还可以集体看电视。干活按植物园下属单位分组，有中草药组，某某组，某某组等。第一次去，我们被分在中草药组，指点我们干活的师傅，是一个六七十岁的姓孙的老工程师。此人很厉害，现在看来，他是富有经验和贡献的植物专家，溥仪曾在他手下劳动过。有一种欧洲生长的名水菲蓟的植物，德国人从中提炼出一种药，叫西林马宁，号称是治肝炎的特效药，但进口代价昂贵。而水菲蓟引进后，到处都种不活，他的一大贡献，是让这种植物在国内成活。他指着那片茁壮生长的水菲蓟，为我们班同学作了半个小时的介绍。他的另一贡献是让菊花提前绽放。菊花的开花时间一般是深秋，赶不上国庆节用。彭真当年大胆设想，要让它开在国庆时节。这作为一个政治任务，落在了孙先生的肩上，并在他手里创造了奇迹。植物园的领导曾把这件事作为一大成就，向一拨拨来学农的同学介绍过，当然，彭真其名是不能提的。孙工程师领着我们在中草药组的七亩实验地转了一圈，挨个介绍，记得他指着一片绿草说，这叫罂粟，就是鸦片，花开的时候美丽之极。孙老工程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随身带着药。他的风范，回忆起来，能让人想起今天的袁隆平。

第一次学农，我们在到达的当日下午，就去参观了叶圣陶提到的温室。这里的植物达2000个品种。印象最深的是王莲，浮在水面上，直径有一米左右，据说上面可以坐一个七八十斤重的小孩。还有朱德养的兰花，董必武养的金橘，康生养的银杏，江青送的文冠果，以及胡志明、马科斯夫人、田中角荣等外国领导人送给中国的花草，以及更多的北方户外无法生存的热带植物。晚饭后，又绕植物园转了一圈。园子里有一棵哆嗦树，用手轻轻一触，树身就晃动，不明什么道理。还有很多水杉，园内职工告诉我们，这是一亿年前的植物，有活化石之称。我们都很稀奇，回来逢人就宣讲，多年后去南方一看，到处皆是。

植物园的学农与进村下地学农有天渊之别，周围诱惑太多。我们第一次为期二十五天的学农生活，真正在植物园劳动的时间也就占一半。其间，去过一次卧佛寺（沿小溪走到《闪闪的红星》拍潘冬子磨刀的外景地），一次香山，一次李大钊墓（万安公墓），三次大红门生产队（参加劳动），两次盲人工厂（参观）；听了三次植物知识讲座，两次解放军的报告，一次团课，一次“帕米尔高原上的白求恩—杜红亮”事迹报告；看了《平原作战》、《列宁在1918年》、《胜利油田》三场电影；开了两次批判会，一次团员纳新会；还每人轮着开了一次手扶拖拉机。剩下来的时间，是在草药组里干干锄草、翻地、刷漆的活。

第二次去植物园学农，是1976年9月。8号到园，9号下午，我们正在锄草，突然通知到一个空场听广播，4点钟有重要新闻。这是极少见的现象，大家都预感出了大事。果然，是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刹那间，有天塌了的感觉，连班里平日最闹的几个孩子都失声痛哭，有个叫“弯弯绕”的孩子平时没少瞎折腾，这次竟然哭晕了过去。那几天的学农生活被彻底打乱，虽也勉强干活，但心神已不能安定。有老师回去参加遗体告别，回来对我们说，很多人建议保留毛主席的遗体，中央在研究。我们在植物园也进行了各种悼念活动，还在17号到19号返城参加学校的追悼活动。开追悼会那天，学农的同学在学校的灵堂轮流守灵。20号回到植物园，又呆了十来天。其间开过一次团员发展会，一次撤销对一个同学的严重警告处分、恢复红卫兵组织生活的会，其他小组会，班干部会，不计其数。回校前，植物园的一个姓马的负责人给我们作该园概况的报告，提到了江青，称其为“敬爱的江青同志”。没过几天，学农假期尚未过去，江青一伙就被“粉碎”了。

中学学农纪事(3)

这二十来年，不断有同学专门或顺便到植物园，走访自己的“故居”。据说现在还在。也曾有同学提议在那里开一次同学会，未果。

注释

①②王朔《看上去很美》，华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⑤《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月第一版。

③⑨叶圣陶《一九七六年日子》，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四、二期。

⑤⑥⑦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