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五年即公元831年正月二十一（庚申），卢龙（幽州）监军上奏，说副兵马使杨志诚驱逐了节度使李载义，自称留后。三月初五（癸卯），由于宦官的陷害，唐文宗李昂下诏将漳王李凑贬为巢县公，前宰相宋申锡贬为开州司马。

三月十一（己酉），唐文宗下敕，因为李载义来到长安，所以在曲江亭赐宴，并让宰臣和百官赴会。三月二十三（辛酉），他任命黔中观察使裴弘泰为桂管经略使，任命前安州刺史陈正仪为黔中观察使。三月二十九（丁卯），在紫宸殿奏事时，宰相路随到龙墀（台阶）前突然摔倒在地。唐文宗让宦官扶他起来。次日，路随上疏请求辞退，有见识的人对此颇为嘉许。

夏四月初六（甲戌），唐文宗任命新罗王嗣子金景徽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保，使持节鸡林州诸军事、鸡林州大都督、宁海军使、上柱国，封新罗王；并封他母亲朴氏为新罗国太妃。

四月十九（丁亥），他下诏说：“史官记事，用以警戒时事。但根据先朝旧制，史官只能在上朝时记事。因为长久遵循这一旧制，之后宰臣撰写时政记时，遗漏的实在很多。自今以后宰臣奏事，有关朝政的建议以及涉及政刑的当场决定，都必须有一名中书门下的丞官随时撰写记录，每季度送交史馆。这样做或许能警戒朕的欠缺，并且恢复常规。”

四月二十一（己丑），唐文宗任命李载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照样兼任守太保和同平章事，取代温造；任命温造为兵部侍郎。他还任命幽州卢龙节度留后杨志诚为检校工部尚书，正式出任幽州卢龙节度使。

五月初四（辛丑，《旧唐书》作初一戊戌，疑有误），唐文宗因为太庙第四室和第六室破漏，有司部门一年多了都没有修复，所以罚了将作监、度支判官、宗正卿的俸料；还马上命令中使带领工匠，暂停禁中的一些修缮工程，将材料拿去修复太庙。左补阙（《旧唐书》作右补阙）韦温上疏谏道：“宗庙没有及时修缮，罪在有司部门的怠慢。国家设置百官，各有所司。如果荒废职责，应当罢黜他们，另外选择能干的人代替。如今荒废职责的官员只被罚俸，朝廷一有什么必须忧虑的事就交给内臣处理，那等于是允许百司的官员公然荒废职责，也等于是宗庙为陛下私有，而百官皆形同虚设。这正是臣私下为圣朝感到痛惜的原因。有关宗庙的事都记载在史册之中，如果不是根据旧典，陛下不能草率行事。还希望陛下更改诏书，重新委托所司部门修缮太庙。这样制度不至于紊乱，百官的职责也更加分明。”唐文宗很欣赏他的进言，当即追回中使，命令有司部门去修复太庙。

五月十九（丙辰，《旧唐书》作两天后即戊午），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上奏，说他派使者到南诏国要回被掠夺的蜀民；南诏国将先前他们掳掠的百姓、巧匠、僧侣、道士约四千人放回本道。

五月二十四（辛酉），东都留守兼刑部尚书韦弘景去世。韦弘景是京兆人，后周逍遥公韦敻的后裔。他祖父韦嗣立官至宣州司户，父亲韦尧则官至洋州兴道令，都只是小官。韦弘景贞元中年进士及第，成为汴州和浙东的从事。元和三年（808），他官拜左拾遗，出任集贤殿学士，后转左补阙，很快就被召入翰林成为学士。普润镇使苏光荣出任泾原节度使时，韦弘景负责起草麻纸诏书，漏了叙述苏光荣的功劳，为此被罢免学士，改任司门员外郎。他后来转吏部员外、左司郎中，又改任吏部度支郎中。张仲方想贬低李吉甫的谥号时，唐宪宗很愤怒，贬斥了张仲方。韦弘景因为和张仲方关系密切，也被贬出朝担任绵州刺史。宰相李夷简出镇淮南时，奏请他为副使，朝廷因此赐给他金紫官服。不久他入朝任京兆少尹，又升迁给事中。

刘士泾作为驸马结交奸邪佞幸为他打通关节，唐穆宗因此起用他为太仆卿。韦弘景和给事薛存庆封还诏书，反对刘士泾的任命，说：“司仆正卿，位居九列。在周朝时，名臣伯冏担任此职，所以只有很有名望的重臣才能出任这一高位。汉朝也因为石庆的恭谨和名望，陈万年的高行和廉洁，让他们担任此职，称为大僚。如今刘士泾只是皇戚中的常人，班秩闲散，只是因为他父亲曾任将帅，家里非常富有而已。他的名声不在于士林，行义无闻于朝野，忽然成为太仆卿，的确有亵渎封官的常理。任人以亲则无法得到贤能，任人以勋则宠遇经常过厚。今天刘士泾得到这一重任，实在算得上一名谬官。《左传》说：‘惟名与器，不可假人。’这话指的正是刘士泾。臣等的职责就是纠正过失，这么做实在只是履行职责而已。刘士泾新任太仆卿的敕令，臣等不敢下达。”唐穆宗派宰臣去向他们宣旨晓谕，但韦弘景他们固执如前。宰臣不得已，只好改任他为卫尉少卿。唐穆宗又派人去劝谕韦弘景说：“刘士泾父亲刘昌有守边的大功，刘士泾作为年轻朝臣也有十多年，又娶了云安公主，朝廷应当为他加恩。朕思量着要奖赏慰劳宗室近亲，最终还是实行了先前的任命。”韦弘景没有改变主意。唐穆宗勃然大怒，于是派韦弘景到安南、邕、容二管宣慰。当时人们都因此对他欣然推重。

那时萧俛靠清廉正直在位。他对韦弘景的议论，经常有所辅助。韦弘景后来升迁刑部侍郎，又转吏部侍郎，任上铨衡官员十分公平中允，权臣佞邪害怕他的严正有力，不敢用歪门左道干预他。掌管选官两年后，他改任陕虢观察使。一年任满后，朝廷征他为尚书左丞，任上他反驳了吏部授官不当的多达六十人。韦弘景历来以鲠直明亮著称，当他身居中枢之地时，郎吏纷纷望风修整。当时吏部员外郎杨虞卿因公事遭到下吏的诬告，案件审理不清；朝廷下诏让韦弘景和司法部门到尚书省详细讨论此案。杨虞卿朋友很多，交游甚广，很多人都附会他。韦弘景平时就不喜欢他。当时杨虞卿已请假回府，得到诏书后立即奉召，穿着公服前来拜谒。韦弘景跟他说：“有敕令要审理杨公。”杨虞卿只好羞愧地退下（换了素服回来）。韦弘景后来转任礼部尚书，出任东都留守兼判东都尚书省事。他在洛阳修缮宫室，为后人带来很大好处。这时他病故，终年六十六岁，唐文宗追赠他为尚书左仆射。韦弘景历任高官，为人行事，始终以直道自立，坚持正论，无所阿附。当时良好风气得以存在，很大程度都幸赖于他。自长庆（821）以来，他被看作是名臣。

五月二十九（丙寅），唐文宗任命京兆尹崔琯为尚书左丞，任命太常少卿庞严权兼知京兆尹。

六月十二（戊寅），因为近十天一直下雨，唐文宗下诏复审朝廷诸司的在押囚犯。六月二十五（辛卯），苏、杭、湖南等地发生水灾，伤害了庄稼。六月二十八（甲午），东川上奏，说玄武江水上涨了二丈，梓州（东川治所，今四川绵阳附近）外城居民的庐舍被洪水冲走。

秋七月初四（庚子），唐文宗追赠太子宾客李渤为礼部尚书。李渤字浚之，是后魏横野将军申国公李发的后裔。他祖父李玄珪曾任卫尉寺主簿，父亲李钧曾任殿中侍御史，因为母亲去世没有及时发丧而被流放到施州。李渤耻于家庭的污点，坚持吃苦而不肯出仕，励志于文学，不参加科举，隐居在嵩山，以读书写文为事。唐宪宗元和初年，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李巽和谏议大夫韦况交替推荐他，以山人身份征他为左拾遗。但李渤借口生病不肯赴任，但还是搬家到东都。朝政有所得失，他也上呈章疏陈论。他又撰写了《御戎新录》二十卷，附表献上。元和九年（814），唐宪宗征他为著作郎，并下诏说：“特降新恩，用清旧议。”李渤于是赴任。一年多后，他升迁右补阙。因为接连上呈章疏，忤逆了圣旨，他被改任丹王府谘议参军，分司东都。元和十二年，他升迁赞善大夫，依前分司东都。元和十三年，他派人上疏谈论时政，共提出五件事：一是礼乐，二是食货，三是刑政，四是议都，五是辩雠。李渤因为在东都担任闲散职位，便以上呈章疏为己任，前后四十五封。后来他经两迁成为库部员外郎。

当时皇甫镈为相，靠盘剥下民逢迎主上。刚好泽潞节度使郗士美去世，李渤担任吊祭使到潞州去祭奠，路上在陕州西面停留。李渤上疏说：“臣出使经过许多州县，防求民间的利弊。臣私下得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人家，如今才剩一百余户；阒乡县本有三千户；如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也大约相似。访寻缘由，臣这才知道都是因为均摊逃户造成的。十家之内，大半逃亡，而十家的租税却要留下的五家分摊。就像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分摊逃户租税的弊病，严苛暴虐到如此程度。这都是因为聚敛的大臣靠盘剥下民取媚于上，只考虑如何竭泽，而不考虑将来有没有鱼剩下。臣乞求陛下降达诏书，禁绝分摊逃户的弊病。逃户可以用他们的家产折成钱数交纳租税，如果不够，还乞求朝廷降下特恩予以蠲免。这样一来，估计不用数年，民众必定会回归农耕。农耕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建立然后才可以谈论太平。如不这么做而侈谈太平，那将非常荒谬。”他又提到驿路条件很差，很多驿马都死在路上。唐宪宗览奏后非常惊异，当即送了飞龙马数百匹，交付京畿内的各个驿站。李渤因为奏疏过于恳切直接，极大地得罪了宰相，只好称病辞职东归。

唐穆宗即位后，召他为考功员外郎。十一月，他判定京官考核的成绩，不避权幸，根据自己的看法决定升黜。他还上奏说：

“宰臣萧俛、段文昌、崔植，是陛下刚即位时任用的辅弼大臣，朝廷的安危和治乱，取决于此时。何况陛下思念天下太平，敬重大臣的礼仪周切，所以没有亲昵左右、骄纵自贤之心。而宰相的大权和宰相的政事，陛下全都信任地交给他们。这的确是君义臣行，千载一遇的时刻。如不抓住这一时机，就再无其它的时机了。然而萧俛等人，上不能推诚至公，进行劝诫，陈述先王的王道仁德，以启沃君心；下不能正色忠诚，振举旧法，恢复百司的职责根本，以教化大立。臣听说朝政的兴废，在于赏罚。萧俛等人为相以来，未曾听说他们奖赏过一人的仁德大义，举荐奉公守法的官员，使天下尽职官员有所激励；也未曾听说他们贬黜一人的怠慢职事，责罚持禄养骄的官员，使天下尸禄之徒有所畏惧。这样下去，则刑法不立，邪正莫辩，混然无章，教化不行。赏罚如此不明，天下的事，还有什么希望！

“昨日陛下游幸骊山，宰相和翰林学士都是陛下的股肱心腹，本应预先知道。萧俛等人不能未雨绸缪，舍身恳谏，而使得陛下有忽视谏言的恶名，流于史册；这是陷君于过。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如果陛下对萧俛等人言听计从，就不应当发生这样的事。如果言不听，计不从，他们就必须奉身速退，不该在教化的本源尸位素餐。进退的时候到了，有什么借口好回避的？萧俛、段文昌、崔植三人和翰林学士杜元颖等人，臣请求考绩中下。

“御史大夫李绛、左散骑常侍张惟素、右散骑常侍李益等人谏止陛下巡幸骊山，郑覃等人谏止陛下游玩狩猎，都是因为担心陛下行幸不息，恣情无度；又担心御马有受惊不测之变，风寒生疾之忧；一旦出现紧急无处寻找陛下，大权将落入妇人和宦官之手。李绛等能率领御史和谏官在朝堂奏论，有以恳切激奋事奉君主的大体。李绛、张惟素、李益三人，臣请求赐给他们考绩上下之外，特别予以升官，以彰扬陛下优待忠良和奖赏谏言的美称。

“崔元略位居供奉之首，理应考绩上下；但因为他曾给于翚判为上下考绩，而于翚因贪赃被处死，所以必须降等，臣请求赐他考绩中中。大理卿许季同任用于翚、韦道冲、韦正牧，而这些人都犯有贪赃，要么贬黜，要么处死，所以理应考绩中下。然而他近来身陷刘辟之乱，弃家归朝，忠诚和气节彰明昭著，今宜以功补过，臣请求赐他考绩中中。少府监裴通，任上称职，理应考绩中上；但因为他请求追封生母而摈舍嫡母，等于是明里欺罔君上，暗里欺蒙祖先，所以臣请求给他考绩中下。从前宰夫（专管君主膳食的小官）进入晋平公的寝室，擅自罚太师师旷和近臣李调喝酒（故事出自《礼记·檀弓》）。如今愚臣恪守官职，请记载宰相和学士中下的考绩。这于上是爱护陛下的圣运，于下是振作颓败的朝纲。所以臣害怕不肯直言的罪行，而不怕直言招致的罪过。三品官员的考绩，本来限定在今月内进呈，现在先具体奏报如上。四品以下的官员，臣将接着逐条上疏奏闻。”

奏折呈上后，唐穆宗将它留中不下。朝臣认为宰辅失职，自然应当上疏论奏，然而李渤越职上奏，是沽名钓誉，并非尽到事君之道。没多久，李渤因为从马上摔下，跌伤了脚，便请求告退。刚好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上表请求让李渤担任副使。杜元颖上奏说：“李渤卖弄直言以沽名钓誉，行为经常狂躁。圣恩垂怜宽贷，还让他身居官位。而他百般谋求进取，在外和藩镇交往，求他们为他奏请，不能自安其位。陛下如果将他久留在朝，恐怕将来会产生事端。”于是唐穆宗将他外派出任虔州刺史。

李渤上任后，上奏说他归还了接邻的信州所移的两百万两税钱，减免税米二万斛，裁减部从一千六百人。观察使将这事上闻朝廷，所以不到一年，他升迁为江州刺史。张平叔当时兼判度支，奏请征收很久以前民间拖欠的租税。李渤在江州上疏说：“臣近来得到诏敕，说根据度支使所奏，令臣想法征收填补本州贞元二年逃户所欠的四千四百一十贯钱。臣本州管辖的农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顷，今已因干旱而废弃的就有一千九百顷有余。如果再按照度支使要求的那样征收，臣害怕史官将会记载陛下在大旱年中征收三十六年前拖欠的租税。臣作为刺史，罪责难逃。臣上不能满足圣上的期待，下又不忍心鞭笞黎庶，不敢继续轻率地手持符印，所以特意乞求陛下将臣放归田里。”唐穆宗下诏说：“江州的所奏确实非常诚恳，如果不予蠲免，百姓必定难以生存周济。现将拖欠的租税一并蠲免。”长庆二年（822），李渤入朝任职方郎中，并于翌年升迁谏议大夫。

唐敬宗即位时年龄很小，上朝经常很晚。一天入阁，唐敬宗一直没来，群臣站立在紫宸殿门外等待，有些年老体衰和多病的大臣，几乎都要跌倒在地。李渤出了班次跟宰相们说：“昨日刚上疏奏论这事，今天陛下坐朝却比平时更晚。谏官不能让人主回心转意，这是我的罪过。我请求先出阁，待罪在金吾仗前。”刚说完唐敬宗就来上朝了，这事也就作罢。李渤又觉得左右常侍，职责就是观察讽谏，而他们却循规蹈矩，默默无言，因此奏论道：“如果设置官职而不要求履行职责，还不如取消，也省点经费。如果不能取消，那就必须要求履行职责。”李渤任理匦使时，上奏说：“大事必须奏闻朝廷，其次必须向中书门下申报，再其次则交给朝廷诸司。诸司处理不当，才来投匦，臣然后再具体奏闻朝廷。如果投诉人无理妄诉，必须在本罪之外再加一等。依照敕令告密人将被交付金吾，留在那里等待结果。如今臣想让他们留在台府等待，希望以此杜绝诬告的恶人。”朝廷准奏。

长庆和宝历年间，政出多门，大权旁落到奸邪佞幸的手中。李渤不顾危难，上呈章疏论奏，几乎每天如此。主上虽然昏聩放纵，却多少也因此感悟。他后来转任给事中，被面赐金紫官服。宝历元年（825），改元大赦。先前，鄠县令崔发听到门外喧闹打斗，县吏告诉他有个五坊使下来殴打百姓。崔发非常愤怒，下令胥吏逮捕他。那人被拖进县衙时已经天黑，看不清他的脸面。问话一阵子后，才知道是个内宫宦官。唐敬宗得知这事后勃然大怒，将崔发关进御史台。这天他登御丹凤楼大赦，放了在押囚犯，崔发也在鸡竿下待放。突然来了五十多个宦官，手拿棍仗跑来，一阵毒打，把崔发打得头破血流，牙齿折落。御史台官吏用席子盖住崔发，他才没被打死。那天其他在押囚徒都被释放，只有崔发没放。李渤上疏论奏道：“县令的确不该拖曳宦官，宦官却也不该殴打御囚，他们的罪是一样的。然而县令犯罪是在大赦之前，而宦官犯罪是在大赦之后。宦官专横残暴，一至于此，都是朝廷将他们惯成这样。如不及早严正刑法，臣担心四夷之人和藩镇前来奏事的人将这事传出去，那么他们将萌发怠慢和蔑视朝廷的心思。”李渤又在朝堂上大声说：“南郊祭祀大礼前一日，两神策军禁卫在京城内夺走京兆府官员进食的牙盘，朝廷没有及时处理这事，结果导致殴打崔发的事。”唐敬宗得知这事后，询问他身边的侍从，他们都说根本没有这事。朝廷于是认为李渤朋党，将他支出朝廷去当桂州刺史，带着御史中丞的头衔出任桂管都防御观察使。李渤虽被贬斥，但依然奏论不已，而谏官也相继为他喊屈。后来宰相李逢吉、窦易直、李程在延英殿和唐敬宗应对时谈及崔发，李逢吉等人奏称：“崔发凌辱宦官，诚然是大不敬。然而崔发的母亲是已故宰相韦贯之的姐姐，年已八十。自从崔发下狱以来，她积忧成疾。陛下以孝治理天下，还希望为他稍垂宽宥的恩典。”唐敬宗也表示了怜悯。思考了一阵后，他说：“近来谏官论奏，只谈到崔发冤屈，而从不说他大不敬的罪，也没说他堂上还有老母。如果都像爱卿等人说的那样，朕岂能不感到哀怜恻隐！”当即派宦官送崔发回家，并安抚慰问他母亲。韦夫人号哭着当着宦官的面杖责了崔发四十，然后呈上表章谢恩。唐敬宗又派中使前往慰安。

李渤在桂管二年，因为风痹症请求替代，所以罢归洛阳。这年，他作为太子宾客被征召回到京师，一个多月后就病故了，终年五十九岁。唐文宗追赠他为礼部尚书。李渤孤直忠贞，坚守德操，身体力行，不肯苟合，而那些品格卑鄙的小人总指责他沽名钓誉。最终他因为直言而遭到摈退，但仍然为了拯救当时的弊病，始终不肯息言。看重名节的人都很敬重他。

李渤病故次日即七月初五（辛丑），唐文宗任命兵部侍郎温造为检校户部尚书和东都留守。七月初八（甲辰），他任命太子少师分司、上柱国、袭徐国公萧俯为守左仆射，在这位置上退休致仕。同时，剑南东、西两川发生水灾，朝廷派使者前去宣抚赈给。七月二十三（己未），唐文宗任命给事中罗让为福建观察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