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54年六月，宋江州刺史臧质和南郡王刘义宣在起兵反叛失败后相继死亡，一场规模巨大的叛乱很快被平定。

孝建二年即公元455年春正月，镇北大将军兼南兖州刺史沈庆之告老请求离职。二月初四（丙寅），朝廷封他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沈庆之再三谦让，上了数十道奏表给孝武帝刘彧，还当面亲自陈述他的理由，甚至磕头流泪。孝武帝无法改变他的决心，只好听任他以始兴公的身份退休回到自己的府第，并赐给他丰厚的奉禄。不久，孝武帝又想起用沈庆之，派何尚之去请他。何尚之一再传达圣上的旨意，但沈庆之只是笑着说：“沈公不想效法何公，往而复返。”何尚之自觉惭愧，只好作罢。二月十九（辛巳），朝廷任命尚书右仆射刘延孙为南兖州刺史取代沈庆之。

五月初八（戊戌），朝廷任命湘州刺史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六月初四（甲子），刘宋大赦。七月初四（癸巳），孝武帝封皇弟刘休祐为山阳王，刘休茂为海陵王，刘休业为鄱阳王。

这期间，雍州刺史武昌王刘浑和身边随从一道撰写讨伐檄文，自称楚王，改元为永光，又安置百官，其实全是闹着好玩的。但长史王翼之却将他的檄文手迹封存了起来送呈给朝廷。八月初一（庚申），朝廷下诏废黜刘浑为庶人，将他流放到始安郡。孝武帝派员外散骑侍郎东海人戴明宝前往谴责刘浑，同时逼他自杀。刘浑死时才十七岁。

同时，朝廷下诏要祭祀郊庙，开始为这仪典设置音乐。这是听从了前殿中曹郎荀万秋建议的结果。

孝武帝打算削弱王侯的权柄。十月初一（己未），江夏王刘义恭、竟陵王刘诞上奏要求裁减王侯的车辆和服饰以及各种器用，并重新制订王侯享用音乐舞蹈的制度，一共九件事。孝武帝趁机暗示有司部门将奏章内容增广为二十四条，包括王侯听取僚佐汇报时不能南向而坐，不能设置纱帐；剑柄不能做成轱辘的形状；王侯属下的内史和相以及封邑的官吏都只能自称下官而不能称臣；罢官之后的僚佐则不再追加名誉。孝武帝下诏许可。

十月二十四（壬午），孝武帝任命太傅刘义恭兼领扬州刺史，竟陵王刘诞为司空兼领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宠为尚书令。

这年，朝廷任命已故氐王杨保宗的儿子杨元和为征虏将军，杨头为辅国将军。杨头是杨文德的远房堂兄。杨元和虽然是杨氏的正统，朝廷因为他年龄太小而且缺乏才干，所以早先没有给他正式位号。他的部落因此没有确定的头领。杨头先前卫戍葭芦时，他的母亲和妻子以及子弟都被北魏人捉去，而杨头为宋坚守葭芦却毫无贰心。雍州刺史王玄谟上奏进言道：“臣请求任命杨头为假节、西秦州刺史，这样好安抚他的民众。几年后等到杨元和年龄稍长之后，再让他继承原来的家业。如果杨元和的才干不称职，便应将爵位重归杨头。杨头能够保卫汉川，使那里没有胡虏的祸患。他们那里只不过四千户人家的荒凉之州丢了虽然不足可惜，但一旦葭芦失守，汉川也就保不住了。”但孝武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孝建三年即公元456年正月初四（庚寅），孝武帝封皇弟刘休范为顺阳王，刘休若为巴陵王。正月十二（戊戌），他又封皇子刘子尚为西阳王。两天后，孝武帝纳右卫将军何瑀的女儿为太子妃。何瑀是何澄之的曾孙，并于正月二十八（甲寅）宣布大赦。

二月初八（甲子），孝武帝任命广州刺史宗悫为豫州刺史。按通常的惯例，州府内部讨论的事情，僚佐们都得在自己发表的意见书上签名，同时安置了一个典签的职位，由他来整理决定。刘宋时代担任方镇大员的皇子多数年龄幼小，都是让他们身边的亲信担任典签，所以典签的权柄较重。到这时，虽然出镇方藩的皇子相对年龄已经大了，或者出镇方藩的不再是皇室成员，但典签照样负责接受诏命传达上旨等重任，执掌州府的枢要，刺史不能专擅权力。当宗悫成为豫州刺史时，临安人吴喜担任典签。宗悫所施行的州政和刑法，吴喜在执行上经常违背他的旨意。宗悫非常生气，说：“我宗悫年近六十，为国家竭尽了全力。现在只得到一个斗大的州府，不能再和一个典签分享这权力！”吴喜害怕得赶紧磕头谢罪，直到额头流血为止。宗悫这才作罢。

闰三月初三（戊午），孝武帝任命尚书左仆射刘遵考为丹阳尹。闰三月十八（癸酉），鄱阳哀王刘休业病逝。

太傅刘义恭觉得南兖州刺史西阳王刘子尚很得孝武帝宠爱，便想回避他，因而要求辞去扬州刺史的职位。秋七月，朝廷解除刘义恭的扬州牧。七月二十三（丙子），朝廷任命刘子尚为扬州刺史。当时荧惑（火星）徘徊在南斗宿周围，孝武帝因此放弃了西州原来的馆舍，让刘子尚将扬州的州府搬到东城，好躲避可能的天灾。扬州别驾从事沈怀文建言道：“天道显示的变化，应当用仁德来消除。今天即使把西州的府舍全都空出来，恐怕也于事无补。”孝武帝没理他。沈怀文是沈怀远的兄长。

九月初十（壬戌），孝武帝任命丹阳尹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十月二十五（丙午），太傅刘义恭进位为太宰，兼领司徒。

十二月，濮阳太守姜龙驹和新平太守杨自伦带领属下官吏和平民丢弃自己郡守投奔北魏。

孝武帝打算迁移青冀二州的镇所到历城，朝廷大臣多数持不同意见。青冀二州刺史垣护之说：“青州北有黄河和济水，又有很多湖泊沼泽，所以并不是胡虏要来的地方。他们每次前来入寇劫掠，必定要先来历城。将这二州并到一块迁往历城，将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历城北面又靠近黄河，北方人民前来归顺也比较容易。这样，眼前考虑可以平息百姓的忧患，长远考虑可以申扬国家的王威。这的确是安定边境的好主意。”于是就这么决定了。

元嘉中年时，官府铸造和流通的四铢钱，轮郭和形状都和五铢钱相同，造假钱因而费工夫而得不到多少好处，所以民间不怎么盗铸。孝武帝即位后，又开始铸造所谓“孝建四铢”的新钱。新钱形状薄小，轮郭也不成形，于是盗铸假钱的人很多；有人还将铅和锡混进假钱，还有人翦凿古钱，因此钱变得越来越薄小了。地方官吏无法禁止盗铸假钱，为这事被处死和免职的官员相继不绝。盗铸假钱越凶，物价就变得越贵，因此朝廷非常担忧。去年春季，朝廷下诏，凡是形状薄小没有轮郭的钱都不能在市场流通，民间因而怨声载道。这年，始兴郡公沈庆之建议说：“应当听任民间自己铸钱，而让郡县设置钱署。乐意铸钱的人家都应该被安排在钱署之内，统一标准，除去伪杂。去年春季所禁止的新钱，允许它们暂时流通一段时间，而现在新铸的新钱则全部按照统一的规格标准。官府将从一万新钱中抽税三千，严格检查是否还有人盗铸。”

丹阳尹颜竣不同意，他认为：“五铢钱的轻重是在汉代时定下来的，魏晋以来，从未更改过。这正是因为物品和货币都很公平，改了容易导致假币的缘故。现在却要让去年春季所禁止的钱再拿到市场使用流通。如果钱币不管厚薄大小都可以流通而不用使用公家铸的，那么盗铸的人就非常有利可图，也就会不择手段。这样一来，私铸新钱和翦凿古钱将越发不可禁止。到时候，财富没有增加，大钱就已经耗竭了。用不着几年，大钱将都变成尘土。如今对新钱的禁令刚刚实行不久，那些大小厚薄很不一样的钱很快就会自行消失，用不着惊动圣上。只有官府库藏的空匮，才真正是值得担忧的事情。现在让那些细薄的新钱流通，官府则不可能增加收入。百姓也许富裕了，却解决不了官府缺钱的问题。只有靠节省费用，消除奢华，一心都在节俭上头，这样才行。追求富足的办法，没有比这样做更有效的了。”

议论这事的大臣们也有人认为“铜的转换很困难，还是应当铸二铢钱的好。”颜竣说：“持这意见的人以为官府的库藏空虚，所以应当改铸二铢钱；天下的铜很少，所以应当减少钱币的重量，以改变目前的弊病，这样既增加了国库的收入，也减轻了民间的负担。臣的愚见觉得不是这样。如果现在要铸造二铢钱，任意采用细薄的货币，对于官府来说，并不能解决府库空乏的问题，而民间投机取巧的人却大有机会可趁，天下的货币最终将全都糜烂破碎。你尽管可以严厉禁止盗铸，但有暴利的犯法事情却很难禁绝。不过一两年时间，这二铢钱的弊病将无法挽救。民间已经意识到我们要将大钱改为小钱，再加上害怕近来对新钱的禁止，所以市井之间，一定会发生争执骚动。远处的利益还没看到，近处的问题就层出不穷，结果富商得志，贫民困窘。这是完全行不通的办法。”朝廷这才作罢。

颜竣父亲金紫光禄大夫颜延之也在这年病逝。颜竣官居高位，身份贵重，但他为父亲提供的一切，颜延之一概不予接受，仍然穿着布衣，住着茅屋，简朴寒酸得和从前一样。他经常乘坐赢弱瘦牛拉的笨车，一旦遇上颜竣前呼后拥还有仪仗的车队，总是退让到路旁。他常跟颜竣说：“我平生不喜欢见到要人，今天却不幸见到你！”颜竣要修建大宅院，颜延之跟他说：“好好修吧，不要让后人笑你太笨拙了。”颜延之曾在早晨去看望颜竣，见到他家宾客盈门，而颜竣尚未起床。颜延之生气地指责他道：“你出身在粪土之中，现在却上升到云霞之上。怎么马上就骄傲到如此程度？这样怎能维持得久！”颜延之去世后，颜竣因为父亲而丁忧离职。才过了一个多月，孝武帝就又起用他为右将军，照样兼任丹阳尹。颜竣再三推辞，连上了十道表章，但孝武帝不肯。他派中书舍人戴明宝到颜竣家里强行将颜竣抱上车，载着他前往丹阳郡的府舍。孝武帝还赐给他一套布衣，而用彩色的锦纶当作棉絮塞进衣套里，派负责服饰的官员亲自去替颜竣穿上。

这期间，北魏没什么大事。一些小事就记载如下：

公元455年春正月，北魏车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拔有罪，被赐死。六月初二（壬戌），北魏改元为太安。

六月二十八（甲申），魏高宗拓跋濬出去视察后回到平城。七月二十七（丙辰），魏高宗又来到河西，直到八月二十八（丁亥）才回到平城。十月十二（庚午），北魏任命辽西王常英为太宰。

翌年即公元456年正月二十九（乙卯），北魏立贵人冯氏为皇后。皇后是辽西郡公冯朗的女儿。冯朗曾任秦雍二州刺史，后来犯事被杀，冯氏因此被籍没入宫，显然因为惊人的外貌而被魏高宗看上而娶入后宫，最后升为皇后。

二月初一（丁巳），魏高宗立儿子拓跋弘为皇太子。他先让太子的生母李贵人把希望的事情逐条记下来托付给她的兄弟，然后按北魏的惯例赐她自尽。

同时，丁零数千家躲藏在井陉山中为盗，北魏选部尚书陆真和州郡联合出兵将他们都消灭了。八月，北魏平西将军渔阳公尉眷出击伊吾，攻克了他们的城池，缴获了很多东西后才回来。

十月初三（甲申），魏高宗出巡后回到平城。

十一月，北魏任命尚书西平王源贺为冀州刺史，改封他为陇西王。源贺上疏说：“今天北虏的游魂还在威胁着我们，南寇也占据险要虎视眈眈，所以疆场之间，还必须加紧防务。臣的愚见是，除非大逆不道或赤手空拳杀人的罪犯，对那些犯有贪赃盗窃以及过失杀人等本应处死的罪犯，都应当给予原宥，然后派他们去守卫边境。这样一来，那些本来就要失去身体的人将得到再生的恩典，而原来被征徭役的家庭则可以得到休息。”魏高宗采纳了他的建议。许久之后，他跟群臣说：“朕采用源贺的建言，一年下来救活了不少人，也极大增加了卫戍士兵的人数。你们如果人人都能像源贺那样，朕还有什么好忧虑的！”刚好武邑人石华告发源贺谋反，有司将这事报告给魏高宗。魏高宗说：“源贺竭尽全力忠诚地为国家办事，朕敢为你们担保，绝对没这样的事。”便命令对这事进行全面调查，结果发现石华果然是诬陷。魏高宗把他杀了，然后趁机跟身边的人们说：“像源贺这么忠诚的人，还免不了被人诬陷诽谤，所以不如源贺的人能够不更加谨慎吗！”

也是这年，北魏定州刺史高阳人许宗之贪得无厌，深泽百姓马超揭露了他贪赃的行为。许宗之让人将马超殴打致死，又怕他家人去告状，便上疏诬告马超诋毁朝政。魏高宗说：“这里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朕身为天下的主人，哪里会害怕马超说这样的话！一定是许宗之害怕自己的罪恶暴露而诬陷马超。”于是派人详细调查，发现果然如此，于是将许宗之押到京都南市处斩。

要想知道宋魏后来的情况，请看下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