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抗日烈士遺孀的人生遭遇

一位抗戰烈士遺孀的遭遇

在澳洲，有一个南京来的王奶奶，名字叫：王志芳，民国五年生人，今年98岁，如果加上天一岁，地一岁，今年已是百岁老人。
我们是在教会的一次传教会上认识的，距今也有20多年。
老人一口乡音，说话中气十足，思维清晰，待人接物很有分寸。
南京人在澳洲很少，因此我们一些南京人常常邀请老人出来参加我们的一些聚会，把她当作大家的长辈。
我们了解到，王奶奶是70年代后期作为家庭团聚移民澳洲的，这里有她一个60年代就从香港移民澳洲的小女儿。
老人说，她刚刚抵达佩斯（一般中译为“珀斯”——高注）时，整个西澳洲的中国人不多，也就几百个家庭。多数是从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来的。
大陆来的华人，她是第一家，可以说，她是改革开放的大门敞开后移民澳洲最早的一个华侨。
老人的家离我住的不远，我常常去探望，开车带老人上个医院，去个教堂，上唐人街买买东西什么的。
老人说她是个文盲，以前住在三牌楼，在三牌楼菜场当过营业员，后来下放到苏北建湖县，77年直接从农村移民澳洲……
我们对老人的了解也就这么多。也不需要再了解什么，都是老乡，这就足够了。
南京人，乡土观念是有名的，极看重乡情，我们聚在一起，一律不许说英语，不许撇京腔，大家一水的南京话，这种聚会，实在是在海外的南京人聊补乡情的精神会餐。

交往的时间久了，有时我会感到一丝疑惑，老人是文盲，可是在她常坐的沙发旁，我几次看到放有老花镜的镜盒，而且，老人说话的一些修辞，不像一个文盲。
一次，我们为老人过八十寿诞，见到了他刚刚移民澳洲的儿子陈志和儿媳。她的儿子是一个内向缜默的人，是66年南京支援新疆建设兵团的原5中学生，儿媳要健谈的多，是13中的老高三，我们有谈资了，都能说出许多互相认识的朋友。
“我 们家苦哦！”老人说，一口老南京：“文化大革命时候，大儿子没得学上，只好到新疆，大女儿在新疆嘛，二女儿在香港，只有我一个孤老太婆，还给下放到苏北， 怎么活啊？我好在还会踏缝纫机，就给人做点针线活，人家也穷唉，没得钱把我，有，就送点吃的，送点蔬菜，好点的送点鱼虾，就这么糊唉，糊了6年……一直到 移民澳洲才算拉倒，要不是来澳洲，我这一把老骨头就摔在苏北唻!”
这个话题太沉重，今天可是老人的华诞，是个喜庆的日子，我赶紧想叉开话题。
“他妈的，这个理去跟他妈的谁说去？!”硬邦邦甩出一句国骂，老人的儿子陈志开腔了，他刚刚喝了几杯酒，脸涨的通红，“说我成份不好，他奶奶的，我老子陈中柱是抗日将军！”
后面的话，是吼出来的。
像被电打了一般，我们全都像被定格的影片，怔怔地看着他。
兴许是在边疆多年，她儿子身上没有了一点南京人特有的随遇而安，庸懒散淡，带着大漠的风尘，口音里也是浓浓的西北风。
王奶奶显得有点不安，低声说：喝你的酒！
可是，我再想调节气氛，整个晚宴的气氛也都是闷闷的。

我喜欢了解点历史，特别是抗战时期的。晚上我想了一下，与一个朋友通了电话，他是台湾通，请他查一查陈中柱将军这个人。因为陈将军，显然只能是国军将军，不会是共军的。
一天以后，我就得到了反馈，国军中，确实有这么一个将军，江苏籍，黄埔六期，41年殉国。再详细的信息就没有了。朋友说，如果能够到台湾，可以去那里的忠烈祠寻访一下，一定会找到更多的资料。
机会很快就来了，不久，为了一个生意上的事，我来到了台北。

办完俗务，我闯到了基隆河畔的忠烈祠，参拜这一座久仰的祭坛。
我仰望着书写着“成仁、取义”的庄严牌坊。
台北忠烈祠始建于1969年，由蒋公亲笔榜书。正殿及两边配殿层叠树立着密集的神位，有名有姓的享祭者凡49万余人。
我惊奇地了解到，仅仅抗日战争八年，民国折损的将官竟达两百余名。整个二战的盟军战场，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付出过如此惨烈的代价。
我独自凭吊在空旷的殿堂中，仿佛置身于漫无边际的坟地。那些早就在史书上熟悉的赫赫有名的战将，向我走来；一个世纪的亡魂似乎仍然列阵于战火未尽的云天，在等待我这个晚辈前来追问和祭奠。
我径自来到管理处（他们仍叫指挥部），查询我岳祖父计雨亭的叔叔马玉仁的信息。他们一番殷勤检索，很快就找到了。（另文叙述）

我又请他们帮助寻找陈中柱将军，他们把我带到一间展室，赫然见到了墙上挂着的一张陈将军的戎装照片，陈将军浓眉大眼，仪表堂堂，神情安详刚毅。生平栏里如此介绍：

陈中柱，字退之。公元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九月初三，出生于今建湖县草堰口乡堰东村一个农民家庭。

1927年陈中柱出走南京，入江苏省警官学校学习。1928年又转入南京军官研究班，1930年结业，编属黄埔军校第六期。后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特种团第三总队少将团长。参加过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
1941年6月初，日伪军分几路“扫荡”，围剿驻守泰州的陈中柱指挥的第四纵队。激战几日，他身中六弹壮烈牺牲，年仅35岁。
敌 人打扫战场时，发现了他的尸体，把头颅割下带到泰州的日军司令部。将军的无头尸体，由当地百姓用门板钉了一口棺材下葬，并插上一块写着“陈中柱将军”的木 牌。后来，将军遗孀王志芳独闯日军军营要回头颅，这才重新安葬在泰州西门外西仓桥下一个唐姓地主的田里。以后，将军的事迹被谱成曲：断头将军之歌，至今镌 刻在台北忠烈祠堂。
这时天色已晚，我心情沉重地离开，内心慨然，已是泪留满面。
总指挥是个老者，执意要在雨中送我出门，他感伤地说：——近七百万人的死亡，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搜集齐全。
可是和大陆无数抗日牺牲的烈士及其眷属遭遇的冷漠无情相比，台北忠烈祠能够做到这样，在我眼里，已是圣人。
我一向受到的教育是，抗战期间，国民党畏敌如虎，消极抗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而抗战胜利以后，他们要下山来摘桃子了。这个描述很形象，大王的话语能力实在是叹为观止。
现 在我知道，国民党在整个抗战期间，牺牲了300多万将士，伤200多万，包括数名上将，几十名中将，近200名少将。击毙日军86万，伤50多万，伪军 100多万，这些统计，精确到日军的一个联队，一个中队，甚至是一个小队，参考了日我双方每日每次的战报和战后日军解密的文件。

我心情复杂地回到了澳洲。
我立即去拜望了王奶奶，老人见到我，有些激动，也有些惶惑，我对她说了我到了台湾，我向她竖起了大拇指，我说，王奶奶，你的男人是个英雄！
王奶奶有点激动，也有点意外，我向她叙述了我这次访问台湾的整个过程，并将我拍的照片拿给她看，照片的效果不好，20年前的相机水平还是胶卷时代，可是看着照片，奶奶已经感慨的无以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