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从小就进学堂。无论是在外婆家、跟父母去舟山、随奶奶到上海，念书没有耽误过。小学的费用低廉，中学就不同了。好在家乡有一所民办的鄞县联合中学，家里负担得起。没想到他刚刚读完一学期，学校就发出通告：“我校已完成抢救日寇占领期间宁波地区失学儿童的任务，现上级命令解散”，真是个晴天霹雳！

家境好一些的学生纷纷转去私立学校，爸爸不知道怎么办。小时候因逃学常常挨爷爷的打，现在却对读书很感兴趣。一天傍晚，他坐在湖边发愣，一位同学告诉他，奉化溪口的武岭中学正在宁波招生，“那是蒋委员长办的学校，不要学费！”第二天一早，半信半疑的爸爸带上肄业证书到宁波的报名地点，果然有这等好事：不仅免学费，还免食宿。

笔试完不久，爸爸就接到录取信，他被“双规”－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去上学了。那真是他一生最最奇妙的事情：一个无钱、无权、无背景的“三无”贫困子弟，竟然进入了皇家中学！

在武岭中学的头两个学期，一切都美好极了。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败退，国民政府给学校的补贴减少。学生的种种优惠逐一取消，使爷爷奶奶的负担徒然加重。爸爸痴迷读书，考大学的决心把家里拖向极度困境。在这个家庭，奶奶重男轻女，爷爷重女轻男，兄妹俩地位相当，姑姑特别聪明。然而到了二取一时，辍学回家的总是女孩子。

奶奶曾对我说起当时的情况，“他央求我让他念书，说将来会挣大钱还我。可是大钱没有挣到，苦头却吃了不少”－爸爸因“皇家中学”的经历，文革中遭到清算，灰头土脸很多年。

1999年5月的一天，《新民晚报》上出现了杨澜采访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崔琦的报道。杨澜问：“如果您十二岁那年不到国外，而是留在河南农村，今天会怎么样？”崔琦说：“如果我不到国外，三年困难时期爸爸妈妈就不会死”。这时候爸爸想到了自己，如果当年不在武岭中学继续读下去，爷爷奶奶就可以少吃很多苦，天资聪明的姑姑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成就。把全家拖入绝境，他至今回想起来良心不安。

解放大军渡过长江，武岭中学终于解散。宁波的出海口被国民党把持，捕鱼业瘫痪。爷爷的失业，使爸爸的求学梦彻底破碎。父子俩每天划着小船，在东钱湖周边贩卖螺蛳、芋头等，维持最低水平的温饱。

共和国成立了，爸爸凭着在武岭中学打下的良好基础，考上了宁波中学，在人民助学金的帮助下继续高中学业。那时候学习环境安定，过着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满脑子考第一第二名、进名牌大学，与在饥饿线上挣扎的爷爷奶奶形成巨大反差。

1951年，爸爸去了浙江大学数学系。第二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他又跟着数学系从杭州来到上海，此后一辈子从事数学教学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