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谢绝转帖）

幸福的童年，就是有一群鸡相伴。

小时候的家在城乡接壤处的小区，一排排整齐的日式双层房子，每家都有一个小院子。70年代上海的副食品供应相当有限，因此小区里家家户户都养鸡。

大人成天开会学习，孩子得承担不少家务。养鸡这个活儿轻松又有趣，没有谁不愿意干。而每年春天去孵化场买小鸡，无疑是最令我兴奋的时刻。出门前，我会给篮子底上铺一层报纸，待会儿小鸡细嫩嫩的爪就不会卡进缝里。走进孵化场，总有几只鸡抬起头看着我，似乎在恳求：带我回家吧！

来，你们统统都是我的！小鸡们被我一一捧进篮子里，盖上一块毛巾，小心翼翼地提回家。

初春的上海乍暖还寒，小鸡们冻得挤在一起，我会给它们找个暖和的住处，度过刚出壳的头几天－家里那只用旧的草编饭窠，无疑是最合适的保温箱。我常常贴着耳朵听，“叽叽叽”的叫声传出来；掀开盖子，一只只小眼睛眨巴眨巴。

家里也曾孵过一次小鸡。看着母鸡把肚子上的毛啄掉，整日趴在一窝蛋上，好想去帮它一把。当某天早上发现那胖乎乎的身子下面冒出几个小脑袋，心立刻被融化了。

歌里唱道－“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象块宝。。。”自家孵出的小鸡有妈妈照顾，我就可以少操很多心。母鸡对宝宝们可细心了：带它们玩，喂它们吃。要是遇到下雨，她就张开翅膀，让小鸡躲着。若是有宝宝走丢，她还会大呼小叫。母鸡在门外很安静，说明小鸡都安好。

有鸡相伴的日子，是温馨甜蜜的日子。

文革期间作业不多，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小鸡们身上－负责它们的一日三餐；确保它们不打架、不生病、不走丢；我给它们起了名字：小白、小黄、小花、翘尾巴。。。我把它们每天的表现都写在黑板上：谁去了邻家的院子，谁把谁的脸上啄出了血，谁吃饭时不见人影－总之尽是些鸡世界的鸡毛蒜皮。要是被别人的鸡欺负了，我还要为它们讨回公道。还有，上海的夏天雷雨多，若不及时将它们唤回来，会因淋雨而生病，甚至因惊吓而走失，再也找不到。所以，每当天突然变暗，小区里就响起高一声低一声的呼鸡唤鸭声音。

有鸡相伴的日子，也是悲欢交织的日子。

鸡是我的心肝宝贝，更是家里的副食品银行。每当一群鸡初长成，爱打鸣的公鸡就要被淘汰了。任凭我哭闹抗议苦苦哀求，妈妈不会改变主意。这时候只有《骊歌》能表达我的痛楚－“看那乌云已遮没了山顶，啊离别的时刻已经临近。我不能留你们在我的怀中，只有默默埋藏这颗悲痛的心。再会吧！再会吧！紧紧拥抱，最后一吻。”

当厨房飘来香味，我的悲伤已经褪去。那天的餐桌上会有一大碗飘着黄橙橙的鸡油和碧绿葱花的汤，我迫不及待地在闪亮的粉丝中间找寻鸡血、鸡胗、鸡心、鸡肠。好香啊好香～此汤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尝！－这样的悲喜剧每年上演几回，如此理论与行动脱离的行为被妈妈笑话。

有鸡相伴的日子，更是担惊受怕的日子。

相比性别歧视，更可怕的是到处张贴的标语－“城镇居民不得养鸡喂鸭”

城市里养鸡不卫生，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可是在食品匮乏的年代里，谁还在乎这些呢？孩子们与小动物感情深厚，谁会嫌它们脏呢？有一阵子经常搞杀鸡运动，我曾亲眼看着我的小鸡被红卫兵一把逮住，以最快的速度掐断脖子扭断腿。面对如此残暴的行径，我心中的愤怒无法用语言表达，却能转化为强大的动力－保护小鸡的使命，比保卫祖国更加神圣！捍卫小鸡的决心，比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更加坚定！

幸好红卫兵也是人，他们也有家庭，他们的家里也有小鸡。正如革命队伍中不光是江竹筠，更有蒲志高一样，每次“大扫荡”之前，有些人会故意透露消息。毫不夸张地说，那年头，杀鸡比杀反革命的消息传得快，关注度也高多了。

生死关头，人们竭尽全力保护小鸡。日式房子的特点是结构复杂壁橱多，鸡藏在屋里不容易被发现。有段时间我早上起床把鸡喂饱，将整个箩筐搬到卧室的壁橱里，拉上帘子之前对它们说几句抱歉安慰的话。锁上门，一整天不敢回家。风声最紧的时候，妈妈把两只母鸡送到农村的朋友家寄养。那些日子我愁云惨雾：你们吃得好不好？有没有被欺负？寄人篱下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

大人们养鸡纯粹为改善生活，而孩子们视鸡为伴侣，把全部的爱都给了那些小生命。

有鸡相伴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每当想起童年的家，我能听到它们咕咕的叫声，摸到它们松软的羽毛，和带着它们体温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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