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atherine C. McKenzie, MD
已六个星期没给妈妈一个拥抱了，话又说回来，自冠状病毒病-19（COVID-19）大流行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以来，世界各地有数百万的女儿与我一样，可以说同样的话。
妈妈就像我已经照顾了25多年的许多老年患者一样：脆弱，脆弱，但是非常独立并且生活在家里。她之前只住过5次医院：几个女儿的出生和更换主动脉瓣。今年母亲节，我给妈妈打电话时，她却气喘吁吁，说她非常嗜睡。她不能平躺着，也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妈妈以为呼吸急促是因为哮喘加剧，只需要服用一下激素，但是我的一个姐姐住在妈妈附近，姐姐和我都不太确定那是问题所在。我们想让她远离医院；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让她远离COVID-19，我们担心如果让她住医院，可能会导致暴露于Covid-19之下。但是我也很清楚，由于患者们远离医疗机构，因此他们错过了许多严重疾病的诊治机会。
我住在离妈妈150英里外的地方。很明显，妈妈在几个小时内没有好转，我姐姐开车去了妈妈那里，叫了一辆救护车。姐姐戴着口罩和手套，帮助妈妈收拾了一些衣服。紧急医疗救助人员将母亲放在一辆救护车上，并报告妈妈的血氧饱和度为80％。我姐姐被告知不能和妈妈一起上救护车，也不能在急诊室见她。车开走时，姐姐忍不住想，这也许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母亲了。然后妈妈被救护车送走了。通常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在生病时会轮流坐在病人床边。我们会保持幽默，保持警惕，并为患者和我们自己提供支持。但是妈妈这次是自己一个人病了。患者家人不确定性的感觉和痛苦的情感，交织于最脆弱的孤独感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当救护车离开的那一刹那，似乎妈妈独自一人跌入了深渊。我们曾想象过到达急诊室，面对蒙面和戴手套的医院工作人员，禁止除患者和前线工作人员之外的任何人进入。我们可以哄着还是乞求坐在妈妈旁边？都不会的。
当我在家中听着妈妈在隔着2个州远的急诊室接受检查时，这一切听起来都很耳熟，我给医院送去过数百名这样的患者。漫长的等待，大量的检查, 还有那等了20小时还没有等到床位的感觉。作为医生，我了解。现实就是这样。但是作为一个女儿，至少我仍然想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在妈妈的身边，与工作人员交谈，提点建议，为妈妈整理一下毯子，因为她总是很冷。取而代之的是，我可怜兮兮地向前台求助，希望听到从护士那儿传递过来的消息，然后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电话。在我妈妈等着轮床时，这距离和同样的的孤独感加剧了疾病始终伴随的内在不确定性。
入院后，需要进行一天的血液检查，利尿和各种监测。然后令人发疯的电话来了：昏迷无反应，心动过缓，低血压，多巴胺输液紧急挂起。接下来，是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是否要在心脏导管实验室中为妈妈放置一个临时起搏器，转移到重症监护病房，解除以前确定的的DNR / DNI（不复苏和不插管）愿望？当她的意识减弱时，我勇敢的母亲向床边的医护团队低声说：“我准备好去死了。”但鉴于突然的变化，医疗团队仍然要求我澄清一下，因为我是她的法律代理人。我建议与我的姐妹们进行电话会议，在那儿，我们声音微颤，确认妈妈不希望自己的护理升级了。我需驱车3个小时才能赶到医院，所以我要求继续给她用血管加压药，一位姐姐已经先到医院了。最后，我们能够坐在妈妈病床边了，因为妈妈的治疗管理方式已经改为仅舒适护理。最后一刻，说再见。妈妈快离开我们了，但最后我可以抱住她，因为在“ COVID-19时代”，正如我们现在经常说的那样，只有在死亡临近时，家人才能见上病人一面。
当我姐姐和我聚在妈妈的房间里，其他家人用通电话方式加入时，我们联系了医院的牧师来主管最后的仪式。我的天主教信仰已经不是那么认真，但根深蒂固，但我的母亲仍然是一个信徒，他希望看到牧师庄严地手持一本祈祷书，以一种其他仪式无法保证的方式，在生命的尽头使我们心安。我们和妈妈坐在一起等候时着等他的到来，但是不久我们就意识到他也不会来了。相反，电话响了。COVID-19颠覆的一切：牧师只能在电话里做仪式。如果我可以像过去6周那样通过电话控制病人的高血压，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电话会议上祈祷？它奏效了：电话里发出了永恒的安慰之词，我姐姐代表牧师对我们母亲的额头实行神职礼。
他结束讲话时，房间里传来一种和平安宁的感觉。血管升压药停止了，我们关了灯，在等待的时候房间变得越来越安静。到这个时候，妈妈已经对COVID-19进行了两次阴性测试。那天晚上我在她的病床与妈妈一起睡觉，这是几周以来的第一次。我知道她不会感染我。由于她要去天国了，所以我不在乎我对她的冒险（传染给妈妈）。
但是妈妈没有死，她睡得很香。尽管是舒适治疗，但第二天早上她的生命体征显示出明显的改善。尽管还不完全正常，但她整夜已经稳定下来。最初被认为是败血症或另一种心肌梗塞的原因可能是迷走神经发作，并伴有一些血容量不足。经过更多讨论，我们决定重新开始她前一天接受的非重症监护，并暂停舒适措施的要求。
看到她病情在改善，我们非常感恩。但是残酷的COVID-19讽刺再次真名病毒本身。既然现在她越来越好了，我们再次离开了妈妈身边。她再次独自一人，努力奋斗，但还活着。
妈妈回到家中了，每天都在改善，每天仍要与她已有的慢性病作斗争，但与我们所有人一样，在可预见的将来，COVID-19仍会给她带来威胁。我们打电话给她，让她患上严重但可以治愈的疾病时送她去医院，当然要冒感染COVID-19的危险，但会问在她上救护车之前是否应该接受治疗。在与大流行有关的残酷折磨中，还有很多，最具有戏剧性意味的是，我与妈妈亲近的唯一时候竟然是是当我们差点失去她的时候。我们渴望与亲人（许多是最脆弱的）亲近拥抱，但他们必须像他们的生活一样-保持社交距离。因为他们当然会这样做。
from June 30, 2020. doi:10.1001/jama.2020.1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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